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渺茫，已经动了回国的念头。
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是这样的：在约旦呆了近一个星期，花掉了大约350美金，从安曼租车到巴格达用了250美金，住安德鲁斯公寓，30美元一天，7天，210美元。藏坏200美金，被盗300美金，再加上几百美金的零花，我同小何一起带来的5000美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小半了——要命的问题是，生意一点都没有头绪。但我和小何已无退路，唯有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就这样，在炎热的7月，我们在燥热的巴格达，艰难地留了下来。
在路上 5。王子之死
初到巴格达，感觉并不美妙，从民族情感上看，这是个刚刚沦陷、充满敌意的城市，人民远没有某些西方媒体宣传得那样欢天喜地。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人，尚有之前的良好友谊垫底，足以安慰一下我们胆怯的心灵。
在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只要有外国人的地方总有伊拉克小孩尾随，这些娃娃嬉皮笑脸地见人就喊“Mr。ONE DOLLAR（1美元，先生）”，语气上虽然嬉笑，但是除了油滑，感觉不出丝毫的友好。我和小何当时应该是巴格达最穷的中国人，每次看见这些小孩都抱歉地走到一边，还赔笑比画——“小朋友，我们比你还穷。”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小气给祖国丢了人而感内疚，后来看得多了才知道，英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自由民主的鸟记者，也很少给这些伊拉克娃娃施舍。
住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大概都是有钱的老外，我们曾经屎壳郎卧轨——冒充大铆钉，混迹其中长达一周的时间，被人误认为阔佬遭到打劫。打劫者就是一群伊拉克不良少年。
也许对于战事刚刚结束的伊拉克人来说，光是乞讨就太没有个性了。在我们住的安德鲁斯公寓门口，有一个不良少年长期带着一群娃娃，看见我们出去就非常专业地呈战术队形将我们围住，领头的半大小子掏出一把刀在手里比画着。我和小何不幸被围过两次，人生地不熟，生怕莫名其妙地埃上一刀——太没面子了，回国人家问你，是被AK47打的还是被M16打的，如果你骄傲地说，我是被M1坦克打的该多有面子，可如果说，我是被伊拉克小孩用刀子捅了，真不知要去哪里找个地缝钻进去。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我和小何两次都稀里糊涂地装可怜跑了出来，经济上没有损失，精神上却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吓得我们后来都不敢出门了。回到安德鲁斯公寓，和住在一块的中建公司、港资柴油发电机组企业的同胞一讨论，才知道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
这还得了！出门在外，自己吃点亏不要紧，让人觉得中国人好欺负给祖国抹黑就不好了。我们几个一合计，大老远跑来淘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临到头竟然在伊拉克给小孩吓得不敢出门，赚不到钱事小，对不起祖国人民事大。于是到了第二天，大家决定结伙出门，7个中国男人，在7月某个炎热的上午，穿上各自认为最具剽悍派头的服装，袖口高高挽起，有墨镜的把墨镜戴上，背着手捏着半块砖头，以猛龙过江的黑社会扮相，走出了安德鲁斯公寓。
这招果然奏效，当初打劫我们的伊拉克坏小子看见我们，大概是心里犯了嘀咕，不敢再上前挑衅，远远地躲开了。看见他们躲开，我们也赶紧把袖口放下，恢复良民状——黑社会不是那么好装的，万一巴格达当地的地下武装以为我们是来趁乱抢地盘的外国人，偷偷用火箭筒袭击我们就不妙了。
被小孩打劫，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真正让我们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还是乌代与库赛之死。
在我们来到巴格达的第五天夜里，我和小何正躺在安德鲁斯公寓的床上，享受着空调，一边计算生活费，一边探讨巴格达的淘金之路。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就听得窗外枪声大作——巴格达白天黑夜听到零星枪声并不奇怪，但是如此密集如此大规模的枪战，还是第一次。我悄悄地拉开窗帘往外看，漆黑的夜空中，漫天飞舞着曳光弹——显然，这是美军的手笔，伊拉克人很少有这个玩意儿的。难道是美军和伊拉克人大规模交火了？难道是战前神秘消失的萨达姆共和国卫队开始反攻了？
想到这点，我和小何都开始感到害怕——万一萨达姆还乡团把美国人打跑了，重新占领巴格达，我们不是白来了吗？鬼知道萨达姆会不会把我们两个抓起来以“通美奸细”论处……真是越想越害怕，这一夜，就在爆豆般的枪声伴奏下，我和小何忐忑不安躲在窗户下的死角（害怕流弹飞进来）无眠而过。
次日上午，我和小何战战兢兢地下楼来到大厅，一看没有伊拉克军人占领，悬着的心稍稍放下，找到全酒店最高大英俊的服务员穆罕默德，问他昨晚发生了什么。穆罕默德的英语还算凑合，加上比画，我们终于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萨达姆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乌代和库赛，被美军击毙了。我们听到的枪声，是美国人和伊拉克人同时的庆祝——多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开枪为他送行》，没想到而今竟然在千里之外伊拉克看到了现实版。
