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为此，“萨达姆”找了一批散工来打理，预付了工钱。一个月过去了，这群阿拉伯大哥连地面垃圾都没有清理完。我实在忍不住，把他们辞退了。5月初，“萨达姆”重新找了人，继续烂尾工程。
我看着新工人，心痛地对他说：“‘老萨’，你预付了工钱，不是亏了吗？”
“老萨”眉头一皱，“亏啥，他们还有工具在楼上呢！”
这个“萨达姆”，原来打主意贪掉别人的装修工具抵债，可谁也没想到的是，等我们装修好了，餐厅也开业了快一个月。等到6月中旬，餐厅突然来了一批不速之客——第一次装修的伊拉克施工队跑来要工具了——估计“老萨”觉得拿人家几个破电钻不好意思，并没多说，让他们拿走了，也没提预付款的问题，提也白提。
当然，这还不是最慢的——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的旁边，一条双车道宽的马路之隔，就是澳大利亚大使馆。这幢3层小楼的前身是萨达姆的办公楼之一，十分漂亮，萨达姆倒台时，曾经被伊拉克城内的流氓无产者阿里巴巴洗劫，后被澳大利亚大使馆征用。到巴格达的那天起，我就看到他们请了几个阿拉伯人在三层楼的楼顶修建一个胸口高的掩体，等我离开巴格达时，已经整整一年，这个工事还没有完工。
餐厅门前的隔离墙施工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绿区内美军设置的隔离墙，多是水泥厂事先做好的一块块预制墙，长宽高分别是2米×0。2米×3米，用的时候像一块块积木似的搭建起来。虽然高达三米，但是美国人并不放心，怕人越墙对付他们，于是找来两个伊拉克小工负责架设铁丝网，具体说就是在墙头打孔，把一根根铁架拧上去。大概这两位拿的是计时工资，反正这下我是见识了，两个伊拉克老大哥，从早到晚，整整8小时，只在墙上拧上了6根架子。他们每在墙上钻出一个眼，就从梯子上爬下来，在路边坐下抽烟。你无法相信我看到什么。他们居然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酒精炉子和小水壶，一边抽烟一边烧水喝茶。这种速度，深圳的国贸大厦没有百八十年是不可能完工的。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4。在伊拉克开会
2005年3月，绿区内的伊拉克新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组织协助美英临时管委会维护秩序了。
那天中午，两个伊拉克人写了个条子给我看，我找来阿木迪翻译。原来是告诉我下午5点去木伽马小区开会——这在国内，基本就是市场摊位的老大叫手下摊贩去交保护费——我怕一个人出问题，赶紧把祖拜叫回来陪我一起去。路上正在犯愁，到了会场门口看见小何也被请来了。虽然同行是冤家，但大家都害怕被新政府赶走，所以也聚在一起，分析了一通形势。
开会后，我才知道，这次是绿区里所有的店铺老板开会——5点开始，不过这群老板素质不高——到了6点快散会了人还没到齐。我逗祖拜，那家伙真不地道，告诉我是5点开会，通知别人却是6点。开会期间，不断有人在大门口响亮地打断主席的讲话：“塞拉马里空……”（阿语：“大家好”或“你好”的意思）主席每次总是无奈地回答：“塞朗！”（阿语：还好。）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给绿区的老板们定税金。会场主席痛心疾首地谴责我们这些老板：“物价要平抑啊，内外差价太大，各位心太黑！食物普遍的差价都在3倍以上，而汽油差价，绿区内外差价竟高达10倍！”这时期，木伽马小区内的居民大都是伊警察和国民自卫队家属，收入不高，生活必需品这么高，无法承受但又不能不吃，希望通过政府来平抑物价。好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美国人，倒也不受物价的太多影响。便宜就便宜点，就当是帮助伊拉克老百姓吧！
最后轮到给我们制定税收任务了。当时生意已经不好做了，可伊拉克人还是把我们当财主，悍然提出每月收取10万第纳尔（约70美金）的税金——我和祖拜赶紧上前求情。伊拉克官员学着电视里的样子，帽子在手里转了几个圈，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把“保护费”降到7。5万第纳尔（约50美金），真是有话好好说。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5。阿里巴巴成了可怜巴巴
2004年6月底，绿区权力交接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就是住房的移交了。我们的餐厅名气较大，常有人过来调查研究，我想大概是有人想把它作为非法资产没收吧！可每次绿区颁发房产回收文件，我们总能侥幸逃脱。
但是别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绿区曾经是萨达姆的总统府，过去住的多是政府高官——战争一打响，这群家伙怕成为战犯，跑得比兔子还快。剩下的房子除了被美国导弹炸掉一些，剩下的就便宜了战乱期间蜂拥而去的阿里巴巴们了。现在战后重建，开始清算，阿里巴巴一律赶出去，房子全部收归伊拉克新政府所有，重新安排。
绿区里首当其冲的是木伽马小区。因为绿区外的伊拉克警察执勤伤亡过大，到了后来，警察家属也成为袭击目标。为了保护他们，伊拉克新政府将木伽马小区调拨给伊拉克警察家属居住，原有的阿里巴巴一律赶走。
