索尼的回答很坚决，坚持“父死子继”的原则，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口气虽然坚决，“必立其一”，内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来两黄旗也已知道两白旗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君的消息，对自己的立场做了一定的修正，后退了一步。
共定风波（5）
当时的情势是，原来的天子自将上三旗，显然拥立皇子；两白旗则坚持拥立皇弟；代善的两红旗处身事外作壁上观；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倾向于上三旗。
这中间还有一股十分重要、往往被忽略了的力量，两黄旗立场的修正，也许正是这股力量的作用。这力量来自凤凰楼下高台五宫，来自身为大清国母的尊贵的皇后哲哲和皇妃布木布泰。
宸妃海兰珠病逝后，五大福晋只余下四位，皇太极再没有选新人来入主东关睢宫。皇太极病逝时，后宫当属蒙古博尔济锦氏的天下。对于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后宫当然也非常关心，其程度决不亚于激烈对峙的两黄旗和两白旗。她们当然主张立皇子而不是皇弟。
此时由尊贵的五宫后妃所生的皇子只有两个，一个是庄妃布木布泰所生的皇九子福临，这年刚刚五岁多；另一个是西麟趾宫贵妃娜木钟所生的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这年还不到两岁。因为皇后哲哲无子，按皇子贵盛的等级而言，福临和博穆博果尔是头一等，地位高于豪格，更高于其他侧妃庶妃所生之子。以贵而言，皇九子、皇十一子最有资格继位。
就皇后和宫妃的自身利益来说，她们也决不希望与她们毫无亲缘关系、今年已经三十四岁的豪格继位，因为那显然会使她们永远被遗弃在冷宫养老，度过凄凉的余年。而在皇九子与皇十一子两个孩子中，无论是从年岁还是从起主导作用的皇后哲哲的倾向来说，中选的必然是庄妃之子福临。
两黄旗旗主皇帝本人去世，尊贵的皇后还在，皇帝皇后同是主子，旗下大臣都是奴才，两黄旗大臣怎敢违逆皇后？再说两黄旗及正蓝旗这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在继位问题上，与皇后皇妃有最大的一致处：立皇子。至于立豪格还是立福临，对上三旗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两黄旗大臣们或是被召进凤凰楼，或是得到后宫之主派人送来的懿旨，向他们指出：两白旗坚决反对豪格继位，如果两黄旗依旧坚持，将会产生僵持不下甚至内乱的后果，不如就立福临，可以两全。
这就是当多尔衮在三官庙召见索尼时，索尼态度变化的真正原因。
上三旗态度改变，镶蓝旗的济尔哈朗也会跟着改变。两红旗终是骑墙，不足为虑，关键就在两白旗有没有可能改变态度，最重要的就是多尔衮能不能退让了。
皇后哲哲召见了睿亲王多尔衮。
多尔衮曾多次出入后宫，不仅因为他是皇太极最信任最重用的幼弟，还因为他的嫡福晋也是科尔沁博尔济锦氏家族的格格，是庄妃的堂姐、皇后哲哲的堂侄女。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七月，皇太极又把东衍庆宫淑妃带来的，她与林丹汗所生的蒙古格格赐婚给他。所以，多尔衮与现存的四大福晋中的三位都有姻亲关系。
清宁宫中，皇后以国母之尊，表示了立皇子的强硬态度，告诉多尔衮上三旗和镶蓝旗的退让程度，即可以扬弃豪格但决不立皇弟。她希望他为国家大局着想，不要因争位而使祖宗百战艰难而获得的宏业毁于一旦，妥善化解目前的僵局。为此，皇后提出了立福临、设摄政王的主张。
多尔衮来到西永福宫探望皇后提出的皇位继承人——尊贵的皇九子。然而，他面对着的是孤苦零丁的母子俩：布木布泰和她五岁的小儿子福临。
丧夫的剧变和为儿子能否继位的日夜思虑焦劳，虽然使布木布泰憔悴了许多，但无损于她的美貌和她特有的优雅气度，这正是多尔衮多年来最为熟知、最为倾慕，也是他从任何别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得不到的东西。她是那样妩媚动人、楚楚可怜，一双明净如秋水的眼睛却永远因为蕴藏着智慧而显得深不可测，就像两汪清洌的寒潭水。
多尔衮抚慰了幼小的侄儿，而后便与布木布泰长久地对视着，默默无言。
其实，他们两人已无须多说什么。
他们之间并不隔着任何东西。
他们自十二三岁，还是少男少女的时候，就彼此熟知；在家族内，他们各自都因在自己的一群中出类拔萃而相互倾慕；他们更因志同道合而暗自引对方为知己，在有关进退升迁的内外事务上，他们都会暗中为对方出力帮忙；尤其在宸妃海兰珠专宠后宫、布木布泰失宠的后几年里，他们的心向往之的神交，迅速地上升为彼此的爱恋，“郎有心，妾有意”。只是因为宫禁森严和名分的限制，他们一直把炽热的爱恋压在心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
如今，海兰珠去了，皇太极也去了，按照满洲和蒙古的传统习俗，兄死嫂嫁弟，除了皇太极的丧期这个问题之外，他们两人由叔嫂变为情侣，甚至变为夫妻，已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但布木布泰何等聪明，她绝不会在此时匆忙地付之行动，她可以用目光、用表情，甚至用有意无意、半推半就的某些姿态表达心意，然而，必须在福临登上皇位以后，她才会实现以身相许的承诺。
多尔衮面对这样的情势，如何抉择？
和硕兄礼亲王代善，也被请进清宁宫，同皇后皇妃商讨过继位的人选。老迈的礼亲王总是那样模棱两可，其实他心里有数，也已拿定了主意。
后宫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秘而不宣的，都是由皇后哲哲出面的。但是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真正的策划者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因为只有她在高台五宫的大福晋中具有这样杰出的政治才能，因为只有她的儿子即位当皇帝，她的地位才能从第五升到第二，才能当上皇太后。
