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找的约旦司机，是个皮肤很白的胖子，他为人非常热情，友好，见了我们亲爱的中国人民就热情地招呼“哈比比”（亲爱的），上来和我们拥抱。而且这个老兄不顾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的事实，非常热情而又勉为其难地和我们展开了积极的交流——我们真的要感动死了。这样热情健谈的出租车司机，我们以为全世界除了北京就没有了呢，没想到千里之外，小小安曼城里的一个普通巴勒斯坦难民出身的司机竟然扭转了我的偏见，让我认识到真是处处有亲人啊。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兄的热情其实并非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占主导，而是拜金主义思想在作怪——短短的20分钟路程后，我们感觉还没有市中心到大使馆的两个J。D的路程远，我们寻到了一家还算凑合的旅馆。临下车，我掏出了5个J。D给他，还善意地表示，剩下的就作为帮助寻找旅馆的小费。
白白胖胖的约旦司机双手捏着我递给他的5个J。D纸币，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在装蒜）。我以为是善良的约旦人民觉得我给多了，还上前和他比画：
“剩下的，给你，小费！”
这下白胖子该是听懂了，面色马上一变，把钱收起来，看着我说不够。我大吃一惊，掏出一把钱来想和他比画：“你要多少？”没想到他一边十分主动地从我手里抽出一张十J。D的纸币，一边比画，这才够了。然后趁着我们愣神，发动汽车，溜了。
说实话，我和小何两人，当时还未能从和巴勒斯坦兄弟亲热的“哈比比”关系中转换过思维就被抢走了15个J。D——合人民币200元的样子，心里实在憋屈。等到后来住下了，收拾停当，洗完澡后，再想这个事情，越想越不对，越想越憋气。小何提议，晚上反正无聊，不如去找个公道。
如果当时要换在其他国家，人生地不熟，为了一点点小钱去找人晦气，我们是没有那么大胆子的——不过约旦不同。早在初抵安曼的时候，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约旦治安非常好，关于治理小偷强盗的法令相当严厉，大概是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法律中砍手砍脚的传统，因此约旦基本没有小偷强盗，甚至可以做到夜不闭户。不过挺遗憾的是，大概是阿拉伯法律对骗子没有什么限制。
我和小何一边在安曼闲逛，一边寻找警察局。安曼的市场，被数量庞大的中国货占领着8成左右的份额——不过令我感到不是那么光荣的是，充斥在约旦市场上的那些中国货技术含量都比较低，质量水平都比较差。我买了一瓶中国造的洗发水，挤出来的东西基本是悬浊液——溶质和溶剂根本就没有混合，像消化不良的稀屎，闻上去一点香味都没有，只有一股塑料的臭味——结果我用也没用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不知道这种东西，约旦人民是怎么往脑袋上倒的。
后来，我们历经两家警察局的推诿，终于找到了一个秃头警官（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劣质洗发水的原因）负责受理我们被骗的案件。多亏了白胖子司机一路的热情，他塞给我们的一张联系名片成了惟一的线索。我们拿出名片请警察帮忙寻找这个无良司机。秃头警察一开始不想管，后来禁不住我们的坚持，拨打了一个电话，用阿拉伯语谎称要车，把司机骗出来，警察设伏在一个商业区。结果没多久那个财迷心窍的小子就出现了，刚一露头就被抓住。他的脸色本来是很白的，这一折腾，给吓得通红。
到了警察局，秃头警察询问了情况之后开始调解，态度上明显地偏袒他的司机同胞。他向我们解释说，人家替你们找了旅馆，这个服务费就不好说了。多要的这个钱，只有法院有权判给你，这样的小事法院半个月后就可以开庭，如果需要律师的话我有一个亲戚是做这行的。你们考虑一下是法院解决呢，还是和解？
我们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壮着胆子来找茬还是大使馆告诉我们约旦人老实才敢干的，哪里禁得住约旦警察这么一吓唬，于是只有同意和解，惟一的要求就是叫那个司机写一封道歉书。这个小子英语勉强能说两句，但是写起来就抓瞎了，不得已，只好再退一步，让他用阿拉伯语写——他写几句话骂我们，我们都不知道。
道歉信写完了，秃头警察看过觉得没问题，又问我们的意思。我们想着，中国人民来一次不容易，讨个说法就算了，老缠着退钱显得不够大方，于是大度地挥挥手，告诉他们，钱就算了，认识到错误就是个好同志。
谁能想到，那个骗子司机还真是厚颜无耻，眼看没事了，脸色又由红转白，一脸热情的微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要过来和我拥抱“哈比比”。当时把我都气坏了：“谁他妈和你‘哈比比’！”
在路上 3。渗透 巴格达
来到约旦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个骗子，好在没有引起什么损失，算是个小小的插曲。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想法进入伊拉克了。
当时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边境关卡不复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看得见的困难，而是我们一无所知——这趟旅程，并无任何官方性质的背景，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商业探险。两眼一抹黑的我们要“渗透”进巴格达，只有两个基本要求：1。少花钱；2。安全。