在路上 6。没有萨达姆的日子
随着和伊拉克人交流的日渐加深，我们才逐渐了解了伊拉克人民对于萨达姆一家复杂的情感。乌代库赛死了，大快人心，开枪庆祝是事实，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人拥护萨达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初到巴格达的时候，我们经常去问人觉得萨达姆怎么样，当然在大街上做这个民意调查比较危险——如果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伊拉克人就乱问，很可能遇到萨达姆政权潜伏下来的特务，听见我们问这种问题，说不定就会从长袍下摸出一支枪给我们回答——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和热情的出租车司机和伊拉克朋友一起聊天才这么问，这个时候，10个人中，一般都有9个人说萨达姆好，偶尔会有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说好的那9个人中，往往有三四个极端的还会生气地反问：“你竟然怀疑萨达姆不是人吗？”态度十分凶恶，仿佛我在侮辱他们的民族英雄。
但是美军很快就让我们意识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在初到伊拉克的头两个月里，安德鲁斯公寓大厅中的电视机里面清一色是MTV，都是从沙特、阿联酋等发达国家转手过来的，有阿拉伯风情艳舞，还有小甜甜布兰妮之类的欧美风格的节目，总体上看都是穿三点、极具挑逗性的劲歌艳舞。伊拉克“性”息落后，难以买到色情光盘，这些内容基本是压抑的伊拉克人民闻所未闻的，因而十分受欢迎——看来美国人工作到家，希望借此糖衣炮弹使伊拉克人忘记亡国恨。在艳舞、肉体诱惑的同时，还穿插着精神教育片断，萨达姆和其他高官以往的不光彩事迹也在反复播出——要是换在以前萨达姆时期的眼光来看，真是潘金莲遇到了宋江——又色情又反动。
仅仅过了两个月，我们再问“萨达姆是好人还是坏人”时，就有一半人持否定态度，说萨达姆不好。一年后，我离开伊拉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萨达姆是好人。你说他是好人，他还跟你急。而且到了后来，已经不是我对伊拉克人做调查了，问这个也没意思了，反过来是他们非常热心地问我们这些外国人觉得萨达姆好不好。一般讲我不喜欢得罪人，不给极端答案，说“一般一般”。这个时候有的伊拉克人就十分愤慨于我们的政治糊涂：萨达姆怎么是一般呢？他是魔鬼的化身！记得有一次在巴格达市中心被精致的阿拉伯地毯吸引，想买一幅带回来做纪念，看着地毯上绣着各种说不上名字的阿拉伯世界的知名人物头像，问店家有没有萨达姆头像的地毯，店家一听立马从地毯下摸出一把手枪，对着我说：“滚！”看到这阵势，我悻悻地走开，从此再也不敢犯这种低级错误。
除了在精神上蚕食伊拉克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国人同时挥舞着美元大棒。在巴格达街上有很多车，经常一堵一两个小时动不了，由于战争原因，交通灯都成了聋子的耳朵。美军很快就雇佣了大量临时人员，负责交通指挥，这些人往往穿着便服指挥交通，类似国内违章的司机被罚站岗，显得非常不正式。我估计，这不是美军不发给他们制服——穿着警察制服的“伊拉克狗腿子”常常遭到袭击，伊拉克临时交警也许是担心警服太扎眼，自愿放弃公务员编制。
在战争结束之初，伊拉克失业现象很严重，美军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大街上垃圾堆积如山，因为扫垃圾没人付工资。但突然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扫大街的人。上前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雇的，而且雇佣方式奇特——很多地区，美军发钱是计时而不是计量，换言之，只要你伊拉克人老老实实拿个扫帚在街上晃一天，哪怕你什么都不做，都能拿到工资——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伊拉克人的就业率，减少社会犯罪。
这都是街上的景象，工厂也是一样的情况，美国人自己掏腰包，雇用伊拉克人做工，其实赚不到什么钱，主要是图个稳定。除此之外，美军还给伊拉克人发放最低生活费用，一个没工作的家庭每月有50美元的收入。通过这样实质性的救济和宣传，伊拉克人确实得到了好处，也渐渐淡漠了对于萨达姆的感情，看着美元也渐渐顺眼了——不过有一点，在伊拉克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不管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去询问任何一个伊拉克人：“你喜欢驻伊美军吗？”没有一个人会说喜欢的。
黎明前的黑暗 1。战地第一家中餐厅
《寻找他乡的日子》一出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只要有一个铁锅和铲子，中国人就能创业”。最初看到这句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些刻薄。出国前也曾经豪情万丈地想做大生意，但是到了巴格达，才发现人生地不熟，除了经营餐厅，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我们的第一家餐厅选址在安德鲁斯公寓。那时候，安德鲁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我和小何抓住这一点，尝试去说服酒店老板伊斯麦伊。
伊斯麦伊是个在英国出生的伊拉克人，出身名门，家大业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犹太人特色——我们怀疑他有犹太血统，但是没敢问，谁知道他是不是潜藏的以色列间谍呢？我们向他提起中餐，他很感兴趣的样子，找我们要方案。我们写了一份又一份，中心议题就是，阿拉伯餐厅是以羊肉为主的单一特色，并不适合欧美人士的饮食习惯，如果改做中餐，档次可以提高，竞争力得以加强，钱可以赚得更多。
