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拔给管营（狱长）带了十两银子。
“钱能通神”，林冲虽是个清廉的武官，但也深谙官场规矩、人情世故。“让你骂个够，给了钱你就不骂了！”－－林冲的经验告诉自己，耐等变化。
果不其然，刚才还要把他打个粉骨碎身的差拔，却一改刚才的道具化（官式表达），说：
“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受苦，久后必然发迹。”小额的贿赂还是有用的，差拔的表达不仅更人性化，而且还放弃了与高太尉表面上保持一致的“政治上的正确”。可见，小小差拔（相当于科股级干部）也是无奈。为了生活或者说提高生活质量，他得争收额外收入，故此先夸大手中权力的作用－－“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当见林冲懂路子、识关节时，马上改用另一套话语体系。不能单恨其世侩，更知所处之无奈。
有趣的是，差拔还敢欺骗自己的上级即管营（狱长），将林冲行贿的十两银子给扣了一半儿，“原来差拔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并书来见管营。”玩得够高、够油，胆子也是从千百次试验中练出来。
林冲陷入不曾料想的恶境，自觉按游戏规则行事，算是识时务，但内心也总有不满之处，在差拔拿了他的银子与柴进给管的书信走后，叹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无差。”
一声叹气，算是无可奈何的心理平衡吧！
从识时务的规则中，林冲明白了许多，从理想主义变成了现实主义。尤其差拔态度的进一步友好，对他触动很大。差拔由诈怒而说同情话，由说同情话再指点应对管营的方法，让林冲现实了许多。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差拔指点林冲：“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了生人的眼。”管营那一关，已不成其为关。林冲也顺势要求“开了项上栅亦好”，并以二三两银子为代价。
开栅之前，差拔不失时机地点拔林冲，告诉他钱换人情有多么重要：
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时，这是营中第一样省力气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拔地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林冲懂了，彻底地懂了。他失望了，对社会彻底失望了。还好，差拔还叫他“林教头”；还好，看在钱和柴进书信的面上，让他看天王堂。如果不是高俅丧心病狂地采取进一步的迫害措施，林冲也许会将就着刑满，再也没了雄心，在无可奈中活着，了却余生。
神仙也无奈高俅的权力欲，没能压住他高举起的屠刀。结果一场大火不仅烧了沧州草料场，还烧沸了济州的梁山水泊。
与林冲的识时务相比，武松似乎不懂识时务这一套（见第二十八回＜武松威镇平安寨，施恩重夺快活林＞。在发配到孟州监狱后，有十数个囚徒告诉他要贿赂差拔，得个好的软环境。武松却说：银子有是有，只得是好声好气的要，才给；不然，一文不给。差拔对武松诈怒（－－这是差拔职业的一贯伎俩），武松强硬地顶了他：
你倒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有，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好在，管营即施恩的父亲想利用武松，才没对武松打杀威棒。
高俅官至太尉，也得求人，求押差的小吏董超、薛霸害取林冲的性命。直接发命令不好使，写个条子让下面的人去办又怕把柄在别人手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拿钱去收买。
人们一说到贿赂，就想到草民给官员送钱、小官给大官送钱，岂不见大官求小官也得花钱。第十四中写道：
酒至数杯，那人去袖里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说道：“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烦及。”……“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讨纸回状回来便了。若开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行分付，不妨行事。”
花钱请人干坏事儿，总得把底牌说清了，闹不好小人物也能翻大船。中间人陆谦说得到位，开封府那边二位别顾虑，由我去摆平。
不过高太尉位高权重，给上十两黄金就不少了。卢俊义按身价绝比不上林冲，毕竟林冲是官方人物，而卢俊义是民间的。就算有半个官身，“员外”一名也不甚值钱。但因他是家财巨亿的大财主，害命的价格也就高了。被铁臂膊蔡福讥为“割猫尾巴拌猫儿饭”的李固（卢俊义的仆人），一出手就是五十两蒜条金，让蔡福结果了卢俊义。这还不算上下打点的钱。蔡福一脸不快，李固马上把价格提升到一百两黄金。第六十二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场石秀跳楼＞写得这场交易淋漓尽致，一个急于害命，一个借机提价。最后还是由卖方出了价：