我最初的想法是找联合国救援组织，搭乘他们的便车进入伊拉克，主要原因就是有个宏大的官方背景，被匪徒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小——没准运气好，还有美军装甲车辆武装护送呢。哈哈！既不花钱，又安全。
不过在安曼转了一圈我才发现，这里的联合国办公点比深圳的发廊还多，但大多数都是针对巴勒斯坦难民服务的。我们跑去连英文带比画和人沟通一番，才发现人家根本不管伊拉克，只得失望而归。后来是一家服务点的工作人员好心，指点我们找到了一家负责伊拉克救济事务的联合国工作服务点，但是我们走上前去表明来意时，却遭到了严词拒绝——出于安全考虑，车队拒绝外来人加入。大概是怕我们中混有恐怖分子卧底，渗透进车队搞破坏。
这样连续碰壁直到了第三天，我们还是回头找娘家——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大使馆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们一个消息，新任大使孙必干先生正筹备去伊拉克考察复馆重建工作，三天之后即可成行。于是，我们作为战后第一批进入伊拉克的中国人，和孙大使一起进入了巴格达。
落实了这个消息，我和小何心里感觉有了着落，这才有心情观察起周围。约旦的天气十分凉爽，空气干燥、舒服。日后我们多次往返约伊两地，迎来送往，有很多机会在约旦逗留——伊拉克的天气，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
我们在约旦的短暂逗留期间，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们打定主意瞎逛，没想到逛了一天就觉得无聊，问出租车司机，在安曼可有中国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不知这个司机是否误会了我们的意思，非常狡黠地笑了一笑，给了我们一个中国女子的名片。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安曼的中国女人玛利亚。
我们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我们是中国来的，这两天比较闲，想找中国人聊天。对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玛利亚是一个中年妇女，非常高，非常胖，保养得很好。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度过了愉快的两天。
玛利亚来约旦有一段时间了，人头和当地情况都比较熟悉，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人在约旦生活的情况。原来，大多数来到约旦做生意的中国人，景况都不是太好，有些异乡打工的小姐妹，在工业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如此辛苦劳作大半年，钱才刚刚够给劳务输出之类中介公司的介绍费。还有摆地摊的，挨家挨户做推销的，生意也不好做，还经常被当地警察骚扰（难怪秃头警察耀武扬威地吓唬我们），不久前还有两个摆地摊的同胞被约旦警方拘留——他们拘留不管饭，部分华人只好发动募捐——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约旦，只要交钱，什么都比较好办。约旦没有遣返制度，签证超期只罚款，一天1个J。D，合12元人民币。到了后来，我们签证超期，也免得麻烦去办理延期手续，交罚款算了。国家那么穷，罚款也是项不小的收入。
玛利亚知道我们要去伊拉克，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理解——她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姓马的上海人。马先生在约旦生活了十几年，刚到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工作，筹了一点小本钱，在浴缸里做豆腐，卖给保税工业区的中国工厂，竟然也做得发了财，人称“马豆腐”，一个月能有1万美金的收入，成为贫穷的约旦的创业神话。
虽然初到约旦，但是看到听到的事情却很多。我和小何同时开始意识到，异乡求生的艰难与希望。有时候我在想，万一进不去伊拉克怎么办，能不能在约旦也做成马豆腐这样的事业？还有玛利亚，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做什么职业的，而当初约旦司机把她的名片给我的时候，那个狡黠而暧昧的笑，更是让我费解了很久。
在玛利亚的房间里放了很多年轻女孩的照片，有很多是和阿拉伯人的亲昵合影。她介绍说，这些小妹妹是她从东北带来的，但是她并没有向我们引荐。
到了第五天，我们要出发了，大使馆给我们找的包车是250美元一趟。之前玛利亚替我们找到了150美元的车，我们没敢坐，谢绝了她的好意。
7月16日，我们的车队，一共4辆车，包括大使和中建等公司的员工在内，当天晚上12点从安曼出发，在约伊国际公路约旦一侧的破旧路面上颠簸了5个小时，于翌日凌晨早上5点顺利抵达约伊边境，等待天亮边境开放。那次是孙大使首次在战后进入伊拉克考察大使馆被破坏情况，也是我怀揣梦想和一点点可怜的本钱，第一次发现伊拉克就在眼前，如此逼近。
在约旦出发前，我和小何就开始设想路上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最担心的是怕路上遇到抢劫，把本钱都抢走。伊拉克气温很高，浑身上下，短衣短袖，都没有什么藏钱的可能，藏在箱子里又怕连锅端，最后只有在脚上打主意，把运动鞋割开，30张面值一百美金的钞票，分几块塞进鞋面、鞋帮，然后缝好。这样外面看不出来，脚穿在里面却能感受到。不敢全部藏完，我和小何每人留下几百美金，以防遇到最坏情况，总要给别人一些辛苦费。
