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 ＇ 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 ＇ 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 ＇ 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 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 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 ＇ 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 ＇ 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政府经常落入一般人民手里。英国海权是否因此要受到损害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英国的海权仍然是以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队伍、机械工业队伍和一个范围广泛的殖民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民主政府是否会有远见，是否会对国家地位和荣誉十分敏感，在和平时期是否愿意用足够的钱来确保国家的繁荣昌盛，所有这些都是军事准备所必需的，而且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民众政府，不管多么需要，通常也不愿意在军事上进行过多的开支。因此有迹象表明英国有落伍的趋势。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得的繁荣和生存机会，甚至已远远超过了英国。但是，荷兰政府的政策和特点非常不利于给海权以一贯的支持。由七个省份组成的其政治名称为七省联合体的荷兰，按权力实际分配情况可以概略地说成是美国州权扩大的翻版。每一个濒海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海军部，于是便随之产生了各省之间的相互猜忌。这种逐渐瓦解的倾向，由于荷兰省的巨大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缓解了。荷兰省自己就提供了六分之五的舰队和百分之五十八的税款，所以它在执导国家政策时就有一份相应的力量。尽管荷兰政府也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也愿意为自由做出最后的牺牲，但是由于人民的贸易精神渗透到可以称之为一个贸易贵族统治的政府里，使其不愿意进行战争，也不愿意为备战耗费必要的开支。正如以前曾提到的，当危险还没有迫在眉睫时，它的一些主要行政长官是不愿意为他们的防御支付款项的。但是在共和政府继续存在的那段时间里，不管怎样，政府对使用在舰队方面的开支还是毫不吝啬的。因此，到1672年约翰·德·威特去世时和1674年与英国议和之前，荷兰海军就其数量和装备而言，都能较好地对付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无疑，此时荷兰的实力使英法两国国王共同策划的灭亡荷兰的计划破灭了。随着德·威特去世，荷兰共和政府不存在了。在此之后出现的是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这个政府只执政18年，但是它的一贯政策，是反对法国的路易十四、反对法国扩大势力。为了和法国对抗，荷兰的陆上发展明显地优先于海上，由于英国退出了战争，则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早在1676年，荷兰舰队司令德·勒伊特将军就知道分配给他的舰船和部队不足以对付法国一国海军。由于奥兰治威廉君主政府的眼睛死盯在陆地边界上，使荷兰海军迅速衰退。1688年当奥兰治威廉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到英国去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反对，因为海军实力已减少许多，一批最有才干的海军指挥官被免职了。那时，英国国王威廉兼任七省联合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并且仍然在荷兰执行他的欧洲总政策。威廉在英国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海上力量，并且可以利用荷兰的资源进行陆战。尽管奥兰治威廉过去是位荷兰王子，但是他同意荷兰海军将军在联合舰队和战争委员会里，应当位于资历较浅的英国舰长之下，于是荷兰的海上利益如同荷兰的自尊一样，为了满足英国的要求很快被放弃了。威廉去世之后荷兰政府仍然执行他的政策。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陆上，集中精力为结束延续了40多年的一系列战争而签订《乌得勒支和约》，在这些战争中，荷兰在海上一无所获，既没得到权力，也没得到资源，同样在殖民地扩张或贸易权力上也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阐述这一系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战争时说道：“荷兰的经济状况极大地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名声和贸易。位于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他们的护航船队不但缺少战斗力，而且装备极差，以致于我们每损伤一艘舰船，他们却要损伤5艘。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即我们是靠得住的、具有良好的信誉的运输者。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不是减少。”
从此以后，荷兰就不再拥有较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迅速丧失了依靠其海上力量在各国中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这恰恰说明了荷兰这个小国尽管很坚决，但是面对着坚持敌意的路易十四，无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都无法使其免于衰败。荷兰如果与法国友好，便可确保其陆地边界的安全，至少能够使其在较长的时间内与英国争夺海上控制权。荷兰如能和法国结为联盟，两个大陆国家的海军，则有可能会制止住英国海上力量的迅速发展。英国和荷兰都想争夺海上霸权，彼此要想实现海上和平，唯一的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要实际屈从于对方。而法国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和平则是另一种情况，所以荷兰开始崩溃未必是因为它的国土小、人口少，而是由于它的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但是，判定哪个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权的极好条件。对于法国政府的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统治者亨利四世和黎塞留曾给予明确的指导。法国政府应该把从陆路向东扩张，进攻由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奥地利和西班牙的计划，与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相结合。法国为了实现其在海上反对英国的计划和其它一些原因，应与荷兰表示亲善并与之联盟。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应鼓励发展作为海权基础的贸易和渔业，并且准备建立一支海军。黎塞留在他所谓的政治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有可能获得海权。因此，法国作家把黎塞留看成是法国海军的真正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为法国装备了舰船，而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使海军获得稳步发展。黎塞留去世以后，马扎然继承了他的意愿和总的方针政策。但是，马扎然不具备他那种高尚和尚武的精神。因此在马扎然统治时期没有继续出现新组建的海军。1661年，当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仅有3艘装有60门火炮。此后，一个精明能干的、有组织能力的专制政府开始了它的惊人的工作。负责贸易、制造、海运和殖民地工作的柯尔培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他曾在黎塞留手下任职，并且已经完全领略了黎塞留的精神和政策。柯尔培尔以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追求其目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组织的进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内阁作出决定。柯尔培尔的目的是，“把生产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使其受到一种积极和明确的指导，以便通过制度和共同努力确保法国工业取得成功，并要使所有的工人采用公认的最佳工艺程序进行生产，以获得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距离贸易组织起来，像制造业和国内贸易那样，成为一个巨大的团体。为了支援法国的贸易，要建立一支具有坚实基础的海军，至于它的规模，迄今还不能预料。”上述这些就是柯尔培尔的目标，是有关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至于第三个环节，那就是航线远方一端的殖民地，显然也是有意按着政府的指示和组织去做的，因为政府开始从当时拥有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当事人手中买回了这些地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正以一种丝毫不受拘束完全独断独行的权力，逐渐将所有用以指导国家发展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种手段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详细讨论柯尔培尔的政务活动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想让人们能够看到法国政府在建设国家海权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并且能够看到柯尔培尔这个伟大的人物，不是只注意把他的政府建筑在一种基础之上，排斥其它的，而是使所有的基础都统管在由他领导的英明的、有远见的政府之下。当时法国的农业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在成倍地增长；国内的贸易航线和贸易规章都便于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产品交换；有关海运和关税的规定，使贸易运输落入法国人之手，进而促使法国发展海运，利用海运使国内同殖民地之间相互进行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管理和开发，使一个远离本土受国内贸易垄断的市场不断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有利于法国贸易；对外国船舶和外国货物实行征税，有益于法国阻止竞争国的贸易——上述这些措施，包括无数个详细规定，都是为了逐渐扩大法国的（1）生产；（2）海运；（3）殖民地和市场——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海权。如果有人运用一种合乎逻辑的程序来研究这个课题，要比耗费许多时间去研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