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烦恼。按照法国人的想法，二十五年前他们曾经受到盟友的冷落，他们不欲再度受冷落。所以一开始，当情况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力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力图在德国还不能抗拒的时候，削弱德国。首先，他们想得到煤炭和工业设备来弥补他们的损失，并不打算多伤脑筋去一项项计算索赔的物资是否严格地同损失相当。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法国占领区当作物资补给来源。他们关心的与其说是为了安全而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还不如说在于从现时生产中得到赔偿物资。其次还有莱茵河边界的问题。“法国如果得不到沿莱茵河全线永久驻扎军队的保证，就不打算结束这场战争。”这个要求是否意味着法国意欲兼并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还不十分清楚。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宣称这正是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提出的要求，虽然美国人认为只要把莱茵河以西的地带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戴高乐就准备放弃赤裸裸的兼并土地的要求。戴高乐肯定想兼并鲁尔。他同样想让萨尔归属法国。至于德国西南部的其余地区，戴高乐在1945年4 月说过：“法国从未想要兼并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必须同我们和平共处。”
把德国这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小邦，这样就很39容易将其置于法国的势力之下，这恐怕是法国政府最希望造成的局面。法国人之所以坚决反对在德国建立任何中央政府，其动机很可能来源于上述梦想。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法国人在占领初期有步骤地努力在其占领区内确立法国的文化影响。
然而在施加文化影响这项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富于建设性的想法。因为有些法国人尽管不一定对德国人消除怀疑，但他们认识到在欧洲政治中德国人终究是一个因素。法国如果要避免再在对德战争中流血牺牲，就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国今后能够合作而不相互冲突。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大多数是抵抗运动的成员，而不是在战时同纳粹合作的人，这一点乍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想利用占领德国的机会减少怨恨和复仇心理，从而发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虽然他们后来产生不少幻灭之感，但他们的想法必然还要在后来的舒曼计划中重新体现出来。据说他们遭到法国占领军中一些高级军官的反对，这些高级军官多半持有右翼观点，认为战后的法国色彩“太红了”，他们去法占区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享受一番。
英、美两国的占领方案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斟酌而取得协调的，可是讨论时并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因此，法国政府并不认为给它一个占领区就得执行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的政策。他们甚至于对分配给他们的占领区表示不满，1945年4 、5 月间有好几周法军拒绝把他们占领的位于美占区的斯图加特市移交给美国人。在戴高乐声称没有法国参加，欧洲的前途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以后，波茨坦会议仍没有邀请法国参加，这对法国人的自尊心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促使法国政府宣布，他们不受任何未经他们同意的决定的约束。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即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一不承认确定委员会活动方针的协议。正象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其后果极为严重。
第四节 俄国
按照贝尔纳斯的说法，在雅尔塔会议上“俄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就是赔偿问题”。战争的最后阶段给德国以惨重的打击，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看，毫无疑问俄国的损失更为惨重。据官方统计，有七百万人死亡——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不止此数；有不可胜数的千百万人残废：绝大多数城镇论为废墟，苏联欧洲地区很大一部分乡村也成为一片瓦砾；工业遭到破坏，举例来说，顿涅茨的煤矿完全被淹；有二千五百万人完全无家可归，住在窑洞、战壕和泥舍里，此外还有撤退到乌拉尔和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千百万潜在的无家可归者。最后，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胜利的代价中还包括着全体人民的极度劳悴，他们为了工业化和重新武装，多年来一直享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有这么一个故事流传着：一位西方盟国的军官在柏林看到红军军纪不佳，曾对一位俄国人表示惊讶，他得到如下的回答：“这不是红军，红军已于1941年和1942年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些是亚洲的蛮夷，我们赶他们去打仗，以击退德国的进攻。”
