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是美军官方食堂，菜品种类丰富，每餐多达20多种，平时很少能看到的高档水果这里也是随意取用的——而且个个饱满美观，一看就是美军空运来的。这些菜码就连国内5星级宾馆西餐厅也只能望其项背，最关键的是，这里的一切，对CPA工作人员是完全免费的。
松鼠上尉自豪地指着CPA餐厅，告诉我说：“可以给你们两个档口，你可以在里面卖中国菜。”
看到美军总部奢华的生活，看到豪华宽敞的用餐环境，看到整洁卫生的流水线式厨房，看到忙进忙出几十名印巴籍厨师，我不禁倒吸凉气，心想，我们有什么优势能让这些大爷出来花钱吃中餐。想到这，我一下子从兴奋变得有些失落忧郁。
惟一高兴的是，如果真能在CPA落下脚，经营场所解决了不说，一级通行证、合同自然也就能一并解决了，也算有了努力的方向。
松鼠上尉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喜忧参半，临别时，他握住我的手，满怀希望地告诉我说：“进CPA总部大楼很困难，你们等我E…mail吧。”
于是，我们出了绿区，一天一封E－mail催促松鼠上尉。一周以后，松鼠上尉悲哀地回信了，说：“长官不允许这样做。但我还会帮助你们的，只要你们找到适合开餐厅的房子，我可以给你发许可证。”
“绿区”艳阳 3。分手在胜利的前夜
2003年11月的第四周，经过了数次失败的打击，我们对绿区里情况日渐明了，无尽的黑暗中仿佛已经露出了一丝胜利的曙光，就在这胜利的前夜，我和搭档小何分手了。
那是在我们等待松鼠上尉回信的日子里，一天，小何借口申请免费手机去了绿区——从2003年10月开始，美国M。C。I公司面向各国N。G。O免费发放600部电话——使用的是美军军用卫星网络，通话免费。
这天，小何回来之后神情明显不对了——有种喜上眉梢的感觉。我以为是电话申请下来了，问他，他支支吾吾地敷衍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天，小何在绿区里选好了一幢房子，签了租房合同。
第二天晚上，岳厨师来对我说：“小何找我谈话，但我听不太懂，他说：‘如果那边收入比这边高，你们去不去？这个事情你也别和刘磊说，我们就是聊天’。”
我觉得不对劲，赶紧回房检查笔记本电脑，发现很多英文合同资料都被删除了。我知道，小何没有笔记本电脑和U盘，他的资料一定存在外面，就跑去以前我们经常上网的网吧。小小的网吧只有4台电脑，我很快就在电脑里找到了他的房屋租赁合同以及其他一些文档。
我把合同打印了出来，带回去给小何看。小何看事情被我知道了，只好尴尬地笑笑。我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节骨眼上我们散伙？”小何犹豫了一下，说：“餐厅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但我租的房子很大，还可以做网吧、洗衣店等。不过那就是我自己的经营项目了。”
我当时心里不大好受，胜利的前夜，我与伙伴的合作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痕——既然如此，怎么能再继续合作呢？不如现在就分手好了。当晚我与小何把这几个月来的账目清理了一遍。家产一分，他就搬出去住了。大家就这样散了伙。
当晚彻夜难眠，满脑子想着如何应对突然变故。好容易熬到天边露出一丝光亮，我匆匆赶往绿区，按照小何租房合同上的地址，找到了那栋房子。“真是个好地方！”对面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和联军总医院，紧临通往CPA的大道，大道上军车、坦克不断，步行的士兵三五成群。只是这栋房子太残破了，即使一个游方的和尚也不会住进去的，要改建成餐厅投资太大。
以前我与小何天天来绿区找开餐厅的房子，旁边的大道也不知走过N回了，原来直通CPA总部的大道两侧是两米多高的隔离墙，就在前几天有一处隔离墙被砸开了15米的大口子。站在缺口处向里看去，里面豁然开朗，并排立着5栋伊拉克民居，而小何所租的房子就是紧靠缺口处的。我在附近转了又转，发现了另外一栋空房，虽然地段不如小何租的好，但是有胜于无。我四下打听房东是谁，由于不会阿语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当天晚上回来后，我找到卡森，问他：“卡森，你希望在安德鲁斯端一辈子盘子吗？如果不，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想与我合作吗？”
卡森露出他一贯的微笑：“这是我的梦想，是神叫我来帮助你以及你的家族的。”
当时我的心情不好，没心思搭理他的讨好。我告诉他：“我和小何的合作已经中止，现在我希望你帮我找房子。绿区里的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希望你帮我谈妥。”
次日7点，我们早早去了绿区，找到头天我看好的房子。连敲了几次门都没人答应，显然，这里没有房东。
这时卡森显示出了他的机智，他迅速敲开了邻居家的门。邻居是个30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听卡森说明来意，连连挥手说不愿帮忙，他8点要上班。
卡森非常果断地打断他的话：“我给你20美元，你今天请假帮我的忙。”
那人听说有20美金的好处，立刻换了表情，满脸堆笑道：“等一下，我这就洗脸换衣服，一会儿开车带你去找房东。”
房东住在绿区外面，15分钟的车程就到了。我们掏出了20美金酬劳给带路人，他迅速掉转车头走了，临走不忘说明：如果介绍成功了，还要100美金中介费。
