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顿）坦率地说：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除非这个国家说一句决定性的话，奥地利就会灭亡——而奥地利是灭亡了。因此我感到我们对这个不幸的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
形成英国公众舆论的另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奥地利流亡者和前奥地利大使乔治·弗兰肯斯泰因爵士在英国致力于宣传奥地利的事业。诚然，这些沛亡者大部分不是正式的政治避难者，而是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他们的活动同其他国家具有流亡政府声望的逃亡集团的活动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1940—1942年间，在伦敦有两个主要团体。奥地利办事处是由社会党前议员海因里希·阿利纳主持的，成立于1939年，从1940年到1942年出版了《自由奥地利》月刊。1941年又组成了自由奥地利运动，把各种政治流派从共产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的许多小团体团结在一起，奥地利办事处也从属于这个组织。自由奥地利运动出版了德语周刊《时代之镜》，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除这两个主要组织外，还有第三个组织，即奥地利社会党人伦敦局，大部分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包括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和奥斯卡·波拉克那样的杰出人物在内。奥斯卡·波拉克后来成为维也纳的社会党日报《工人报》的战后第一个主编。这第三个组织拒绝加入自由奥地利运动，其部分原因是该局的许多成员虽然反对纳粹，但在一个时期内还抱着与一个民主的德国联合起来的想法。这三个组织如能团结一致，显然是有利于奥地利的。但在1942—1943年间虽然作了多次努力，并由英国政府多方予以鼓励，结果还是没有联合起来。奥地利办事处脱离了自由奥地利运动。1943年11月，在秘密的奥地利工会代表弗朗茨·诺维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协会，自称为奥地利社团代表，是由自由工会、伦敦局、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等聚集起来组成276 的。奥斯卡·波拉克在194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奥地利社团代表乃是真正的代表，而自由奥地利运动实际上完全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它并不包括其他正式的政治团体，仅仅吸收了具有非共产主义见解的个人。
在大战期间，流亡的奥地利人和英国的许多同情者都作出努力要在英军中组成一支奥地利部队。丘吉尔本人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从未实现，虽然到战争结束时，据报道大约有三千名奥地利人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在莫斯科会议前，关于奥地利的未来地位，美国似乎不曾有过比较正式的声明。美国忙于对日作战，又受孤立主义影响，国务院所关心的是战后大国合作的总的原则问题，而不太注意对待个别国家的具体政策，特别如本书前半部所论述的，战后如何处理德国尚无定见，把这一切综合起来，在1941—1943年间，从大西洋彼岸来看，奥地利问题似乎是一个很小的问题。1941年12月，丘吉尔首次会见罗斯福时，如果谈到了分割德国——看来有可能——他会顺带提到奥地利问题，这样猜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1 月建立了战后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在研究分割德国的计划期间，毫无疑问考虑过奥地利问题。然而，有鉴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意见分歧长期阻碍美国制订一致的对德政策，注意一下这样的事实也许是并非毫无意义的：1943年10月28日，当时的陆军部长、前任国务卿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他对那时正在莫斯科讨论的恢复奥地利独立问题的怀疑：他们显然一点也不领会，需要从根本上作出适当的经济安排来使和年持久巩固。……如果恢复二十五年前凡尔赛和会对奥地利所安排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使奥地利271 重新处于不能自给自足的状态，看来他们对此全然没有考虑到。战后的中欧要有饭吃。要吃饭就得免除关税。mpanel（1）；
美国在莫斯科会议前的想法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最后一个奥地利国王查理士的长子奥托大公所采取的态度，他是前奥地利流亡在美国的最引人注目的避难者。1940年他和其他许多纽约公民一起注册去服选征兵役，但根据法律他是一个匈牙刊人，因此不能为美国军队接受。显然，他一度希望大家承认他是一个奥地利流亡政府的首脑，在美国到处演说，声称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受他统治。1942年，他取得很大进展，足以打动美国陆军部接受一项计划，由他的军事委员会招募一支奥美特种军团。但是侨居美国的几个经过政权更迭的国家的前政府成员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流亡政府都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国务院不得不出面干涉，并于1942年4 月正式否认它有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意图。陆军部接受暗示，在8 月份宣布奥托服兵役不合格，不能予以接受。然而直到1944年4月11日，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才感到有必要否定美国防务哈佛小组主席拉尔夫·巴顿·佩里教授关于美国偏爱奥托大公的主张，声明美国政府将授胁任何一个与共同敌人战斗的组织，不过这种援助“所采取的形式，不应损害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一国人民享有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基本权利”。
法国的对奥政策，由于明显的原因，直到较晚的时期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然而这里可以顺便提一下，大战之前有许多奥地利人逃往法国，1939年，这些逃亡者中的大278 多数人已经投身于法国军队。许多人在让他何选择进拘留营或进外籍军团中服役时，都选择了后者，不料后来在法属摩洛哥给德国人关进了拘留营，然后由盟军把他们释放再度参加部队。作者本人认识的一些人，在他们最后回国之前的四年间都相继穿过法、美、英三国的军服。在法国本上有一个奥地利民族阵线，它与受共产党人控制的自由奥地利运动有联系，述有奥地利解放协会和社会党等组织，都因民族阵线带有共产党色彩而拒绝与之联合，但它们与民族阵线一样，也同法国抵抗运动合作。在自由法国部队中确实组成过一支奥地利部队，那只是1945年4 月25日的事了。