共定风波（6）
皇太极是八月初九日去世的，直到他死后的第六天，八月十四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才在崇政殿前召开。这六天中有多少幕后活动，难以记述。现在到了公开较量的白热化阶段了。
这一天的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便会于大清门对天盟誓，要同心协力，誓立皇子，并命令两黄旗的巴牙喇兵（即皇宫禁卫亲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说是保卫会议，实际是控制会议，以武力相要挟。这使得议立嗣君的会议一上来气氛就非常紧张。
崇政殿，是皇太极生前处理朝政的皇宫正殿，直到此时，他的棺柩遗体还停放在殿中。诸王大臣就要在先皇的灵柩前上演一出嗣位争夺战的大戏了。
会议开始，索尼和鳌拜抢先发言，提出了立皇子的要求。多尔衮命大臣们暂退，因为这是诸王议立嗣君的会议，大臣无权参与。大臣们遂退后静听，不得出声。
沉默片刻，资历最高、年长威重的礼亲王首先发言，他说：“帝逝当立皇子。豪格乃帝之长子，当继皇位。”第一句话，表示了他无意于争位，也不同意皇太极的其他兄弟继位的基本态度；第二句话是他欲擒故纵的伎俩。他其实已经知道豪格被两黄旗和后宫协议弃去，提出豪格一来加重立皇子论的分量，二来也维持他和豪格的良好关系。
郑亲王济尔哈朗接着表示附和礼亲王的意见。
肃亲王豪格显然深知内情，此时便冷冷地说：“我福少德薄，不能当此大任！”说罢，竟退出会场。
豪格一走，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就更加坚决地反对立豪格，说两白旗大臣都怕豪格继位后不得活路，可知他如何的不得人心。
本人退席、反对者又非常强烈，代善和济尔哈朗顺势收回提议。这样，就以豪格性柔、能力不足以服众为理由，否定了豪格的继位可能。
趁此机会，白旗二王多铎和阿济格立刻劝睿亲王多尔衮继帝位。多尔衮却不明确表态，犹豫未允。
多铎按捺不住，竟急不可待地说：“睿王若不允，就该立我！汗父遗诏中列有我的名字！”
多尔衮立刻反驳他：“汗父遗诏中也有肃亲王的名字，不独有你一个。”
多铎气鼓鼓地说：“要是不立我，论长就该立礼亲王！”
礼亲王一听多铎提到的三个人选：多尔衮、多铎自己，还有他代善，都是皇太极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皇子，便十分圆滑又十分巧妙地说：“睿亲王若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还是应该立皇子。我老了，难胜此任了。”
代善把自己的意见最后又落实到了“立皇子”，这无疑是对两黄旗大臣的一种提示，也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一齐佩剑而前，大声说道：“我们吃穿都是皇帝恩赐，养育之恩大于天！如果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从死皇帝于地下！”
会场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因为两黄旗大臣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如果不立皇子，他们便不惜兵戈相见、血染崇政殿了！
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代善连忙声明说：“我乃皇帝之兄，因年老已多年不问朝政，又怎么能再参与议立大事呢？”说着，起身而去。
阿济格也跟在礼亲王后面一起退出会场。
多铎眼看事态突变，便也知趣地不作声了。
怎样打破僵持，解决继位大事呢？多尔衮面临着千钧一发的严重形势：自己若坚持登上皇位，不仅会导致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分裂、八旗军的分裂，还会产生内讧、内战等不堪设想的可怕后果，最终断送大清国的前途。机敏的多尔衮终于以大局为重，毅然放弃了继承皇位的第二次机会。他顺着两黄旗大臣的话说道：
“你们说得对！肃亲王既然谦让退出，无继位之意，那就当立皇九子福临为帝。只是他还年幼，由我和郑亲王左右辅政，分掌八旗军。待他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一折中方案，符合两黄旗大臣立皇子的原则，上三旗的地位不失；两白旗因旗主多尔衮为摄政王也得到实利；济尔哈朗与代善都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左右辅政，也是皇太极崇德末年的实际状况，不会引起非议。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再度达到新的平衡。于是，形成了决议，共作誓书，对天盟誓。
盟誓的地点仍在崇政殿，诸王、贝勒，满、蒙、汉文武大臣都参加盟誓效忠，共奉幼主福临为帝。时间就在争议的同一天，八月十四日。
这一次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皇权之争就此结束。后来虽然又发生过几件意在推翻公议、再立多尔衮的事件，但已经不能改变大局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五岁的福临在大政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盛大典礼，改明年为顺治元年，尊中宫皇后哲哲和生母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为皇太后，命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当多尔衮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群臣跪迎小皇帝登上八角金殿的宝座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宝座，两次都应该属于他，但两次都因为当时的形势使大好机会从身边溜走了。就算多尔衮的能力不及皇太极，难道也不及这个五岁的孩子？同是努尔哈赤的子孙，难道多尔衮就没有当皇帝的命？
