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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德性表现仍是官方与个人双方达成合作的绝对重要条，但是趋利却成了以后合作中的主要方向。国家一方要求官僚从业者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出，个人则尽可能地把已投放的人力资本贴现。只要不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基本上就是遵守职业道德的人即廉吏或循吏。
当整个官僚体系力图将未来的收益折现时，那么它就彻底失去了最后的诚实。结果是，整个社会对财产存量重新公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直至现存秩序被打破，为下一个秩序的出现作准备。
实质上，王符并没理解官位的经济交易性，所以才产生衰世时官位高反不尽责的悖论。在投资的角度讲，任何一个明智的投资者都希望从一支股价不断下跌的股票中保全最大的利益，使损失减少到最小。中国儒家所提供的价值信条不过是交易与投资中的界面语言而已，当王朝政治给“十万之计”的政治投资者带来能预见的风险时，多数人规避风险的行为是理智的。
“崩盘逃逸”不只发生在王符所痛斥的西汉末年，他生活的东汉末年也发生了。此后，最具戏剧性的则发生在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随着历史的推近，越是近晚，发生的频率也越高。
南宋恭帝初年（1275年，离南宋彻底灭亡还有四年），蒙古兵降逼近首都临安，首都宣布戒严。这次危机，全面证实了程朱理学的教化的负贡献率。
同知枢院事（国家军事主官之一）曾子渊等数十人弃职逃跑。他的下级文及翁等人本来想承担主官逃跑的责任，但判断情况十分紧急，强行突破自方的戒严线，也逃跑了。实际掌权的太皇太后不得已，贴出一篇连哀求带责骂的榜文，大体说：宋室三百年，对士大夫不薄，怎么到了关键时候，一句挽救国家的话都不说。里边的官员背叛职守逃跑，外面的抛印弃城自求活命。平时你们读的圣贤书，都哪里去了？死后你们怎么见已故的皇帝。
他的榜文说得很直率，但仍没禁住官员的逃遁。
明朝将亡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王符悖论”和“崩盘逃逸”。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此年明朝灭亡），军队开支紧张，皇帝求功臣皇帝、太监们捐钱助军饷，想让自己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带头。周奎勉强交了一万两。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对周奎进行拷问，逼他交出五十二万两现钱和价值几十万的珍宝。不仅周奎如此，还有不少情况和他类似的人。只是这场“戏剧”比南宋末的更有意思。南宋末是官僚逃跑，明末变成了贵戚离心。
礼义廉耻早已成了社会所不齿的空头支票，诚实的缺失惩罚了统治集团，也让他们所牧的羊－－老百姓陷入灾难。
政治不讲诚实，意味着社会的崩盘与大众的灾难。不用说建立一个财富增值、繁荣有序的社会，就连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毫无疑问，儒家价值观上的理想主义与行为上的市侩主义是中国社会诚实缺失的文化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屡次重复昨天的灾难的原因。
《水浒》启示录六：
小吏们怎么个活法
兴趣点题：宋江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
严重的自卑心理
小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特殊的阶层，他们比民即普通高，又绝对地低于有背景如科举、恩荫出身的高级官僚。他们是一群供职于政府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往下看，还有芸芸众生被踩在他们脚下；往上看，百官重臣压在他们头上，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有个出息。
即便在科举未兴的秦汉，小吏的真正社会地位还卑微的。秦汉时期，一个年满十七岁（十六周岁）的男子，如果品行端正并能认九千个字，经乡官推荐可到政府从事文书工作，称为“刀笔小吏”。那时无纸，往竹简上写字，写错了用刀刮，故有此称。
小吏表现良好，可逐步升迁。直到成为大官。通俗地说，就象现在公安等穿制服的单位的协勤人员一样，干好了转成正式的，并可能当上局长或升到更高的职位。但是，大官瞧不起他们并千方百计地刁难他们。加上小吏办事拘谨、学识又差，就更难得到真正认可了。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非要有一番忍性不可，并加上刻苦自学，乃至厚脸皮地投机。既便是那些花钱买官的和靠投机当官的，也看不起他们。因为无论花钱当官的还是投机当官的，起步都比小吏高。张释之【注1】是靠花钱买官上去的，在给汉文帝写的奏章中说：秦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重用小吏，李斯就是小吏出身。汲黯【注2】是社会流氓出身，竟然当着汉武帝的面骂小吏出身已位至廷尉高官的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你当这官，不配！凡有名或有气节的文士，都瞧不起小吏，陶渊明因不肯向小吏行礼，竟然连县令都不当了【注3】。隋唐科举制兴起，小吏的日子更难混了，所以，才出了唐太宗问张玄素搞出的不愉快【注4】。