莫斯科宣言发表前苏联的对奥政策，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已有先兆了，艾登向丘吉尔汇报说，他首次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交谈时，斯大林就扼要叙述了他对战后欧洲和处理德国的计划，显然毫无保留地建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此外，与此有关的是，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有三个著名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曾在苏联避难，他们是前共产党书记约翰·科普莱尼希，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霍纳。菲舍尔后来在莫斯科电台向奥地利作定期广播，直到他在战争结束时归国为止。霍纳后来在南斯拉夫积极从事游击活动，成为奥地利游击队的领导人。共产党人的宣传，不论是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还是在英国和别处的自由奥地利运动的宣传，其主题都是宣扬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阵线。在伦敦的若干非共产党组织曾提出恢复1929年修改过的1920年共和国宪法，作为奥地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暂定基础，对此，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会议前后均未加以反对。
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坐下来讨论奥地利问题时，对于宣布279 一项总政策会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井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对当时发生的情况叙述最详的材料是美国代表团成员菲利普·E ·莫斯利的记载。他说，艾登、科德尔·赫尔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会谈中都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奥地利的声明，鼓励奥地利人“为本身解放作出贡献”，并允许他们独立。这样一个声明的草案是事前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准备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较，英国人宁愿采用美国的文本。因此这一丈本就“借给”了英国人，由艾登在会上提出，其后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联合王国）、詹姆斯·C ·邓恩（美国）和安德烈·维辛斯基（苏联）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就在这时候，苏联的政策第一次显示出有了变动。在起草委员会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维辛斯基坚持要另加一条，断然地强使奥地利承担“政治上和物质上对战争的全部责任”。英国和美国代表立即予以反驳，他们认为这与三国已宣布的目标，即把奥地利当作侵略的受害者来对待，显然是前后矛盾的。他们争辩说，奥地利不仅在被德国并吞后不丙是一个国家，因而对1939年及以后希特勒的行动绝对不能负责，而且，提出“物质上的”责任，意味着奥地利要接受赔偿的要求。要求赔偿与公开声称希望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两者几乎是互相抵触的。不管怎样，奥地利经济的全部资源只能补偿德国战争破坏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们虽然抵制，维辛斯基还是固执己见。最后英美两国代表作了这样一种程度的让步，把那条修改成“奥地利……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实际上还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话。这种让步虽然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想象中的盟国团结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现在回顾起来，却铸成了大借，给战后处理奥地利问题经年累月不断带来纠纷，甚至在1955年签署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后对其经济还继续产生破坏作用。
对另外一个问题，苏联也表示反对。莫洛托夫严峻地拒绝了艾登提出的关于允许欧洲小国联合起来的建议。这一建议无疑是反映了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的计划。280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艾登第一次谈到战后的目标时，只是提到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1943年苏联加进要奥地利承担责任的条款，乃是克里姆林宫业已增强自信心的一种尺度。1941年冬，德国军队一直在敲着莫斯科的大门，苏联正处于时运最坏、声威最差的时候。有某种迹象可以设想，当时斯大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毁之前可能会同盟国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打算保存德国的实力用以对抗苏联的做法，自然要加以关注而采取对策了；而让奥地利独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国的这一企图。可是到了1943年，苏联着着胜利，使战后前景完全改观。单纯救亡图存的问题不复存在了。德国的侵略狂澜已被堵住，而且已经逆转了。基辅解放在即。首先是纳粹侵略者给苏联本身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就使赔偿损失成为苏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向一个刚恢复完全独立的国家索取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承担：“对战争的全部责任”，那就可以据理向其索取赔偿了。