俄国和法国一样，需要赔偿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救急，而不是为了报复或安全。早在1942年，斯大林似乎就已经提出过实物赔偿，特别是用机床赔偿。在雅尔塔会议上他重复这一观点说：“上一次”的错误就在于索取现金赔偿。于是他的代表团要求德国应付出相当二百亿美元的赔偿，其中百分之五十应归苏联，赔偿的一半用拆迁的工厂支付，另一半应在十年内以当年产品支付。迈斯基要求把德国的重工业减少百分之八十。他不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德国将因此而挨饿，他针对马和粮草的比喻说：“一定不要让马踢你一脚。”按照俄国人的见解，德国即使按照他们建议的规模支付赔偿，仍能依靠其轻工业和农业过着俭朴和象样的日子。根据罗斯福的倡议，这个问题交给赔偿委员会去研究。尽管英国反对确定任何具体数字，委员会仍奉命以俄国的建议作为初期研究的依据。实物赔偿将采取三种索取形式：拆迁工厂，交41送当年产品，派遣劳动力。俄国人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已被接受，而他们是不会轻易作出让步的。
先是赔偿，其次才是安全。在三十年内，俄国两度遭到德国侵略，每次均损失惨重。有鉴于此，俄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不让德国的侵略重演。斯大林预料德国在十五至二十年内能够复原。早在1941年12月，斯大林就向艾登提出：让奥地利恢复为独立国家，把莱茵兰地区同普鲁士分开，成为一个独立国或保护国，如有可能，也把巴伐利亚建成独立国家。他还建议把东普鲁士划归波兰，把苏台德区归还捷克。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他也坚持大体上同样的方针。在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又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兰国家，主张对鲁尔、萨尔和基尔运河实行国际共管。所有这几次会谈都使斯大林有理由相信英美两国领导人同意他的意见（除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拖延应付，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讨论以外）。只是经过外长会议的讨论和以后事态的演变才逐渐判明美英两国实际上并不同意分割德国的方案，而斯大林则在1945年5 月9 日对俄国人民发表的胜利演说中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出于安全的考虑，更有理由要求拆除德国的工业设备。但尤其是俄国的历史教训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主要目标是把德国的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俄国领土。为使这样的方针得以实行，使波兰政府保持亲苏立场是很必要的。把德国领土划给波兰不仅是对波兰人丧失东部领土的一种安抚手段，而且还造成德国人将来向波兰人提出收回领土的要求，从而增强波兰依附于俄国的利害关系。至于德国失去了那么多领土，可能会激起其忿懑难平的复仇之念，这一点却并没有予以认真考虑，因为不管怎么办，德国人的敌意总是意料中事。抚慰德国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谋求安全的唯一出路在于削弱它。
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提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严格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他们的建议尽管苛刻，但并非出于盲目的感情用事。然而这不是42说他们对蹂躏了他们国土的那个民族不怀有强烈的仇恨。胜利以后，俄国人在柏林到处设置标语牌，写上斯大林在1942年9 月讲的一段话：“把希特勒一小撮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是荒谬可笑的。……历史表明希特勒一类人上了台又复消失，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则依然存在。”直到1944年年中，俄国对德宣传唱的都是这个调子。但是能够更确切地代表斯大林在战时所持的态度的，是他自己说过的这句话：苏联人民的任务是“消灭每一个侵入我国领土的德国人”。这也许是修辞上的夸张，但是这样说是为了激起抵抗的愤怒情绪，而这种情绪在战争结束后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以和蔼的神情”提出需要枪毙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时，连丘吉尔也没有把握判断斯大林说的话是否当真。从1944年5 月起，俄国的广播似乎就开始提出战后要把全部德军官兵用于强迫劳动。
伴随着仇恨的是轻蔑。这就似非而是地使得把共产主义引进德国的问题冷却下来。有一次斯大林告诉米科莱契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德国，就象马鞍不配安在牛背上一样。”在波茨坦会议上，他曾告诉丘吉尔说，他在1907年看到有二百个德国人未能参加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火车站栅栏门收他们的车票。1945年5 月，有个俄国军官对一位美国人这样说：“我们肯定不打算把共产主义这样高尚的理想带给那样的人民。”斯大林因德国工人未能进行切实有效的抵抗去阻止纳粹的兴起而蔑视他们（他轻易地忘记了他自己不赞成社会党同共产党合作时，对造成这个后果应负多大的责任）。他对共产主义在德国群众中是否受欢迎并不抱幻想，他认识到在德国实行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只有依靠红军和俄国的实力才有可能。再者，马克思主义学说教导说：首要的任务是夺取生产资料，为此目的，可以利用任何自愿的同盟者，在牢固掌握政权以后，就可以推行共产主义。还有，迅速索取赔偿的机会（这里速度是很重要的）取决于毫不拖延地重新开动资本家的生产机器。为达到此目的，需要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尽可能多的帮助。所以，如同在东欧其他国家采取的政策13一样，第一步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里吸收一些资产阶级的傀儡政党参加。