在多尔衮苦涩的心里，要说还有几分安慰的话，那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情怀，大丈夫为他所爱的女人作出牺牲后所感受到的小小甜美了。
太后下嫁（1）
“天厌明祚”是句史书上常用的话，如果把天意看成是民心的总和，那么用这句话来解释明朝的灭亡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明朝之亡，亡于政治的极端腐败和残酷剥削压榨造成的民心大变，大饥荒只不过是导火线。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很快就汇集成冲天怒焰，汇集成李自成的数十万农民大军，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攻进北京，推翻了这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自缢在煤山老槐树下。
消息传到盛京，清王朝统治层中对是否入关还颇有分歧。因为此时明军已弃宁远，山海关外尽为清国所有，以长城为界，与乱糟糟的中原南北分治，已经是一份很不错的大家业了。
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极力敦促入关，指出现在进取中原正是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成基业以垂万世在此时，失机会而遗悔将来也在此时。他建议在战略上作出两项重大改变：一是明确主要敌人已不是明王朝，而是李自成农民军；二是把过去入关对明王朝的掠夺性战争，转变为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为此，必须严申纪律，秋毫不犯，一改过去八旗将士烧杀掳掠的恶习，变为“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
范文程的分析和建议，高瞻远瞩，积极进取，对多尔衮、济尔哈朗及诸王，对后宫的两太后，尤其是对年轻的布木布泰，都是极大的鼓舞！
还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正月里，皇太极在世时名位在多尔衮之前的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已谕令各衙门凡事先启知睿亲王，自动退居到次位，所以此时的多尔衮已成为大清的实际执政者。多尔衮听取了范文程的建议，果断地下达了紧急动员令，征调兵马迅速集结，在清朝勃兴史上关乎国家命运的一次进军即将开始，多尔衮作出了大举入关的英明决策。
顺治元年四月初七日，举行庄严仪式，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
四月初八日，与多尔衮的决策相配合，皇太后布木布泰奉同中宫皇太后哲哲，使六岁的皇帝福临驾临大政殿，大会诸王诸将，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以自己年幼，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战守方略，一切赏罚，俱便宜行事”，并赐给御用旗黄伞等物，以重事权。——多尔衮得到了类同于皇帝亲征的所有权限和军事力量。可见后宫之主对多尔衮的信赖和倚重，也可见后宫决策人的英明。
四月初九日，雄壮的号炮声震动了盛京城，摄政王多尔衮亲统满蒙八旗的三分之二及全部汉军，约十四万人马，出发了！副帅为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还有八旗的精兵强将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汉王及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要谋臣，这几乎是大清国的所有精英，真是出倾国之兵，志在必胜的历史壮举！
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所地方，历史又给清朝送来了极好的机遇，一份厚礼：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清军“泣血求助”借兵，请“灭流寇于宫廷”，为君父报仇！多尔衮紧紧抓住机会，毫不迟疑，立刻率军急进，奔赴山海关。
四月二十日，清军赶到山海关；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在欢喜岭上会见了吴三桂，二人攥刀为誓；
四月二十二日，双方合兵在石河战场大败农民军；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乘辇入武英殿升座，定鼎燕京。
这正应了当时的一段民谣：“朱家麦面李家磨，做得一个大馍馍，送给隔壁赵二哥。”朱家——明朝，李家——李自成，赵二哥——清朝，说得准确而深刻。多尔衮不愧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继承者，不愧强悍的女真民族的后起之秀，由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用最小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胜利！
他打着“义军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之仇”的旗号，以“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相标榜，争取和笼络人心，把本来是清与明、满与汉之间的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