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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震惊了宦官，以致于连休假洗澡都不敢出宫。桓帝问其故，皆叩头哭泣：“怕被李膺找荐抓住。”
李膺毫不手弱地反腐败，赢得了士人的一致赞赏，因为国家败坏到没有人敢主持正义的程度，唯他李膺一人敢于力挽狂澜。所以，士人们以被李膺接纳称为“登龙门”。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反腐英雄李膺遭到宦官们的政治诬陷，被捕入狱。宦官们（唆使他人上告）说：“李与太学生和学术名人共同结党，诽谤朝廷，扰乱风俗。”桓帝大怒，不仅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人，还发起清理文人集团的党锢运动。经过简单审理后，将“党人”遣返回乡，终身不用。
灵帝时，李膺虽身为平民，仍受士人尊敬。士人们用口头传播方式表彰他，以示对朝廷的蔑视。受到高尚赞誉的共有三十五人：
窦武、陈番、刘淑为“三君”，意为一代宗师；
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意为人中精英；
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意为品德可为无下人表率；
张俭、翟超等八人为“八及”，意为引导他人追述祖先；
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意为能以钱财救人。
灵帝试图刷新政治，启用了于桓帝末年被罢官的太尉陈番，陈番又启用了李膺。
又一次可惜发生了。“新政”刚刚持续了不到两年，宦官集团再次反攻。他们向灵帝报告：“党人乱政，应交付司法惩处。”十四岁的灵帝几乎连党人的概念都不清楚，问宦官们：“党人有什么罪恶吗？一定得处死吗？”
宦官们见小罪名不行了，就扩大其词：“他们企图篡国，不让您当皇帝了！”
一句话，决定了一百多人的命运，打击党人的党锢运动呈现扩大化趋势。东汉王朝的命运彻底陷入了大衰败的泥沼！
两次定罪，就凭皇帝身边的人两句话。这种简单的政治艺术，确非张汤所能比，张汤还要搞一堆假证据，乃至费心地去毁灭证据。
到了张让、曹节那里，取证作案卷的这一套都不用了！尤其曹节，什么都不用了，就仅一张嘴了！当然，迫害愈甚，反而给反对派的无形资产越多，也就使施害者处于愈不利的地位。
有一个叫范滂的人，他大胆地发表时政评论，自公卿以下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备至，太学生争相学习范滂的风格。汝南智邮吴导接到朝廷发来逮捕范滂的诏令，来到范滂所居的征羌，抱着诏书，关上驿馆的房门，伏床痛哭。全县人为之惊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范滂闻讯，说：“一定是为我而来。”立即去投案自首。县令郭楫大惊失色，但他佩服范滂的人品、学问，决心弃官，与范滂一起逃跑。说：“无下之大，先生怎么流落在此呢？”范滂坚决谢绝郭的善意，叹气道：“我死了，祸也消了，不能连累你！只是我的老母无人照管。”他母亲听说，指责了他，说他不顾天下之公义而私顾个人孝义，最后坚决告诉儿子：“你现在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无恨！”
史家称此为“子死而母欢其义！”
党人遭受的迫害，并没因一次法律判决而终止。在定案后的七年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因一位官员要求平反党锢案而触怒了灵帝，灵帝下诏重新调查党人。上了黑名单的人，五族之内的亲戚不许做官！直到该次“肃反”的八年后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因黄巾军造反，国内政治形势全面紧张，才不得不给党人解除禁锢…
也许张让、曹节的操作太嫌简单，违背了张汤的古典化。到唐朝政治上升时期，武则天的两位司法官员实现了一次“文艺复兴”－－把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全面理论化，并将理论著成书，称为《罗织经》。
以《罗织经》为代表，张汤的艺术达到了历史性顶峰。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史的任何一次重大事件中，《罗织经》原理的应用达到了屡试不爽的程度。而造就这次“文艺复兴”的第一推动力竟然是武则天的过重的疑心。
武后代唐的野心逐渐显现后，遭到唐室旧勋后代李敬业（徐世勣之孙，世勣被赐姓李）的强烈反对，起兵讨伐武后。骆宾王（人名，非有王位者）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虽然，李敬业的反抗活动很快被镇压，但武后一只担心有人还在密谋反对她。她接受了一个叫鱼保的人的建议，铸造铜轨即举报箱，让人举报谋反的阴谋。
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后的政治异己，成为当时最快的升迁途径。胡人索元礼的快速提拔，大大刺激了周兴、来俊臣。
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
索元礼因告密受到武后召见，被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并受武后之命专门审诏狱。索特别残忍，每审一人，一定要逼人犯供出成百上千人来。他的审讯技巧很简单，但名称很特别，称为“铁笼”、“晒翅”。至于两种逼供手段具体为何状，今人已无可考。仅从其对高级官吏的震慑来论，足见其威，史称“朝贵亦为震惧”。武后对他的治狱能力大为欣赏，屡次召见，并赏给财物，以致于经他手判处死刑的达数千人之多。