【注1】张释之西汉大臣。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纳钱补为骑郎。十年不升，无所知名，欲归。中郎交将袁盎知其贤，荐于文帝，拜为谒者仆射，后迁公车令。曾劾太子（即景帝）、梁孝王入朝，至司马门（皇宫外门）不下车“不敬”罪。颇受文帝赏识，升任中大夫。中郎将，后又升任廷尉，持议公平，依律以断案。不以帝意为据，天下称名。曾有人惊文帝舆马。帝欲重治其罪，他对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遂按法处置。景帝立，出任淮南国相，年老病卒于官。
【注2】汲黯（？－前112年）西汉大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性倨少礼，好游侠，尚气节。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时任东海太守，以清静治民，大有政绩，召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术，常直言切谏，曾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后出为淮阳太字，在位十年卒。
【注3】陶渊明为彭泽县县令，当时按秦汉时贯例，若干个县组成一个监察区，由郡太守派出掾吏担任“督邮”进行巡查，陶渊明听说督邮前来巡查，县令应该迎接敬礼，虽说不过是深深作一揖，可陶渊明作为士大夫，实在不愿意向刀笔小吏折腰，以至挂印而去。这种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只得以朝廷裁撤督邮一职告终。
【注4】《旧唐书·张玄素传》记载，唐朝初年，有一次唐太宗在朝会结束后与群臣聊天，问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张玄素：“你在隋朝时做什么官？”张玄素回答是县尉。唐太宗又问：“那在县尉以前是干什么的？”张玄素因为是刑部刀笔小吏出身，在朝廷士大夫之列自惭形秽，不愿明确回答，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未入流”。想不到唐太宗打破沙锅问到底：“究竟是干什么的？”张玄素面工耳赤，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散朝后出了宫殿，面如死灰。
因有小吏出身，宋江心理一直很自卑，在卢俊义捉到晁盖的仇人史文恭后，力推宋江为第一把交椅时（第六十八回＜宋公明夜把曾头市、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宋江的推托之词有三：一是长相，二是出身，三是武艺，都不如卢员外。第二条说得很坦诚：“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兄弟不弃暂居尊位。”－－说得很明了，只是因为梁山的灵魂人物吴用不想换他。吴用首先抢在宋江重申晃盖遗训前发言：“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兄弟各依旧位。”之后吴用又“以目示人”即使眼色，让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人发言，才让宋江找回了部分自尊。
既便如此，宋江还要以抓阉的方式定自己与卢员外的地位：分头打仗，先胜者为首。
不仅小吏出身的宋江自卑感严重，既便那些为官的但又不顺遂的官们，也是如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宋代的衰败之气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想以宋江反诗立功并终死于宋江之手的黄文炳，便是典型的一例。
黄是个闲通判【注5】，不在战时，无什么实权，便一力寻找机会。得知江州对岸的无为军的知府蔡九是当朝权臣蔡京之子，便来巴结。“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由此可见，他的处境比小吏强不哪里去。在他瞄上宋江时，也正是自卑压抑的时刻，“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无可消遣，带了两个仆人，买些时新之物，自家一只快船渡江来，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恰恨撞着府里公宴，不敢进去。”
回来之后，去浔阳楼喝闲酒儿，便发现了宋江的反诗。宋江开始真地倒霉了，他黄通判已把自己送上了死路……
过快活风流的日子
宋江的生活方式令许多不解，家里很富，三聘六娶当不成问题，但他就是不结婚。不结婚，又不能如晁盖那样打熬自己，便搞起“包一奶”来。
他包一奶的非婚姻性生活，缘于慷慨的本性，也出于他那个阶层的生活习惯。与他同在一屋办公的张文远也是生性风流，因此才引起阎婆惜的移情别恋来。“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萍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口竹弹丝，无所不会。”（第二十回＜梁山泊义士尊晁盖，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小吏们在出身起点上是文人，虽然没能中举进科，但也总有风花雪月的情趣。自五代花间派【注6】兴起以来，北宋文人承浮艳之风，风花雪月成为文人的生活时尚及品位的标志。昔名词人辛弃疾养有两妾，“皆工尺赎”即文化修养很高，一个姓田，名田田，一个姓钱，名钱钱。柳咏崇尚与妓女厮混的生活，不结婚，终日寄身青楼（妓院），才演绎出后人编写的故事《众名吊柳七》，说：柳咏死后，由妓女们为主体给他送葬。