见过拆迁的就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数千伊拉克警察拿起棍棒驱赶自己的同胞。
拆迁那几天，我正好因为皮肤过敏去木伽马医院看病，频繁出入木伽马小区。木伽马医院是萨达姆时代的医院保留下来的，房子非常好，但是医生寥寥无几，软件方面特差劲。惟一不错的是一费制——1500第纳尔。开了药，直接去药房拿药，不再另外收钱了，打针也是一样。只是这样的制度，碰上大病恐怕就不成了。
在伊拉克的医院里，女护士不能给男病人打针，要男医生来打。到了后来，我不愿等待，已经学会了自己扎自己的屁股。最后一天，我涂完乳白色的消毒液出院后，看见了木伽马小区里声势浩大的游行。
上千阿里巴巴流离失所，变成可怜巴巴，半死不活地在街上游行。他们告诉美军：“我们也受到战争伤害，我们也是受害者。”
史密尔也是同样的受害者，他原来的房子被美军医院征用。当时房子多，另外给他找了一处很好的房子。很不幸，这个房子过于漂亮，处于被征用范围，没过多久，他也被驱逐了，并失去了他在医院的那份工作。
半年以后，到了2005年初，木伽马的拆迁完成后，不知道阿里巴巴们都被怎么安置了。就在大家以为天下太平的时候，美军换防的一个新兵重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这个新来的兵哥哥路不熟，悍马车在绿区里也像在绿区外一样一路狂奔（执勤时开快些，挨炸的几率会小些）。一辆伊拉克出租车不知犯了什么毛病也跟着悍马的屁股狂奔。突然悍马碰到路上一个大坑，于是赶紧刹车，后面的司机来不及刹车，撞了上去。悍马车顶上的机枪手大概因为执勤刚回，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以为碰上了汽车炸弹，连开5枪，出租车司机和他后座上的小女儿当场死亡。
那天，祖拜从木伽马小区回来。告诉我，今天小区里的摊子都停业了，伊拉克人都在搞游行，抗议美军屠杀伊拉克贫民。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6。通行证之痛
在绿区内，我是属于“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物之一，知道中餐的人基本上都认识我。在我刚进绿区的头两个月，我的护照和中国餐厅工作人员的身份可以保我通行无阻，后来情况开始不妙起来。绿区里的兵经常换防，检查口也经常换新兵，很多人也就不认识我。一次，我在检查口被拦住了，好说歹说就是不让我进。整个餐厅只有刘磊有证可以出来接我，但他回国了！
在门口耗了很久，总算碰到一个打工的伊拉克女翻译，她认识我，门口哨兵才搜身放我进去了。后来由于悍马被盗，绿区里新设立检查口，没有通行证甚至出检查口都有困难，就别说进去了。到了10月份人肉炸弹爆炸之后，整个绿区简直是寸步难行。
老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送餐寸步难行。老美经常打电话来，他们不能来吃，要求我送过去，但由于里面众多的检查口，我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生意都黄了。这样一来，通行证成了我这段时间的首要大事。只要是来喝酒的人，都会被我求人情，“嘿，哥们儿，能搞到通行证吗？”
大海捞针，这样网撒下去，还真找到一个阿富汗裔美国人帮上了忙。他是商务中心的文职人员，听我说起这事儿就笑了，告诉我办通行证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办证的家伙就在他隔壁办公室呢！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我终于拜对了菩萨。我拿出一堆科罗娜，请他喝了个痛快。这个小子也是个性情中人，平日里只喝便宜些的嘉士伯，这下有了免费的科罗娜喝，张口就骂：“嘉士伯是Shit！”
不过他倒也没辜负我的啤酒，第二天中午，他就把通行证申请表格拿来了，帮我一一填上。填写了一个小时，完了再次喝酒庆祝。
第三天，我准备等着收通行证的时候，这个小子哭丧着脸来了，“Nicky，你要找个担保人，要求级别在G。S。15级以上。”
我抓过他的牌子一看，差一级，14级。
这下，我的工作重心开始了转移，凡是来喝酒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我逮了问的：“Could you mind tell me what your G。S。 number is（能不能告诉我您的GS级别是多少）？”
也不知问了多久，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每天订餐的一家保安公司老板是G。S。15。我拿出申请表请他帮忙。这个哥们儿做了个动作，差点把我噎死——只见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叠和我手中表格相同颜色、相同内容的paper，指着身边的菲律宾保安，一脸抱歉地告诉我：“我也被相同的问题困扰着，我自己的兄弟也在等通行证。”末了，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搞定了的话，告诉他一下。不知他是否也打算要我帮帮忙。
那段日子我做梦都在找符合条件的人，而且我还真的在梦中找到了一个G。S。23级的人，只是还没有拿到通行证时就笑醒了。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腰里别着HK公司硕大无比的四五手枪，牌子上写着G。S。15的家伙。我满怀希望地向他提出了请求，他痛快地答应了：“OK，但我不知道我的签字是否有效，我回去帮你问问。”