暴政培养迫害狂、虐待狂，成为政治历史上的一条铁律！
周兴、来俊臣见索元礼得势起而效法。两人也因迫害、虐待有方，很快从中低级职务上升到高位：周兴任为秋官侍朗（刑部也就是公安与司法合一的部的常务副部长），来俊臣则升为御史中丞（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后来者居上，两人的品秩超过了索元礼。职级高于索，周来二人办案用刑的手段自然也要高于索。于是，二人合作造出了新办法：豢养几百个流氓恶棍，只要想陷害准，就指使这几百个从不同的地捏造事实以“告密”。于是，在种种伪证在手之后，对人犯滥视酷刑，不容不招。
二人为了全面总结以往的实践，来俊臣与另一酷吏万国俊合写了一本《罗织经》。
《罗织经》是本精品，只有一卷，数千字（不足万字）。这么精华的写作体例，只老子的《道德经》才出现过。
别小看这数千字，它讲述的方法十分有特色：先从密告手段讲起，再告诉使用者如何给指控对象编造谋反一类的重罪；特别是编造情节、捏造事实的技术讲得很详细－－让编造者自己到最后都无法分辨真假了。
周、来、万还发明了一套比索元礼的两手更多的刑讯措施，如：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等。
索、周、来、万四人虽然最后皆没得好死，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但他们留下的迫害文化、虐待狂的政治病态一直流传下来，成为本性恶劣的不逞之徒发迹的有效工具。后来，来俊臣因得罪武氏诸王、太平公主等人，被杀。受他迫害的人及家属还有民众，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尸体被抢剐一空，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中国人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的循环。《水浒传》上描写的造反头领生吃仇人心的事【注2】，绝非凭空杜撰。“须臾”一词用得很传神，也很恐怖，也就说：当时人们知道他将被处死，都准备好了刀子，准备从尸体上往下割肉；一经行刑完毕，大家一涌而上，比铺天盖地的蝗虫吃庄稼叶子还要快…
虽然武则天时期以来俊臣为首的酷吏把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但高潮之后毕竟还有戏要演。
明代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不过，这次与来氏的《罗织经》不同了，改成了预先制定口供，等人犯来认帐。最大的“改进”就是迫害狂、虐待狂们把只利用社会流氓“告密”的办法，改成了太监、文臣、特务、流氓并用，组成了一个立体化全方位的“艺术体系”。其中，尤以使用国家正式特工锦衣卫为最厉害之手段。
魏忠贤在宫中有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等三十人与他结成的核心集团；在朝中有御史崔呈秀等五位文臣为他出谋划策，这五位文臣号称“五虎”；在特务机关中有锦衣卫都督田汝耕等五位武臣负责逮捕和毙杀反对自己的人，此五人称为“五彪”；以社会流氓为外围，组成了“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集团。
魏忠贤基本震慑住宰相（称首辅）那个层次后，开始把力量转向打击东林党。在开始动作之前，有一个有趣的插曲，那就是首辅（国务院总理）顾秉谦为讨好魏忠贤，将朝中东林党人官员逐一排队，编成《缙绅便览》交给魏。魏得之，大喜，所有的敌人都在眼前，只是采取何种措施打击的问题了！以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逮捕内阁中书汪文言【注3】为标志，魏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打击东林党人的运动。
逮捕汪文言为的是从他嘴里取出口供，用它再行扩大打击面。逮捕后，直接将汪下到
【注2】《水浒传》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描写道：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与宋江道贺。
【注3】汪文言（？－1625年）明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初史守泰，字士克。万历末游北京，捐监生，助太监破齐、楚、浙三党。天启时魏忠贤杀王安，一度受累下狱。四年（1624）因与东林党人友善，忤魏党，下镇抚司狱。后得黄尊素援救，改廷杖除名。不久再下镇抚司狱。次年被许显纯毙于狱。魏党且用其名造假供词，以陷害杨涟、左光斗等。
锦衣卫镇抚司大牢。执行命令的是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此公生性残忍，把去年不愿执行残害任务的刘侨一脚踢开，自己直接办案。
偏偏汪文言是个硬骨头，拒不招认锦衣卫拟好的要他诬陷魏大中、周朝瑞的口供。许显纯疯狂至极，将汪文言打死。面对汪的坚毅，许也有些心虚，特别是许的那句话，让他后背发紧－－“如果你妄书伪调造供词，日后我会与你当面对质的！”
惊人的“艺术”高潮在持续