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恁地有名的一个员外，只直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
也是李固点儿背，梁山派来的代表一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柴进还客气地对蔡福说，这是个薄礼。从交易报价上，保命的把害命的一方给压下去了。更何况，李固翻了脸没什么了不起的，甚至连金子都无须退他；要是柴进那帮人翻了脸，蔡家兄弟的灭门之灾就来了。
梁山强人的“黑暗的公正”，蔡氏兄弟早已知晓。
李固白费了五百两黄金，没害了旧主，又找押送卢俊义的公人使钱。不过这回是说大给小，实给了两大锭银子，许了五十两蒜条金。许得真不少，比高太尉实给的十两多多了，两位公人选择了成交。
世间求人的事儿有小有大。小的如借个家什器物，大的如解狱脱灾。大事求人、花钱也乃在情理之中，要说投降也得求人花钱，似乎只有《水浒传》上有。仅此一点，施罗二人不愧洞明世事、看穿历史的圣手、巨匠，《水浒传》也不枉为旷世奇书。
朝廷方面早有招安的议论。最早是梁中书北京（治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惨败后，他老丈人蔡京蔡太师向皇帝禀奏时，有一位叫赵鼎的官员主张招安。结果由于蔡太师迷信武力，力主剿灭，还当场斥责赵鼎长匪盗的志气。那时皇帝也不太明白梁山的实力，主张用武，当场批准了蔡京罢黜赵鼎的建议。
到了后来，童贯高俅两人重兵征剿，大败而归，朝廷方才有了招安的舆论环境。又出了宿太尉敢当重任。无论赵鼎还是宿太尉多少有秦观（少游）、苏轼（东坡）的影子，因为他们力主让造反者回到主流社会来。秦观在《淮海集·盗贼篇》中写道（其实是一篇奏章）：“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求，莫过于笼络天下之俊杰。”文中所谓“大盗”是指给国家利益造成巨大危害的有才有勇之士，用现代术语来就是被边缘化的能量分子。那些人除了在国内造反外，还能跑到国外去帮助敌国。华州狂士张元济即为实例，他因屡试不第，出走西夏，为夏王元昊出谋画策，进攻北宋，造成了严重的边患。苏轼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说：“至于京东西、河北东西、陕西五路，盖自古英雄豪杰之场，其人沉鸷勇悍可以任事，然其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末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接来的结果是，这些人因不得仕，就有不满之心，不满之心到了极端就会造反。所以，朝廷不能专以文辞取人。要让做小吏的也有升为大官的希望，而不致于起来造反。招安理论可以说是北宋后期至整个南宋结束的重要社会学、政治学学术与现实问题。南宋末叶的华岳在《平戎十策》中，专门讨论如何招徕江湖领袖的问题，让他们回到主流社会来。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造反者要想以武装实力为依托或资本，寻求与朝廷的合作，也得寻找门路。
宋江他们经分析后，第一目标是选皇帝的情人李师师，为此燕青还主动推掉了一次艳遇的机会。要是轮到今天的人们，有这么好机遇肯定不会放过的。在梁山出发之初，就准备了充足的财物，“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第八十一回＜燕青月夜遇道君，戴宗定讲赚萧让＞中，对戴宗与燕青用钱打通关节的主次之分，颇有层次感。到李师师家时，“燕青打开帕子，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去宿太尉家时，却是“打夹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拿了书信，径投宿太尉府中来。”一个帕子，一个笼子，因人而异，因作用不同而量不同。
宿太尉既是忠心效力朝廷的人，又是对宋江等人抱以同情的人，算是个忠臣循官了。他没怎么计较细节上的问题，收下了梁山好汉的礼物－－“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已有在心。”
收钱办事，就相当不错了，这钱总比李固花的五百两黄金要值。施罗二人对宿太尉收金银的细节虽未更多描写，但通过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写张叔夜拒收礼物，写下了自己的用心，以诗赞张叔夜：“风流太守来传信，便把黄金作饯行，捧献再三原不受，一廉水月更分明。”
张太守不受，不等于梁山好汉中止送礼。等招安礼毕，第二天清晨宿太尉走时，“宋江亲捧一盘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再拜献上。
奉公守法的成本难以计算
刘太公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农村富人的典型形象，要是没有匪盗的兴起，他只小心地维持与官府的关系就是了。问题是，社会不会因他的善良的愿望而不出现麻烦。桃花庄遇上了小霸王那样的山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苦（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
