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比如征伐曾头市。作为一个土财主，他不再受原来生活方式的制约了。
未真成名者最怕平庸地死去
卢俊义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比谨小慎微的刘太公富，比目光短浅的晁盖要有本事，但是他最后也被夹住了，夹在了官与贼之间。他心中一直企盼自己有所作为，捞得功名。他不怕死，但就怕平庸地死去。他卢俊义不缺钱，只缺一个象样的官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甚至说他的钱多得让他心里不平衡。他手下光管理人员就四五十人，当铺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财与官的失衡，让他时刻在寻找机会；寻找机会的人总是倾向探知命运之未来，所以吴用到他门口卖卦时，几句大话就让他上了套儿。与刘太公夹在了有形的贼与侠中间不同，卢员外把自己夹在了无形的官与有形的贼之间。但他不怕贼，甚主动向贼挑衅，以寻找一个扬名立世的机会。他为摆脱平庸的死，按“算卦先生”的指点去东南千里外避灾，途径梁山的脚下，不顾李固的苦劝，在载货的小车子上插上了旗子，旗子上的口号（诗）说：“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滩＞）。不惟如此，他还训斥极力自保的李固，那番训斥也是他内心世界长期压抑的一种宣泄，也是志向宣言：
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与鸿鹄厮并！【注3】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见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
贼们已经给他设计好了实现自我的机会，那就是上山入伙，与他那个一直企盼进入并提供攀升机会的系统进行斗争。在身陷困境之时，他不认可这一安排，变化的只是把对自己过高的评价往下降了一些。到了被俘上山时，他还坚持自己的信念：“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卢俊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被渴望成功的欲望所煎熬，所以他很少顾及或根本就不顾及世间琐事，这恰是生活悲剧的种子。到了燕青向他诉说家变－－卢员外的妻子与财务总监合成一家时，他还大骂燕青。倒是贾氏的理性分析，让他明白了些许道理：“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情难以抵对，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
梁中书的酷刑让他清醒了许多，只好屈招。
一切英雄梦都破灭了！不仅丰饶家资并美艳的娘子要易手，恐怕性命也保不住了，更不用谈表平生之愿了。
在两种力量的挤压中，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本来力求进入的系统，猛力地把他踹了出来；他不想进入的系统，却一把将他拉了进来。
如果他甘于平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平庸不是他的本性！
【注3】史记·陈涉世家》云：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第六章社会仇恨与“愤青”思维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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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谈点评
◎刘彻在中国人的历史想像中无疑是最伟大的帝王之一。有人歌颂他拓边殖土，有人赞扬他为伟大帝国安装了制度软件。然而，正是这位名垂青史的历史伟人，把西汉文景之治积累起来的资源挥霍一空。他的政治败坏，无以历数。伟大帝国的衰败实由他而始。好在，他晚年有所省悟。
但是，后人忽略了他的省悟，肆意地用他的所谓武功表述着自己对他的歪曲。
●“愤青”现象不惟今天有，中国古代就已有之，他们的突出特征是坚持向权力寻求真理，至于历史的真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人们在为古代“愤青”歌功颂德之时，却忘了他们给国家、社会带来的种种祸害。方孝孺自己以死建立不朽的历史名节，可受他案无辜牵连白白葬送了的几百条生命，连历史边脚料都当不成！
◎“愤青”们的精英化使他们忽略了“世俗化才是社会生活本身”——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他们要用统一的道德模式去要求所有人。殊不知，英雄们也脱不了以世俗生活为人生之基础：宋江需要与阎婆惜保持非婚性关系，雷横也要用揩油方式一睹白秀英的姿色。
人们不应该忘记：“愤青”们的激情固然可佳，但其治国之策却不甚了了！
合法的暴力对一个古典社会的控制作用，首数法律的使用。孔子为了控制局面，杀了少正卯。后世为给“圣人”辩护，还编造了一套师生对话的故事。
门人问：“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您才执政就杀了他，该不会是失误吧！”
孔子在说了一大通少正卯的罪恶后，举了几个例子，说：“小人中的杰出人物不能不除。所以，成汤杀尹谐，周文一杀潘正，周公旦杀管叔，太公杀华士，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何。这七个人时代不同而心术一样，不能不杀。”
以上七人除了管叔的事件有史可查以外，其他六人的事情没有史料为证。