房东是一个50多岁妇女阿卜杜勒，我原想一次性买下房子，以免身在异乡，等生意好起来，又因为房子的问题被人卡着欺负。阿卜杜勒开价5000美金，这基本就是我和小何当初两个人带到伊拉克来的全部本钱，我当然付不起。一番还价之后，房价降到了3000美金。
可就是3000美金，也不是我能一次付清的。我告诉房东说，3个月后，我买下房子，租金130美金一个月，我先一次给你390美金租3个月。期满后，我再一次性给她3000美金，房子就归我了——我期待着3个月后赚到钱买下房子，赚不到钱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再买了。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比较得意这桩期货买卖。
房东阿卜杜勒想着可以白收3个月房租，觉得还挺划算，点头同意了。
没想到，3月以后，绿区房价开始飞涨，保安公司、跨国公司、新闻单位都奔着整个巴格达最安全的地方，纷纷进驻，和3个月前相比，房价飞涨了10倍以上。
“绿区”艳阳 4。我的餐厅 开张了
在支付完阿卜杜勒老太太的房租后，清点全身上下，我还剩下1400美金多一点。用这点钱，我开始了长达一周的筹备。因为钱少，只能把能调动的人全部叫来帮忙了。我把住在海法的6个福建人和两个厨师全部叫进了绿区，组成了我的装修大军。
当时我的通行证已经下来了，但是按照规定，这个等级的通行证只能带1个人进绿区，守门的哨兵给了我们特殊的照顾：“看在你开中餐馆的份儿上，允许你带8个人进去。”
进门有人照顾，但是房子的情况就没人帮忙了——我们租下的这间房子不知是不是主人为了躲避萨达姆的暴政，40年没人住过。房间里到处都是蜘蛛网，墙面处处剥落，没有一个巴掌大的完整地方，电线、水管全部被人撬走，排水管道也没有，更不用说有门窗之类的东西。我开始怀疑租房子的人是不是真房东。再找房东老太太要房产证明看看，她一脸痛苦的表情告诉我，房产证明被战争时的大火烧毁了——事隔不久便得知，整个绿区的房子都是姓萨达姆的，只是在旧政权垮台后被无产阶级共产了，而共产了我所租房子这片区域的是一个叫舍米尔的家族，这个家族现在主要收入来源是靠给在绿区的美军士兵洗衣服。
整理房间的任务交给了福建人和厨师，我和卡森开始了艰难的采购——碗筷桌椅就用了400美金，搭建灶台用了300美金，装修用了200美金，几个煤气罐用了200美金——这时候，卡森趁火打劫做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他把他们家里用了10年的二手破冰箱用200美金的价格卖给了我——后来我知道，在巴格达，新的冰箱才270美金。
最离谱的是，在我们装修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房东老太太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外人看着他们扛着工具干劲十足的样子，还以为是来帮忙的，谁知道他们竟然是来拆门框和铁制窗框的。按房东老太太的说法：“你们租了房子，可是门框还是我的。”
国内从没见过这样赖皮的房东，我顿时没了脾气，问他们：“不拆门框成吗？给你们钱。”房东老太太狡猾地笑了，“也可以，一个门框50美金。”
“你抢钱啊？”我说，“你拆吧，我不要了。”
就这样，我手里最后的一点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到了开业前一天，我因为前期筹备，已经不得不找岳厨师借钱买菜了。他知道我的难处，没多说什么，当时大家心很齐，如果干不出一点事业，怎么有脸回家！
那时候，我的鞋子里还缝着最后500美金救命钱——万一没了出路，我指望着这点钱能渡过难关，所以这笔钱是绝对不能动的。当时的我万万没有想到，8个月后，餐厅生意红火，这装载着500美金的鞋子，被扔在角落遗忘，差点给打杂的当垃圾扔掉。
2003年12月4日夜，我们把安德鲁斯公寓的“中国龙”招牌取来，原样挂在了我们在绿区的餐厅。在安德鲁斯公寓的时候，它始终笼罩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牌子之下，人们说起，都是“安德鲁斯公寓”中餐厅，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龙”，现在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开张了。作为战后第一家中餐厅，“中国龙”的名字，是我们初到巴格达时，由新华社记者王波取的。孙必干大使亲笔题写，为了它，大使写了十几份草稿，十分认真。
“绿区”艳阳 5。卫生检查门刚开就关了
我们在绿区的“中国龙”餐厅开办之初，条件十分简陋，一个厨房，居然连自来水管都没有。当时我们是从邻居家借的塑料管，从隔壁引水到厨房的。
至于洗碗和洗菜，根本就没有专门的设备——临时从市场上买回两个made in china的大塑料盆，洗菜和洗碗就可以有个交代了。
锅灶没有完工，为了赶着开业，我们是用几根钢筋匆匆焊了个铁架子凑合的。整个餐厅的条件，我们自己看了都惭愧。开业前一天晚上，厨师问我，备料多少？我根据在安德鲁斯公寓的经验，一天大概能卖10份，估计这边生意会好些，便说：“按照三倍的料准备吧，我们看看第一天能否卖出30份。”