老汉止有这个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岁。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军官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讲进奉，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缎红匹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因此烦恼。
刘太公向鲁智深诉了苦并表明不是因他鲁智深来才烦恼，即“非是争师父一个人”。鲁智深一向行侠好义，热情地出来管这桩强迫成亲的事儿。鲁智深并没说要打周通，只是说劝劝他，并吹嘘“便是铁石心肠也劝得他转”。刘太公还是不放心，告诫鲁智深要注意说话方式：“只是不要捋虎须。”
怕侠客给惹出事，但又不得不抱一线希望，毕竟这场将到的婚姻太不合传统了。等强盗来临时，老太公跪在地上进酒。周通说，你是我老丈人，怎么给我下跪呢？老汉说，我只是大王你治下的一个小户主而已。
施罗二人写此的真意是说，当时财主们活得也挺累，尤其是小财主，夹在官府与盗贼之间，两面应付。鲁智深虽此时为僧人、为游侠，底子还是官身而来。只是那年代官里没有鲁提辖那么好的官，才不得不曲笔如此。
刘太公虽然演技不错，先是玩了周通一把，但绝没想到新房里发生打斗，并把贼人打得狼狈逃窜。周通留下话，你个老东西等着瞧。
没辙了！刘太公扯住鲁智深说：“和尚你苦了老汉一家儿。”
刘太公也实在无可奈何。拒绝强盗，不但丢了女儿，还会给庄子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报告官府，不但要舍些银子，更重要的是官府无能，打不过山贼；现在求这和尚一救，没想到出了乱子。
这可怎么办？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却像个小孩子似地扯住鲁智深的衣服，寻求心理庇护。
结果还好，周通在李忠带领下要报仇时，却认出了鲁智深，化干戈为玉帛，一场风波就此而止。看来只有和侠客－－准盗贼挂上钩，才有幸免于难。也许这是动乱中国社会中的一条规律。
按正常人的理解，晁盖是不该选择造反这条路的，因为他是富人，并且从祖上以来一直是富人。然而，他面临的社会让他苦恼不堪，从苦恼中又悟出些道理：既然天下将乱，我为什么不趁乱而为，显下英雄本色呢？
书中写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这分明是一种准备，一种反常。看一下郑屠那类的城市小财主，还要讨个妾，过个快活，怎么他晁盖不但不讨妾，竟然连正室也不要呢？论条件，他晁盖光靠祖上的财富就够过好日子了，而郑屠呢有时自己还得亲上肉案。
后来的一个典型情节，给了初步答案。朱仝雷横二人并率十九个手下（土兵，警察临时工）来到东溪村，晁盖一番表面热情，“一面教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时该说银子不是自己长腿儿跑来的。但毕竟这种应付少不了。在两位都头（巡警大队正副队长）临走时，他还能送些银子。虽说这是为了救刘唐，但日常这类应付是少不了的。
晁盖内心里不想当冤大头，可世道如此不应付怎么办呢？只等时机成熟，一票捞回并更多地获取便是了。他的钱不光向官府花，也向江湖花。“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不安份的心，昭然若揭。
奉公守法的成本太大了
他晁盖能忍，但绝不像刘太公那样窝囊，以致于把女儿送给山贼，还给山贼叩头，说什么“我本大王治下小户”。该对手露出真面目时，他也绝不客气。《水浒传》第十四回花了不少笔墨描绘“托塔天王”诨号的来历：
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闻他名字。
虽然这是赢得美名的壮举，但毕竟是小儿科，远没曹操那样伟大。
从历史上追索，他的事业榜样应该是曹操。曹操少年时代，飞鹰走狗，不治家产，到了看到社会大变来临之际却悄然身退。官不做了，钱不挣了。《魏书》（非陈寿《三国志》之＜魏书＞，乃此前王沈所著《魏书》）记载说：
“于是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拜议郎，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哪里是“娱乐”，分明是在为一项事业做准备。读书是为积累或补充知识，而打猎是为锻炼身体。很明显，小说中的晁盖远没事实中的曹操有品位。曹操的目标是国家权力，而晁盖只限于作村野一霸。不过，野心家毕竟是野心家。曹操在关键时刻，把家卖了，招募军队；晁盖在关键时刻也弃了山庄，去夺取更大的财富，以至当上更大的“霸”。晁盖的“霸”的目标也从东西两村转向了更大的地域比如征伐曾头市。作为一个土财主，他不再受原来生活方式的制约了。
未真成名者最怕平庸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