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刘彻的处境远比不上他赵佶。放下赵佶及其子钦宗赵桓被掳到金国去的后来结局不说，只说在位当皇帝这一点，刘彻在位五十四个年头儿，比他赵佶多一倍。并且从十五岁（虚岁十六）就被推到皇帝的位子，经历可怕的简单童年，他受得了吗？所以，今天来看刘彻当然地比后来的赵佶更需要符瑞、人气、炫耀，尤其以炫耀补充瑞气，势在必行。
在他统治的中期，沉闷的无奈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尤其让术士栾大骗了一下子（差点把女儿许给栾大），很丢人。虽然杀了栾大，事件本身终是个不快的记忆。好在这时司马相如把临终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说出来了：“皇上呀，上泰山封禅，可是个大好事呀！”刘彻动了心，问大臣儿宽此事如何，儿宽说：“好事呀！这可是帝王的盛大节日，能给以后万世带来样板。”刘彻非常高兴，自己参考儒学典籍，制定起规则来。他嫌儒生们帮不上忙，就免了他们一大批人的官，从此也不信任那些专家学者了。
兴心封禅，顺理又改了年号，明年就叫“元封”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以十月为一年开始），刘彻认为要效法古人先鼓动士兵出发，而后解散军，再行封禅。于是，从云台（今陕西淳化）出发经五原（今包头市）
登长城。登长城的队伍浩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十八万骑兵，打着旗子，形成了千里长的行军线。
刘彻想以这个气势给匈奴单于一下子震慑，没想到匈奴不买帐，还把使节给扣下了。
扣就扣了，封禅的事照样搞，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再给外国人一个震慑。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都随汉朝的使者到汉朝来参观访问，刘彻大为高兴。从此，西方的使节来来往往，与汉朝热络起来。刘彻给他们演练了一次海上狩猎－－捕鲸、捉鲨的行动，让西方许多小国的使节看完后还大行赏赐。外国人一下惊呆了：“汉朝太富了，富得让人不敢相信，怎么给这多东西？！”
仅有厚赏还是不够的，还要摆开盛大场面：有摔跤表演专场，同时还有演大戏的专场，动物游乐也上了场－－各种罕见兽类大汇萃。参加表演的专业人员都有厚赏，设置酒池肉林，随便吃喝。打开长安的所有仓库，让外国人看看。西方小国的使节再次被惊呆了：“唉呀！不敢想像，不敢想像。汉朝竟然有这么丰饶的库存。恐怕我们今生今世也只能见这一回啦！”刘彻得到了彻底的满足。让外国人发呆，要比天降符瑞好上百倍有余。
自此之后，中国帝王大多好奢侈，与武帝的成功炫耀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符瑞虽然也常被提起，但总不如现实的炫耀更直接、有力地烘托瑞气。连隋炀帝那样的暴烈之人都相信这一点，其余及以后的大帝国的帝王还有谁不相信呢？只要时机成熟，终会有所表现。
杨广比刘彻幸运，他没那么压抑，也不求什么符瑞，信什么方术，只图现实的快乐。
刘彻等了半辈子才捞到一次炫耀的机会，而杨广在即位的第二年末就有消息说，突厥的启民可汗明年春天来朝见。杨广要搞一个浩大的欢迎场面，让启民可汗见识一下隋的强大、中国的富庶。
可是，此中困难也不小。他父亲文帝杨坚一向讲究节俭、清约，把各种杂舞杂乐全给开革了，乐户也全归入民间。为了征集到专业人才，杨广批准专门官员的呈请：把旧朝周、齐、梁、陈的乐家子弟全部列为乐户；并且，六品以下官员及百姓有音乐专长的，全部归入国家专门机构管理。于是，四方散乐全归京城洛阳，各种玩杂耍的也凑来了：海濑在路边池子来回穿越，带得满街是水；地面上各种龟、水人（不知为何物）、怪禽异兽随处行走。还有鲸鱼表演，人钻火圈，凡此等等。参加欢迎舞蹈的人都穿官方白给的锦绣彩衣。命令洛阳市及附近地区加班赶制，以致洛阳和长安的彩布都用完了，还完不了工。
杨广检视装备情况，大为高兴，兴致勃勃地说：“当时南朝齐国那么个偏安一隅小国儿，乐工曹妙达因精音律而封了王；我今天已经拥四海之内的天下，比他们可富强多了。你们乐工们听着：我给你们的富贵定会超过小小的齐国，努力干吧！”
一场上下同心的欢迎节目，在和谐的气氛中完成了。令人心醉的气氛，让主办者杨广享受到了成功的感觉。
他此时绝对想不到他会在十一年后灭亡。当政变者要杀他时，他还很坦然地问对方：“我有什么罪，值得你们要逼杀我？”
用鬼话加符瑞构造权力
清除任何不合作者
构造权力、确定秩序是所有开创一番事业的精英们的必须面对的课题，处理不好，精英就会跌成垃圾股票，一钱不值，还会成为别人累赘。王伦构造得不错，在晁盖出现之前，他就已经自成一局。王伦时代的梁山内部权力结构分明，对外也很有威慑力，没劫生辰纲之前的阮氏三兄弟虽然很英勇，但终也是惧怕梁山贼人，主动限制了自己的打渔范围。
王伦有他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不善于更广泛地与人合作。当晁盖、公孙胜、吴用、刘唐并阮氏三兄弟来投后，他害怕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力图把潜在的合作者清除出去。问题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于晁盖一行来说，王伦成了不合作者。