莫斯科会议后三国外长发表的比较全面的公报被视为三国协调的新迹象，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变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声仍然可闻。12月2 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一方面祝贺莫斯科会议不采取公开宣布对待具体国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面指出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这一良好准则的例外”。《泰晤士报》认为，毫无疑问，奥地利人急切地等待着联合国家把他们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也毫无疑问，全体奥地利人将有决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存在于欧洲，它的政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与1919年所建立的组织根本不同。《泰晤士报》说，这种政治和经济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诚然得到了承认。但是，对整个欧洲的未来组织应该首先作出决定，然后才能对具体国家的前途作出明细的决定，而且决定的内容是受组织的性质制约的。这项原则运用于“奥地利问题具有特殊的说服力”。281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设计多瑙河国家联邦时就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史汀生在考虑奥地利的经济生存能力时也是从这同一观点出发的。这一观点，在英国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支持。但实际上，这种对于整个欧洲组织的关切，由于战后“铁幕”把东欧和欧洲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而落得一场空。何况，麻烦的程度更甚于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引进了战后处理奥地利的计划，使奥地利永远不能摆脱。一方面，它是遭受“侵略之害”，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因此，按理应当受到与其他被德国占领过的国家如法兰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等国同样的待遇。另一方面它又是“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的，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据此推理，它应受到与德国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惩罚。英美两国代表当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虑证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们对于维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却并不十分成功。
的确，宣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奥地利的地位未定；它承认奥地利是一个特殊情况。无可否认，许多奥地利人曾经在开始时欢迎过纳粹分子，其中一些人也的确热情地执行过纳粹的某些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但这绝不等于奥地利人正式或甚至普遍地赞成纳粹的整个政策或行动。说奥地利纳粹分子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通敌者，或者比后者更应受到指摘，这也是不确实的。更进一步说，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几个星期之内，行政机关的所有主要职位，以及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控制权，都由德国人接管了，就连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也被排斥。多半由于使用同一语言，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纳粹党的“划一政策”，比在其他地区既迅速而又彻底。到1939年，奥地利己不再具有任何法定权利来表达其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了。在这种情况下，说奥地利因为参加了希特勒的战争而要承担责任，这是对事实的一种嘲弄。
然而，一部分与纳粹德国雷同的事物一经传入，不是282 马上就可消除的。战后对奥计划与战后对德计划有必然的联系，从而遇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混乱和拖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条件，即同对德计划相比，对奥计划被认为微不足道，因而是不太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欧洲咨询委员会
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之时，曾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以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并向英、美、苏三国政府提供建议。但在论述三国政府审议奥地利问题之前，这里顺便扼要地谈一谈丘吉尔的“多瑙河联邦”计划的发展情况。虽然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特别考虑过这一计划，但到1945年2 月为止，实行这项计划的可能性并未最终丧失。
战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在莫斯科已经作过一些讨论。11月份在德黑兰，当罗斯福提出把德国一分为五时，丘吉尔建议将德国南部某几个州并入多瑙河联邦。这一建议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斯大林表示反对，其态度之坚决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反对时一样。这事搁置了一年。1944年10月丘吉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又提出这个问题。这一次丘吉尔转告罗斯福说，斯大林与他先前的观点相反，将会“乐于看到维也纳成为包括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在内的德国南部诸州联邦的首府”。但他不同意丘吉尔进一步提出把匈牙利也加进去的建议。
上述安排当然要取决于三国的正式认可，但并未立即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他表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