按着许虚拟的口供，魏忠贤迅速扩大战果，逮捕了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许再亲审讯六人，并施以重刑。在抓捕魏大中时，锦衣卫遇到了麻烦。退休在家吏部主事周顺昌在锦衣卫押解魏大中回京时，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宴请魏，故意拖延时间，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的一个孙子。锦衣卫催魏上路，周厉声训斥：“难道你们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人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是吏部的周顺昌！”
果然，周顺昌很快被革了官籍（开除公职）。锦衣卫奉命到吴县抓周，激起了民变。
吴县县令陈文瑞是周提拔的读书人，得知锦衣卫将要抓人的消息后，登周门，抚床大哭，周安慰陈，劝他不要失态。二人长谈后，周顺昌改换了早已备的囚服，到官署听诏。前来送别的士民有好几千人。巡抚毛一鹭来到官署，王节等五六百名生员拦住他，恳求毛出面救周。但毛吓得满头冷汗，并不敢搭救。东厂锦衣卫见状，怒呵：“锦衣卫来抓人，你们这些鼠辈怎敢干扰？”市民颜佩韦上前质问：“圣旨出自朝廷，还是出自东厂？”锦衣卫差役狂妄地说：“圣旨不从东厂出，又从何来？”
众人大怒，一哄而上，殴打锦衣卫，当时打死一人，吓得毛藏进了厕所，锦衣卫负伤的人跳墙脱跑。毛得以从现场脱逃后，不说自己的狼狈之状，反而上奏诬告吴人尽反，外加了一条“谋断水道，劫漕舟”，极尽扩大化之能事。
周顺昌到京城狱中，遍历酷刑，始终骂口不绝。许显纯怕周，比怕汪文言还要甚一筹，连假口供都没录，就私自杀了周。朝廷当然不会放过颜佩韦等闹事者，将颜等五人逮捕，处死。五人虽死，但给了特务统治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特务们再也不敢到京城以外办案了。（崇祯时代，魏忠贤倒台，有复社成员（东林党后继）张溥【注4】写《五人碑记》，称赞颜等五人：“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者，四海之大，有几个欢？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锦衣卫把在吴县受辱的怨气一下全发到左、杨等六人身上，拼命用刑。
左光斗扛不过严酷的刑讯，劝五人屈招。以图有所缓计：“我等坚挺不招肯定会死于锦衣卫的严刑，不如现在招了，等到送法司时，再翻供。”
六人达到了一致：屈招。
但是，六个文人太幼稚了！魏忠贤早已完全掌握了厂卫、法司，到哪里他们也翻不了案。接下来的事情，几乎成了一个既可笑又残酷的故事：既然六人屈招受贿贪赃，就得退赃，可是平常都两袖清风，家产微薄，破了产也交不了“赃”呀。
杨涟被迫屈招受贿两万两银子，家人变卖了所有田地、房屋、杂物才凑了一千两，以致杨涟的妻子儿女和老母亲无处安身，找破庙废寺栖身，吃食也全靠杨的两子沿街乞讨为来源。同情杨的人，纷纷捐款，仍无法退补全部“赃款”。杨涟死状最残：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尸体从狱中抬出时，已无完肉，浑身是蛆。
六君子无一活命，全部死于狱中。而六君子案锻炼成狱的最大力量就是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王朝也终于为自己得心应手的特务统治付出了代价：他所创建的王朝，正往灭亡的深渊飞速下滑。如果说东林党人还是这场下滑悲剧的制动器的话，那么六君子惨死等于制动器完全失灵。
【注4】张溥（1602－1641年）明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字乾初，改天如，号西铭，师事徐光启，少时嗜学，所读书必手抄。诗文敏捷，与同里张采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二年（1629），集江南诸社合为“复社”，倡复古学，以嗣“东林”自诩。四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乞归葬亲。六年主“复社”虎丘大。
在历史文化惯性中，给人定罪的艺术也由特务统治再掀小高潮。因为特务统治的全部精髓只有四个字：颠倒黑白！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孔子一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论·八佾》）的赞美，把西周的制度推崇到极点，于是日后的追述三代都可以拿周为模本了，因为周是前二代夏、商的发展的结果即“周监于二代”的结果。
其实周的制度远非如道德。其一，是它的武力征伐性格更甚于前代；其二，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外有别，表现出了更高的欺骗性，为中国此后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玩花活”开了先河－－也就是说强权集团总是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
周的武力征伐性格从灭殷开始大为伸张，随后“践奄”－－踏平不服从新主的奄国，再征南土、伐猃狁，是一路杀下来的。历史资料表明，“周之克殷，灭国五十”，而殷人建国之初所征伐的“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根据这些史料，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故夏、周之剧烈矣。”
歌颂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表演，更说明周对武力的崇拜即用宏大的艺术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