怎么办？吴用看穿了格局：如果王伦明白，造就一个三方格局为最好－－以他王伦的地盘为第一投资，以林冲的武艺与声望（官方的旧头衔）为第二投资，以他这一方的财宝为第三投资；要不这么办，那么，王伦只有被清除，再无第三条路可选。
“合作有莫大益处”，应该是宋代的文化性共识。比较王伦与吴用，王伦显然是知识欠缺，而有准备地反对现行体制的吴用却可能对此格外留心。宋朝国家也不是没为合作付出过努力【注1】，只是没有多少人再愿为一个腐败的王朝卖命而已，况且嫉贤妒能的层层高官也不会给那些体制外的民间真才提供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呢。（王伦就是这样一个被排挤者）。宋朝将《六韬》【注2】列为《武经七书》系，是参加武举或尚武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学习书目。《六韬》开篇就是讲的合作主义精神。其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明白无误地指出；要合作分利于他人，独占利益最后反而什么也得不到。
托名吕尚的作者把合作带来的好处，说得很形象：“水的源深，流就不止息，水不止息，鱼类就能存活，此自然之理；树的根子深，叶就旺盛，叶盛就能果成，也是自然之理；君子之间情投意合，就能亲密合作，合作无间，事业必有大成，这是效法自然的道理。”
王伦不懂这个道理，被同类清除是早晚的事儿。不是吴用来鼓动林冲，便另有一拔人来清除这个同类。
除了吴用之外，最懂得合作道理的当然是宋江。他对被俘或骗到山寨上的人一概施以大礼，殷切希望对方加以合作的格局。他的合作主义精神既宽容又广泛，终于结成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个强大的集团。为了能与朝廷合作，他则不惜托门于青楼，可见用心之深也矣。
【注1】天圣七年，特意设立“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材异”选平民中被举荐者。
【注2】《六韬》是古代兵书，相传为姜太公所作。但从其内容所涉兵车作战与铁武器使用上来看，应为战国时代人托吕望之名而作，宋朝元丰年间何去非排定《武经七书》版本，《六韬》也最后定型。《六韬》影响很大，十六世纪就有人将其译成外文，日本当时有各种译本、注本、评本计四十余种。
一个灵魂性人物很重要
林冲单一防晁盖七人时，吴用到了喜不自胜的地步：“这个来相探，中俺计了。”（第十九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晁盖梁山小奇泊＞）林冲合盘托出内心对王伦的看法：“此人只怕嫉贤妒能之心，但恐豪杰势力相压。夜来因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关下安歇。”林冲虽未把欲杀王伦的心思说透，但聪明的吴用已全然知晓。所以在第二天去赴王伦的送别宴前，吴用告诉晁盖等人暗藏武器，以备厮杀。
一场政变，一场清除不合作者的血腥火并在后来者的虚情假意中开始了。晁盖、刘唐表面上去保护王伦，实际上是把他推到一个更易让林冲下手的位置。林冲揪住王伦，王伦的原格局的杜迁、宋万、朱贵也被三阮及公孙胜看住。第二方，直接消灭了第一方，于是，第三方占据了主流。杜宋朱三人都跪下叩头，称：“愿随哥哥执鞭坠蹬。”不过，他们判断错了，林冲是不想做第一把手的！
重构的权力秩序在林冲的主导下进行着：晁、吴、公孙三人占了前三名，林在前三人的劝说即发出明确的合作意向后，坐了第四位；第三方的位置变换成了最强势的一方，原来第一方的杜宋朱三人只好自觉地排在末尾，认可在新头领与他们之间夹上几位强者。
杜宋朱三位是非常智的，在新的一方格局中，三人的利益完全能够得到保证。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确乎如此。中国历来的按资排辈的规则于此不复存了，这是一个新的制度格局，完全凭实力－－或德行或武艺来排位。一旦排定，大家尽可放心地去喝酒吃肉，因为兄弟们之间已经用义气作为无形的章程团结到一块。
这里是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
维持充分竞争与充分合作的格局，就需要一个灵魂性人物。他就是吴用。在顺利救了宋江、戴宗之后，他自愿地把第二交椅让给了宋江（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吴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在晁盖死后，他引导众意，死死地把宋江放在第一位上。这并不是为自己的位置考虑，而是为了整体利益。
晁盖作为一把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一个合作性的格局当成了个人独资企业。在临死的时候对宋江说：“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再明白地说：你宋江不能由第二位自然升到第一位！
宋江当然明白此话的含义。