然而，俄国人很自然要在共产党人当中找朋友，并把那些流亡俄国受过训练的德国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关键的职务必须由可靠的人来担任。俄国人绝对地相信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是其经济结构的反映，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措施立即冻结银行存款，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土地改革。在德国垮台以前，土地改革的纲领已经在俄国拟就，连同赔偿方案在内，这似乎是俄国人为占领德国所做的唯一的明确的准备工作。的确，为了永久摧毁普鲁士军人特权阶层的权力，土地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初期的土地改革还不是实行集体化，而是把土地再分配给小农。这就形成了牢固的阶级力量，可赖以抵制旧政权的复辟。这正是1917年列宁所采取的“妥协”办法，以诱使农民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从沙俄军队中开小差，正是此举对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不管俄国人在他们所奉行的政策方针上企图表现得多么克制，不管在把共产主义同失败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是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不能不推行一种新政策，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其成败势必要影响到他们的威信。他们可能有此打算，把最初建立的政权当成是“预备牺牲的”，一旦他们的政策需要牺牲或解散这个政权，他们决不会因感情用事而裹足不前。但政权的变更不容许影响其基本性质。不管怎样，德国人对于形式上的细微差别是不大计较的。他们反正把新政府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共产党人担当着重要职务，而且因为它是苏联建立的。所以，俄国人对新政府的命运不能漠不关心。这就导致俄国人内部负责索取赔偿的当局同负责与德国人打交道的当局之间，以及在波茨坦的苏军司令部同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道理很明显，如果无情地实施从德国搬走尽可能多的物资的政策，势必会造成匮乏和混乱，使得极有经验的和地位稳固的管理当局也穷于应付。造成内部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否仅限于此，是值得怀疑的。斯退丁纽斯曾经提出过下列看法：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经遭到政治局其他成员的44批评，说他们对美、英方面太迁就了，并迫使他们规避承担某些义务。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把占领东德主要是看成巩固俄国的一种手段，而莫斯科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另一批人则把东德当作一个据点，来策划共产主义对西德的征服，进而征服整个西欧（列宁不是说过“谁掌握德国就掌握欧洲”吗？）。共产党预料战后可能发生的混乱，以及他们深信会妨碍经济复兴的不景气，都将有利于他们的图谋。但是如果他们要想抓住这一时机，东德的政权就必须做出相当好的政绩来。
苏联战争赔偿委员会对莫斯科（也许是对莫洛托夫）直接负责，但是似乎同朱可夫及其后任索科洛夫斯基所领导的驻东德苏军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人图尔帕诺夫是日丹诺夫的主要代表，他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二十年代曾经在德国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战时曾担任红军的政委，一度有人把他恰当地譬喻为“俄国的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他很有才干，冷酷无情；富有幽默感，但是很不善于体察别人对他的看法。此外还有政治部主任兼朱可夫的顾问谢米诺夫，似乎代表第三种政策，谢米诺夫看来象是贝利亚而不是莫洛托夫任命的人。这个人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官员相比，对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有较深的素养，他必定不会象打了胜仗的士兵或头脑顽固的宣传工作人员那样对苏联的实力和前景有那么大的自信。他对于下列两种政策所孕育的危险性大概早就有所了解：一是旨在使德国分裂，二是企图以东德为跳板进攻西欧。象处在谢米诺夫那样地位的人，很可能认为在不牺牲苏联既得利益的条件下，采取一种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畅通无阻（不管这种统一是否取得西方国家的同意）的方针更为上策，因为这样的德国最终可能证明比一个违背其自身意愿而共产主义化了的德国更有条件成为苏联的有益的盟友。显而易见，这种政策乃是三国同盟和拉帕洛政策的直接继承。
上面关于俄国阵营内部不同观点的扼要描述中虽然有不少揣测的成分，作者仍然给予一定的篇幅，因为这种分歧对理解俄国的对德政策有所裨益。有些人以为独裁政权的“铁板一块”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外表，而且自然地45会导致奉行一种明确一致的单一政策。这些人听到这种内部分歧的存在只会感到吃惊。上述内部分歧在现实情况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阵营内部也会有所反映，而且更为严重，不只限于军事与民事占领官员之间观点上的分歧。但是在西方，人们至少公开承认分歧并且展开讨论。
不管个别的俄国人持有什么见解，他们很自然地会对西方同家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对待昔日的盟友的态度是：一旦这些盟友已经帮助他打倒了直接的敌人，他就会予以抛弃。在国际事务中他也同样如此，自属意料中事。更有甚者，他从未摆脱格鲁吉亚农民的特色。在革命领袖人物当中，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