宋江是个文才过人的人，当然也崇尚辛弃疾、柳咏的生活模式。至于阎婆惜勾上了张文远，他也是懒得管，只是不再多往她身上花钱就是了。
有文人为身家底子的小吏们因前代有嫖风艳节，也就不拿“与女人有染”当回事儿了，所以张文远便出头替阎老婆子追凶手。知县本想拿唐牛儿顶帐，没想到张文远给予了举证，
【注5】通判：官名。宋初惩五代藩镇跋扈之弊，太祖乾德元年（963）统一湖南后，始于各州府置通判，州一人，大州二人，人口不及万户者不置，如知州是武臣，虽小州亦置。通判为州府副长官，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凡民政、财政、户口、赋役、司法等事务文书，都须知州或知府与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南宋仍设通判，平时是州府副长官，战时则专任钱粮之责，与知州或知府共同催收经制、总制钱缴纳户部。
【注6】“花间派”为后世命名，其作品以《花间集》为代表。《花间集》，书名，五代后蜀赵崇祚编。十卷。选录晚唐、五代温庭筠等十八家词五百首。成书于广政三年（940），为文人词集最早的一部，当时词作多赖以存。内容多写官僚的冶游享乐生活，刻划妇女娇娆之态，词藻浓艳，风格浮靡，对后代词风有消极影响。
说宋江的压衣刀在现场。随后又挑阎婆告状。
张文远并非是为主持正义，而是出一口恶气而已。时间一久，也没了劲。
雷横与宋江一样，也因女人问题出了人命。雷横并不想什么真正的肉体风流，只不过想过过眼瘾（淫）而已。帮闲的李小二即小地痞，非叫雷横去看东京新来郓城说书的白秀英（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御内＞）。看是看了，但等到收钱时，雷横却身上一文没带，再找李小二，早溜去喝蹭酒儿去了。白氏父女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不怕小县城的小吏，一顿挖苦，引得雷横动了手，随后是一场官司，一场官司后又是一条人命－－气急这下，打死了白秀英。
雷横算不上标准的小吏，只是个与小吏站在一个台阶上的政府公务员。但是，那个阶层已经习惯了风花雪月，才引来了一场大的变故。
一颗雄心两套准备
宋江是小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有雄心也有眼光，尤以处理人际关系见长。这是他为自己能从小吏变大官的准备，在这点上，他和日后害他的闲官黄文炳并没本质的区别。而为了未来有所成就比如封妻荫子，他绝不和张文远、雷横那等人是一个心理。风流快活的日子只是一种暂时的消遣，喝酒、送钱、交人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
在花钱上，他又不同于黄文炳，只打点大人物，宋江尤对底层社会关心，试图以民意为日后升迁的本钱。在另一端，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心理最明白，在万不得一的时候，他有决心舍弃眼前的一切，像当年的曹操一样另起炉灶，干一番事业。他的事业未必以夺取天下为目标，但至少他要取得耀眼的地位。日后成为反体制的领袖人物，也势在必然。
他敢于交往任何人，正如杨志为了升官能和任何人达成谅解一样。他与晁盖日常往来密切，是心腹兄弟。用现在的话来说，黑社会在公检法有自己的铁哥们儿。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然要放弃官方利益。在听到督办生辰纲被劫一案的何观察说出晁盖等人之后，他便担着血海的干系去告诉晁盖：“如今黄尼冈事发了！白胜已拿在济州大牢里，供出你等七人…以此飞马而来报你。”（第十八回＜美髯公智稳插翅虎，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这种举动，绝非偶然，因为那个社会机制告诉他：一切都是就近的关系有用；太师，还有州里的能有什么现实的回报？保证晁盖不被抓，才能保证日常的密切交往不纳入官方的视野。
出来当小吏也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投资，或干脆说是投机，尤其在高层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风险更高。他与父亲、弟弟早预备好了规避小吏风险的道儿：一是以文书的形式断了父子关系，为有事不连累父亲与弟弟；二是，在家挖个地窨子，备急时藏身。《水浒传》专对地窨子做了交待：
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地窨子只是个应急之用，他还有别的选择：一是投沧州横海郡的柴进，二是到清风寨花荣那里去，三是去白虎山孔太公那里去。
朱仝与宋江的处世心理是一样的：上边的案子压得再紧，也不能妨碍最近的关系。所以，他得支开不太懂事儿的雷横，找到宋江曾告诉过他的秘密地点。宋江通报给朱仝他自己三种打算，朱仝也就放心了：只要关系最好的朋友不被抓，一切私人交往仍无法纳入官方的视线。
【注1】张释之西汉大臣。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纳钱补为骑郎。十年不升，无所知名，欲归。中郎交将袁盎知其贤，荐于文帝，拜为谒者仆射，后迁公车令。曾劾太子（即景帝）、梁孝王入朝，至司马门（皇宫外门）不下车“不敬”罪。颇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