在重造格局的关头，吴用再次发挥了灵魂作用，他策略性地否定了晁盖的路线，把宋江定在了实质性的领导地位：“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议。（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宋江确实没什么武艺－－与林冲这类的武学专家比，他那两下子不过小儿科，但他有两项资本：一是在英雄们的圈子里以义闻名，第二他是晁盖吴用等人的救命恩人，“担着血海的干系”给几个人送了信。之于第二点，晁盖的遗言更没了道理。
宋江在卢俊义彻底上山后的新变局中，为了“忠义”二字，重申晁盖遗言，并依此力推卢俊义为第一把手。他实质上也充分认识到晁盖遗训的错误之处，只是不便说明，故此说了三件似是而非的理由。
在吴用的操纵下，武松、刘唐、鲁智深都反对宋江的谦让。宋江是个聪明人，出了一道各打一府的考题。宋江胜了，这是必然。
善用鬼话不可或缺
卢俊义打东昌，连输了两阵，还得宋江增援。原说的竞争为头儿的事儿，已成定局，但宋江是个善于合作的人，正如他在作小吏时尽可能地交往社会人物一样。
为了确定秩序的合法性，让权力结构造成为不容置疑的伦理，他得借助鬼话。
在拿下东昌府并收了没羽箭张清后，天上掉下了石碣。石碣从天上掉下来时，气象惊人：“是夜二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乾方天门。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唤作开天门又唤作开天眼。”（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挖出石碣，经人翻译，再刻到石碑上，一切拿定了。宋江遂以天文为据，对大家正式训令：“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
天上掉石碣不过是对九天玄女授天书的一次确认而已，那时，九天玄女就叫他“宋星主”了（第四十二回＜还道林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到了石碣刻成碑文，他还大吃一惊：“鄙猥小吏原来上应天魁。”云云，明显是在做假吗！
相对于晁盖，宋江确实高明多了。晁盖只说了一次七星入屋（见第十四＜赤发鬼醉卧灵官庙，晁天王认义东溪村＞），并且斗柄上一颗小星飞了。
那飞了的小星，显然是他命运的隐喻！
比之于晁盖，宋江有私下里的信仰，他对九天玄女许过愿，也未公开自己这次神秘的经历。所以，对未来他更有坚定的信心。晁盖则是无信仰者，任何偶然的神启对他来说都有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七星入屋的梦（－－或许是他的编造），他认可；而出发攻打曾头市时，风折军旗，他却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
鬼话或谣言是对立双方的共用武器，但多是对强势一方的伤害大。在黄文炳去蔡九那里汇报宋江的反诗情况时，蔡九告诉了他一个来自最高层的消息，东京正流传着儿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并且司天监的观象结果也预测到了这一点。天象与儿谣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在晁盖宋江攻打曾头市之前，曾头市就放出了挑衅性儿谣，说：“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
晁盖发怒了，他要灭掉造谣者。但，他犯了兵家大忌：“将不可怒而致战。”
终于，他成了鬼话的牺牲品！
第五章技高一筹的治术
现代人听来，觉得这个论断十分荒谬，因为不公开审理可以，再严重的案件也得经过合法的程序审判。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战乱期或非正状态（如戒解）下，尚有情可愿，要是发生在法律秩序正常的社会里，几乎不敢想象。
集法官与律师于一身的张汤
误读点评
◎在生活的时下，一方面，我们痛恨司法腐败，另一方面又深蔽于历史迷障，希望出现如古代那的执法如山的好官。殊不知，所谓的清廉，往往是建立在野蛮杀戮之上的！从汉之张汤到唐之来俊臣再到明代的魏忠贤（及其爪牙），酷吏们不但在残害平民，也在残害体制内的同仁。文祸再经典不过地诠释了中国酷吏文化的顽强性——酷吏之害，甚于贪吏之污！
只有人们明白了历史上酷吏文化的本质，才会知道“文祸”并非“史无前例。”
●当新儒学以复兴旗号向天下人宣示他们的理想时，孔儒“上智下愚”的“分层定理”也复活了。殊不知，中国历史残酷的变乱——从政治、军事到经济、庶务，一次又一次打碎了“分层定理”。在下者狡黯乃至坦率地蒙蔽在上者，在上者或是混然不觉，或是迫于大势而隐忍退让。
”上智下愚“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状态！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忽视弱势群体的文化，从来不肯精心地（更不用谈认真正）保护弱势群体。奉公守法，成了愚昧无知或不知权变的别称。可悲的是，弱势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写成强盗，或成了强盗的合作者。看看《水浒传》中桃花庄刘太公夹在官与贼之间的窘态，便该明自：不懂历史分析的方法去读《水浒传》，也是中国人读书的一大误区。
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