隔了一周，这个家伙别着他的四五式又来了，告诉我，可以签字了——我赶紧把表格递过去。过了几天，通行证办公室通知我审查通过了，让人带我们去领通行证。阿富汗人飙车带我去了。进了商务中心大厦不到10分钟，通行证就办好了。我从大厦一出来，没顾得上回餐厅，捏着证直奔PX超市。
这一天是11月14日，距10月14日的绿区人肉炸弹整整一个月后，我又可以四处闯荡了。
不快乐的绿区生活 7。喝酒，看碟，种菜……
在绿区餐厅经营后期的日子里，由于受到10月14日炸弹的影响，营业额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大家从极度忙碌中一下清闲下来，仿佛一只足了发条的玩具，都有点找不着北。“萨达姆”看着储藏室里堆积如山的红酒开始发愁——怎么办呢？喝吧！
从此养成了一个极端小资的习惯——每逢秋日寂静的下午，这个家伙就会遣散众人，独自一个坐在餐厅草坪树阴下，开一瓶意大利红酒，一口一口嘬到暮色降临——我们每每和他开玩笑：“‘萨达姆’，以后回国了，没有红酒喝怎么办？”
“萨达姆”每次听到我们这样问，都自信地回答说：“买呗！”回国后，我拜访他家问他同样的问题，他无奈地告诉我：“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武汉很难买到那么好的Wine！”
在他的带动下，这股资产阶级小情调迅速地扩散。到了后期，厨师也加入了品酒的行列。
我对酒没有兴趣，只好把国内带来的60多张盗版光盘翻来覆去地看——在国内20多年，恐怕看的碟还没有出国这几个月多。到了后来，“萨达姆”他们喝酒喝伤了，我看碟也看得要吐，大家重新聚拢来寻找新的目标。此时恰逢国内做外贸的同胞捎来了几袋种子，于是，我们的新寄托就由此确定了：种菜。
我们第一批种下的是菠菜和油麦菜，等到这些寄托着我们身在异国的情思的青菜小苗刚刚露出嫩绿的小芽时，狗日的伊拉克麻雀出现了。
估计这批害鸟是当年中国灭“四害”时流亡西域的麻雀后裔，否则很难解释它们为何对中国蔬菜有着如此浓厚的兴趣。仅仅三天，我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第一批种下的菠菜和油麦菜就一片叶子不剩，全部给麻雀吃了个干净。
有了第一次的教训，在第二次播种时，我们选取了麻雀不感兴趣的辣椒和大蒜——由于辣椒种植位置不好，加上很多美国人有拿着酒瓶到处乱跑的习惯，很多辣椒苗都被他们踩死了。临到收获季节，辣椒苗只剩下一棵了。为了保全这个仅存的硕果，在万里之遥的巴格达吃上家乡的辣椒，我将它连根挖出，移植到了一个绝对不会被人踩到的角落。为了给这棵幼苗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养环境，我还将周围的杂草拔了个干净——一棵茁壮成长的辣椒苗在一片平地上，显得那样鲜明和出众。
就在完成移植的第二天晚上，我兴冲冲地去给辣椒浇水，却愕然地发现，这棵辣椒苗已经被人连根拔起，枯枝叶被规规矩矩地横放在一旁。
正在我发愣的当儿，祖拜从后边走来了，得意地拍拍我的肩膀，说：“Nicky，这根‘哈西西’（阿拉伯语：草）怎么长这么快。”
我在巴格达种菜无疑是失败的。历经了两个月的辛苦劳作后，我惟一收成的只有大蒜。从此以后，遇上煮水饺打汤什么的，总能够看到一丝翠绿——那就是我种的大蒜。
我眼里的外国人 1。“来点音乐”
美国人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找乐的民族，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在充满敌意的异乡当兵可不是什么理想的生活。整个巴格达，惟一的安全区绿区尚且一天到晚枪声不断，更别说绿区外面的红区了。从红区的费卢杰来到绿区休假，成了在巴格达执勤的美军士兵的最高享受。
在绿区里，美军口耳相传，有“四大享受”：碟子很便宜、上网、美味的中餐、按摩。满足了“四大享受”以后，又有了更高的追求，不止一次地，老美在吃饭的时候给我们提出，“来点音乐！”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音乐，不过在安曼机场转机的时候，行李丢了，千里迢迢从国内搬来的功放，便宜了约旦老乡。开始我还不知道巴格达哪里可以买到音响，老美只好自己带音响设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我从PX超市里买回一台老式CD播放器（呵呵，中国制造），还是可以放卡带的那种——样式虽老，却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这帮家伙打仗在外还随身带着厚厚的CD包，每次吃饭，前后就几个小时，都要背着，一有机会就要播自己的CD，为了抢机器，没少打架。
不知道是因为伊拉克的风沙大机器爱坏，还是美国人抢来抢去的原因——没用上一个月，我们餐厅的第一台播放器就坏了。保安公司的麦克一伙晚上总是玩到深夜，自己觉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一回红着脸和我提，“Nicky，机器坏了，你怎么不去换一台呢？”
“100美金，很贵啊！”我这么一说，老美怪不好意思的。次日中午我正准备出去，听见麦克在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