孔丘的法律恐怖主义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也成了日后吹捧他短暂执政（摄相事）“奇迹”的最初文本。法律恐怖带来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变化：首先，底层秩序好了。比如，有一个贩羊的沈犹氏，经常在早晨让羊喝水，增加羊的体重，欺骗买主。孔丘执政后，沈犹氏不再这么做了。其次，家庭生活洁净了。比如，有一个称为公慎氏的人，妻子淫荡，他不管，孔丘执政后，公慎氏休了妻子。再次，个人行为得到了规范。比如，慎溃氏生活侈奢，在用具方面超越了身份，孔子执政后，他不敢在鲁国住了。
出现了这么好的治迹，当然可歌可颂。然而，这种用法律恐惧主义带来的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鲁国市场秩序混乱（还有贩牲畜者高抬物价现象），主要是因为供给不足之故，作为新上任的政府首脑为什么不提发展生产呢？难道鲁国买羊的人就没有耐心等沈犹氏羊排完了尿，再买他的羊吗？除了用市供求关系解释外，只有一个原因还可说明－－鲁国人很愚蠢。为了净化家庭生活，法律的威慑足使平民离婚，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办法。为了防止富人越过（消费）礼仪界限，竟不惜让他离开故国，鲁国的财富流失也可想而知了。
这种短暂的治绩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只注重政治形式而不注重实效，不失败就太奇怪了。所以，他的执政寿命很短，只有三个月。
用充满仇恨的心态去治理一个国家，民心向背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不注重生产的那一套，特别是蔑视实际劳动【注1】的政治万能主义心态，必然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实干家。孔子的政治大跃进没给鲁国带来好处，不被国君信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的仇恨心态还形成了强烈的国际霸权主义冲动，试图借鲁国的军事力量去消灭他认为非礼的政治力量。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权臣田成子杀齐简公、立平公，由是更加专权。孔子认为这种行为大逆不道，请求鲁哀公出兵。鲁哀公已经收到了相当好处－－田成子归还了原先侵占的鲁国（还有卫国）的土地，不愿出兵；再说兵力不济，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之三桓控制着实权，他一人说了不算。鲁哀公打马虎眼：“你去跟三桓商量吧。”孔子被鲁哀公抹了稀泥很没趣，半自嘲地找了个理由，就是他任过公职：“我当过大夫，田成子如此制造动乱，我不能不报告呀！怎么让我去找三桓呢？”
孔子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三桓，三桓当然不会答应孔子的请求。一场武力征伐的国际干涉计划流产了。孔子对便用合法暴力－－法律手段与军事行动怀有热衷心理。他对管仲一匡天下的政绩高度赞扬。子贡说管仲不仁【注2】，因为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主人公子纠，
【注1】焉用稼：孔子回答学生樊迟学习农业的观点：“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任，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而至矣，焉用稼？”
【注2】《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他不能以身殉难，反作了桓公的宰相。孔子反驳子贡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至今还得到这好处。没有管仲，我恐怕要披头散发地穿左襟衣服、做苦力了。他怎么能守着小信任，自杀在溪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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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一匡天下，凭得完全是齐国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往军力上的转移在冷兵器时代要比现在快得多。天下（诸侯）怕管仲，怕的是齐国的军事强力。孔子在对给管仲的问题上发生了人格分裂。一方面他用假话告诉子路，管仲九合诸侯用的不是兵车即不告诉子路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再高唱他“克已复礼”即推崇周室（中央）的旧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主张赞扬和平即“不用兵车”，另一方面，却要主张以武力解决田成子问题。
孔子的法律恐怖主义经过后来的修饰，逐渐淡化，但是这种淡化变成了虚饰与吹捧，反显得他的人格的深重分裂与学术的丛丛悖论。《论语·颜渊》记录了“焉用杀”的主张，几乎是对杀少正卯与整治草民行为的一种悖论诠释。
季康子问孔子搞政治与杀人的关系，对孔子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
孔子回答说：“为什么要用杀人的办法呢？你要想做好人，老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君子的道德是风，百姓的道德是草。风到之处，草必随风倒。”