几个小时之后，边境开放，我们重新上路。约伊公路，又称“死亡之路”，出人意料的是，从约伊边境到巴格达的路段，是出自德国人之手，和约旦一侧的烂路不可同日而语，多年没维护，却像新的一样。据说这段路可以起降战斗机。在行进中，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路段中央的隔栏被取消，并有航道灯，也许就是为了方便飞机起落——这是萨达姆的小算盘，战争爆发，机场势必遭受第一轮打击，那么这条优质的高速公路可以当作备用机场了。
不知为何，这条可以算作“准军事目标”的路被破坏得很少，只有一处被炸，不得不绕道——倒是路边摆满了很多被炸毁的坦克。仔细辨认，大多数都是苏联出口伊拉克的T72。
不过此路被称为死亡之路，不是因为战争和路边的坦克残骸，而是因为沙漠的气候和景物的单调，容易使人产生幻觉——地面温度高，空气密度发生变化，光线折射，产生海市蜃楼，加上一路上景致单调，看不到任何参照物。在伊拉克五六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高速行驶在这样的高速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爆胎、撞车都会致命，曾有两位外国大使和好几位外交官在这条路上死于车祸。加上战后的抢劫、枪击事件，使得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不得不搭伴赶路，这条外表平坦豪华的高速公路也就成了“死亡之路”。路边都是被撞坏焚毁的汽车，比被击毁的坦克残骸还多得多。
在路上 4。艰难着陆在火焰山
2003年7月17日，我作为战后第一批抵达伊拉克的中国人，和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及另7名人员同批进入巴格达。
当天，大使一行下榻喜来登酒店，我们和中建等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行7人住在了距离喜来登不远的安德鲁斯公寓，30美金一夜。
高昂的旅馆费用很快让我们承受不起，仅仅在安德鲁斯公寓住了一周，我们就搬到了附近的安德鲁斯PALACE——虽然都叫安德鲁斯（感觉怎么这么像《国产007》里的丽晶大酒店），但是差距很大，后者只要6美金一夜，不过没有电——巴格达主要电厂被美军炸毁，有条件的酒店和民居都备有柴油发电机。夜里的黑暗与高温几乎让我和小何无法忍受。
来伊拉克以前，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巴格达的夏天是这样的燥热——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世界热极”巴士拉距离巴格达仅仅只有700公里——和安曼比起来，巴格达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比国内传统意义上的炎热更要命的是，巴格达的高温在夜里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我和小何只能轮流泡浴缸，一晚上洗澡十几次，你洗完了我洗。洗到后来，连浴缸里的水都不用换了——洗了十几回，水早被洗干净了。在最热的时候即使凌晨气温还能高达40℃，实在无法忍耐了，干脆就睡在浴缸里。可是发现皮肤开始有溃烂的预兆后，只能披着湿毛巾像和尚般地打坐，口中念念有词：心静自然凉。
白天的路面温度高达63℃。我和小何为了节约，不敢随便打车，约定3公里内只能步行，国内带来的仁丹一颗接一颗吃，嘴里一直含着不敢停——生怕一停下来人就昏倒在路边了。与此同时，高温也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食欲不佳给我们省了不少伙食费，不到一个月减肥5公斤。
身上的汗出了一道又一道，领口上是一圈一圈的汗碱。从安曼进入巴格达时，缝在鞋子里的钱已经被取出来了大部分。我把一部分钱放在鞋垫底下随身携带，另一部分藏在房间箱子里——谁也没想到，在一天一天的奔波中，脚上出的汗浸透了鞋底的钞票，加上走路时的不断摩擦，坚挺的美钞不堪重负，在多重折磨下，很快变软，变薄，等我们发现再进行抢救时，已经有200美金变得不能再使用了。
这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白白损失了200美元之后没几天，我们又遭遇了严重的失窃事件——我们藏在安德鲁斯PALACE的酒店房间箱子里的2000美金，又被偷走了300美金！为这个事，我和小何找到了酒店老板告状。不过谁也没抱希望钱能回来。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就在我要搬走的时候，老板找到我，还给我了300美金，说是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捡到的——真是见鬼了，一个月前丢的钱他也能捡到——居然还厚颜无耻地找我要小费，说伊拉克战争后，民不聊生，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不足以养家户口云云。我真是哭笑不得，给了他10美元了事。
这是我在巴格达第一次被盗。巴格达小偷只偷零头的鲜明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是不是萨达姆时期法律对于小偷有严格的限制，限制了盗窃数额不得大于某个数目（也许是300美金），否则施以砍手之类重罚——因为这种惯性，小偷每次才一点点地光顾我们。
在初到巴格达的那段日子里，我和小何天天在市场上一圈一圈地转悠，几星期下来毫无收获——同期到巴格达的其他中国同胞也差不多。几个炎黄子孙，不远万里来到高温炙烤下的巴格达，白天在外跑断腿劳而无功，只好在夜里聚在一起，聊天解闷。几个做外贸的同胞眼见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