开张了！我们把之前准备好的横幅Chinese Dragon Restaurant（中国龙餐厅）挂在大路边，然后到邻居家召集小孩每人发一罐汽水的酬劳，让他们到街上发传单拉客。没多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头一天备下30份的料，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卖完了。我激动地看着厨师，热烈地拥抱，然后，兴冲冲地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厨房里，一个菜叶皮都没剩下，再营业，我们只能请美国大兵喝底格里斯河里的自来水。
下午，我一狠心，把当天的200美金营业额全部买了菜。厨师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工作着。第二天，我们顺利完成了800美金的销售。
就在我们以为幸运的女神终于开始眷顾我们这群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时，第三天中午，我们遇到了大麻烦。那天，我正在前面跑堂，突然冲进来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少校，他拿着摄像机开始检查卫生——看见哪里脏就凑上去拍一通。他每拍一个特写，我的心脏就狠狠地收缩一次。
当他来到厨房的时候，两个厨师还在得意地备料做菜，一个还在哼着愉快的小曲，根本就没发现进来一个眉头紧蹙的美国兵。我跟在后面，紧张得脸色发白。
厨房里的冻鸡，一般是晚上化冻，早上切块、上浆，用油炸到7成熟，作为半成品先摆在一边，然后按照客人的需要，再进一步加热，做成酸甜鸡、菠萝鸡等等。检查卫生的少校看见我们把炸好的鸡块和生蔬菜放在一起，眉毛当时就皱起来了，指着炸鸡块告诉我们说：“生菜熟菜放在一起，这是不卫生的。”
但是这个少校很快就看到了更不卫生的东西：蔬菜放在地上（我们没钱买货架），剩饭菜就扔在塑料袋里（没钱买垃圾桶），洗碗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对于老外比较少见。
少校看到这些无语了，他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一句话没说，扔下我们愣在厨房，自顾自走了。
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我才发现自己腿软了。看这架势，估计是明天就要贴封条了。再看厨师，刚才还在哼小曲，一下变得有气无力。卡森是半路跑过来的，情景不用我们说，也看明白了一半，检查卫生的少校一走，他就瘫在米袋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检查卫生的第二天，我们战战兢兢地继续开业，一边卖一边等着贴封条，结果居然一天下来没动静，我们又做了700美金。当天收工盘点发现菜用完了，厨师忐忑不安地问我，还要不要再买一些菜？我说买，能做一天是一天。
卡森又去买菜了，这次不敢买太多，只进了100多美金，正好是一天的量——万一被封门，损失会小些。
就这样过了一周，我们一直在战战兢兢地营业，从最初的如履薄冰，到了后来发现几天没人管，胆子又开始大起来——可没等我们猖狂两天，检查卫生的少校又来了——这次他带了两个人，转了一圈，发现我们没有任何改变，脸色一下就沉了下来。根据一段时间以来和美国人的接触，我渐渐摸清了他们的性格，如果第一次卫生检查不合格，还可以原谅的话，时隔一周仍没有任何整改，那就是存心忽视卫生，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存心和他过不去。
我极力解释。少校非常严厉地告诉我，小心点，再这样，一定会封门。
这次，少校一走，我就把生意歇了，把厨师和卡森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这时，我们开业已有10多天，手头上有将近8000美金的现金，完全可以用于餐厅的装修。于是决定，与其让你来封我的门，不如我自己封。于是，大家集体通过：停业整顿，关门装修，把厨房和卫生间搞好后再复业，大厅可以慢慢来，预计顶多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绿区”艳阳 6。他乡遇 亲人
一个人最怕的是精神孤独，在国内从来就没有体会到这种强压式的孤独。自从与小何分道扬镳成为竞争对手之后，这种孤独与自闭与日俱增，加之残酷的生存环境，使人窒息。
而最难让人忍受的是：遇到问题没人商量，遇到困难没人分忧，遇到痛苦没人倾诉，一切的一切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我只能报喜不报忧，我不能让家人因为我的痛苦而痛苦；也不能让厨师知道我的困难而动摇军心。尤其在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里根本无喜可报，自己还要违心地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厨师，生怕被他们识穿。甚至有时我妒忌那6个福建人，至少他们之间还能有说有笑、互相扶持。
这时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共进退的搭档。我弟弟一直很想来伊拉克和我一起闯荡，多次在电子邮件中提起。我父母也希望我能有个好帮手，因为他的英语要比我好许多。我内心里是多么希望他来帮我，但最后还是悲壮地回邮件说：如果由于意外一下失去两个儿子，父母将没有子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