又一次假话！要让风到草倒，那么必然要伴以残烈的法律手段的实施。就在季康子问政不久前，孔子还赞扬他的学生子路的办案效率高：“片言可折狱，其由也与？”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对官司定性，大概就是子路了。”（并且，子路答应办的事，从不拖延过夜）。
子路的强悍作派与法律操作的粗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至少没予批驳。这种法律恐怖主义连儒学内的人都不能认可，由是可见当时孔子在鲁的执政是多么不得人心！康有为在注解《论语》时说：“天下狱情至变伪，虽有圣者，不能不听两边之词，子路虽贤，无由是理也。”
谁说“无由是理”？汉武帝刘彻的《沉命法》就很有“是理”。他超越孔子对草民（德风至草民必偃）的仇恨，把法律性的仇恨提高了档次。
汉武帝重用酷更、滥施刑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盗贼越来越多，小官吏与老百姓也拿
法律不当回事儿了－－反正不知哪天犯上哪事儿，干脆就不考虑了，任性而为吧！朝廷派专人讨伐也不见效果，一时间，打散了群盗，过一段又骤然而起。所以当时称为“东方群盗蜂起”。
面对盗贼猖獗、吏民轻法的情形，出台了一部《沉命法》。该法称：“盗贼兴起而没发觉，或虽发觉了而逮捕时又不符合时限规定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至小吏、主管官吏都要
处死。”当时出了一个叫暴胜之的人，任直指使（也称绣衣直使，因穿绣花制服故），手拿木杖和代表皇帝授权的斧头到处杀戮官吏。二千石（正部级）以下秩位的，不知杀了多少。凡（正部级以下）当官的都怕他。中国历史上“暴君”一词的由来，最初不是指皇帝的，实是由暴胜之而起。时人称之为“暴君”有双重含义。
《沉命法》出台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是刘彻在位后期。整个的一个大帝国让它的主人给搅混了水。
绣衣直使也毁了他与太子刘据的父子关系，引发了帝国的一场政治地震。
绣衣直使这种差事，好人干不了，象暴胜之后来受勃海郡（今沧州）贤人隽不疑指点改了
过的，几乎是一个特例。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曾经任过绣衣直使的江充介入了刘彻与刘据的父子关系中。
起初，江充是赵王刘彭祖的门客，因犯了点事儿，出逃了。三窜两混进了长安，向皇上告发赵王太子的不法行为。赵太子被罢免。恶人先告状的手腕果然厉害！江充得到刘彻信任后，被任命为绣衣直使，并且专门负责纠察皇亲国戚与朝廷重臣，突破了原来不查二千石秩位官员的上限。
某日，太子刘据家的差役在皇帝专用的高速公路（驰道）上乘车飞奔，与皇帝及江充打了个照面。江充纠住太子家人把他们交给了有关官员。刘据知道自己理短，只好派人给江充送好话。一下子，江充名声更大了。
这时的太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三十五（虚）岁了，立为太子也十八年了。为了未来顺利接班他得这么做！
太子刘据与他父亲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只是国家公务与个人亲情搅在一起，不易搞清楚。刘据一贯反对刘彻的严刑峻法措施，经常为一些量刑不当的案件平反，深得民心。但这就与执法大臣特别是江充那样的绣衣直使，发生了利益冲突。
双方公开摊牌，不过是早晚之事。
太子家人跑驰道事过了两年多了，这场冲突终于爆发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诬陷刘据，向刘彻说：“在太子宫中挖出许多小木人儿，还写着咒文的帛，盼皇上早死，他好接班！”
在此之前，反对刘据的势力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因为他的武力靠山－－舅舅卫青已经死了，母族没有了实力。太子有一次进宫拜见母亲（皇后），时间长了一点，就有人造谣说：“他在皇后那里调戏宫女了！”刘彻没说什么，就给儿子拔了一些宫女去。刘据是何等聪明之人，知道有人再使坏，但还得忍着。
到了江充诬陷时，他的老师石德也很害怕，说：“事已无法自辩，干脆矫诏发兵。”刘据还是要沉上一沉，没想到江充还在急逼。刘据忍不住了，让手下的食客扮成皇帝使者，逮捕江充。对着江充，他终于发泄出了压抑了快三年的怒火：“你个狗东西，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吗？现在又来害我们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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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砍下了人头。
一场父子间的武装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武帝调集京城周围的军队进攻由太子占据的都城，太子放了监狱的囚犯、武装了市民据守都城。太子失败后，逃出都城，不久被发现行迹，他与两个儿子上吊而死。
后来虽然事情真向大白，但刘据已经死了。刘彻很后悔，修了思子宫、望思台，以自我安慰。
刘彻昏悖狂乱，滥用法律，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以致于他死后，接班人迟迟不给他上庙号。他儿子刘弗陵即昭帝继位后根本就没考虑这一问题。因为一涉及庙号，就涉及到一个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刘弗陵还有他的大臣们不愿涉及这个敏感且让人伤心的问题。时间就这样过了二十四年。到了昭帝的接班人也就是刘弗陵的侄孙、刘据的孙子刘询继位，才讨论谥号问题，而且是先讨论戾太子父子（包括刘询的父亲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