当时，我和小何盯准的是安德鲁斯公寓旁巴勒斯坦和喜来登两座5星级酒店的外国记者，准备赚他们的钱。我们得意地计算了记者的流量：两座5星级酒店1000多人的总数，按照10天来一次的频率，一天来100人吃饭，1人消费5美元，日营业额可以达到500美元。按照饮食行业利润对半的规律，我们每天可以赚250美金！这个诱人的前景也成功地煽动了老板伊斯麦伊的热情——不过虽有热情，他也充分地让我们领教了阿拉伯人的稳健风格——区区一个餐馆的合作，我们天天跑，居然用了一个月才谈下来，经常头天说的内容到第二天又重复说，像得了健忘症。好不容易签下合同，我和小何已经对和阿拉伯人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外对“欧佩克”如此头疼了——那可是一群阿拉伯的谈判专家啊！
当时，按照我们和伊斯麦伊的合作协议，他提供经营场地、水电、服务员、杂工，我们提供管理、厨师，利润六四分成；合作期限为1年，但设定了3个月的试验期，在3个月结束后如果生意不好或合作不愉快，任何一方都可以终止合同。当时订立这项条款的目的就是以安德鲁斯公寓为跳板，不想另有高就之后就玩人口失踪的游戏，给中国人背上没有信义的恶名。
我们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和厨师商量好了，底薪是人民币3000元，另有提成。在战争地区来看，这个工资不算高。当初在国内招聘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吸引力，报名的人寥寥无几，而且一听我们没有任何基础就直奔巴格达，几个厨师都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多亏了我的连襟老梁，他在武汉一冶上班。我在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找他帮忙留意，谁能想到，不到一周他就替我找好了人——原来他所在的一冶曾经在伊拉克有建设项目，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两个厨师就在伊拉克干过，算是熟门熟路的老伊拉克了，所以立马答应下来了。
惟一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约旦。8月下旬，餐厅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我和小何赶赴约旦接厨师。在安曼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她有几家餐厅，准备结业。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个好机会——大量调味品，炒菜锅（我们用了1个月时间找遍伊拉克，除了平底锅，找不到一个中式铁锅），还有轧面机，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价钱拿下。同是炎黄子孙，异乡相逢，聊天聊得也很愉快，谁也没有想到，她来自台湾，和我们交谈之下，得知我们来自大陆（开始她大概以为我们是香港的），居然犯了脾气，宁愿把东西卖废品也死活不愿卖给我们。气得我大骂：我是抱你们家孩子跳井了啊！
后来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我们渐渐了解到，在海外很多地区，大陆和台湾人的交流都面临着很多障碍——多数时候，是互不搭理的。
黎明前的黑暗 2。 无冕之王赖账
2003年8月28日，我们在巴格达的第一家中餐厅借助安德鲁斯公寓的壳资源，历经冗长的酝酿，终于成功开张了。开业之初，我们是瞄准了遍布伊拉克铺天盖地的外国记者的钱包——可是很快就发现，这是个失败的策划。那些老外记者身处战区，基本就是准军事单位。驻伊的新闻单位，至少会有一个记者镇守指挥电话。平日里，他们收买大量伊拉克线人，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指挥自己手下赶赴现场——宾馆大堂里，满满当当都是各家的外派记者，浑身上下披挂齐全，枕戈待旦，一旦楼上指挥间有电话，马上拎着大炮一样的镜头跑现场——基本上每次爆炸发生后，在美军赶到现场前，记者就已经开始为了抢拍照的地盘吵架了。在这里，我们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库柏说的：“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战火不够近。”
战地记者如此敬业，也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原定的这群“目标客户”吃饭根本不规律，有时候根本就不吃，天知道是不是厚着脸皮找美军要几个面包在路上匆匆对付，或者干脆就抢伊拉克小孩手里的棒棒糖？一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远离伊拉克，我还不知道那些战地记者们当初是怎么吃饭的。
在与记者的接触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的斤斤计较——在我的印象里，大的新闻单位总应该是财大气粗的。我们曾经遇到FOX新闻频道的一个老板，来餐厅吃了一份炒饭，然后揪住我开始攀谈。记者出身的老板真的很能侃，和我们讲扬州炒饭，告诉我们他很喜欢中餐，在美国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去唐人街吃两次；后来越扯越远，和我们谈起了中国文化。我们还顺便知道了他很欣赏BRUCE LEE（李小龙）和JACK CHAN（成龙）。
当时正处在创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