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除俄国人的猜疑了。这倒不是占领德国的英美人乐意得出这一结论。他们似乎不愿承认四国合作的实验已告结束，并且暂时保持这样的态度，不论德国人是否喜欢，凡是被认为对他们有益的就给予他们。
但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没有把德国当作一个经济单位对待，加上波茨坦解决办法所依据的不现实的考虑，使得这一解决办法成为西方的绝对责任。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执行工业水平计划使得英美人面临这样一种抉择：究竟是眼看德国挨饿呢，还是向俄国输送赔偿物资呢？他们认识到这个重担是英国不能无限期承担下来的，而美国则不准备承担。必须使西德做到自给自足，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允许西德人民管理自己的经济，而且要向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以过得去的前景以资激励。在西德，人口日增，资源渐少，要开辟上述前景，就需要比以往更为加强工业化而不是拆毁工业。
然而，经济自由与政治控制是不相容的。一个现代工业国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就要求大批作为政府后盾的居民自动进行合作。德国人在受到战败的震动之初，曾经准备给予占领当局至少是服从命令的那种程度的合作。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军政府为德国人办事比他们自己的任何领导人可能都要好得多。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46年残冬，盟国确保自愿合作的能力就迅速衰退了。如果西方既想避免对德国经济进行长期补贴，又想261 避免加强公开施用独裁手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快速度把权力移交给当时已经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并且依靠他们的良知，依靠为将来追求占领的基本目标而可能向他们施加的影响。把权力归还给德国人是东西方之间以竞争取代合作之后的必然后果。原来有些人指望新思想有时间在德国扎根而想依靠的那种优势力量，已为露骨的拉锯战所取代了。而且，在请求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给予支持的时候，又坚持要人家改变特性，这是不易办得到的。1919年后，德国人不得不在战胜国中间“赢得同情”，而1945年的战胜国却由于他们本身的纠纷被迫在德国人之中竞相争取同情了。
如果说盟国在开始占领时失之于过严，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稍许花了点时间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形势，那么，后来的倾向却是流于宽大无边。起初，看来他们对于取悦德国人的想法几乎是采取蔑视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却显得迅即不记旧仇，宽恕为怀了。无可否认，一旦德国成为世界均势中一个有争议的、或许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时，征服德国人的躯体就会同征服德国的灵魂成为一个齐头并进的目标了。然而征服人心仍然象占领初期那样重要，即使其所以重要的原因已经变了。因为，德国仅仅站在西方一边，这是不够的。它可能会这样做，也许因为它相信西方军队能够用来支持他们重新统一和收复失地的企图。将对西方事业增援而不是威胁的德国只能是这样的德国：它接受了西方世界的观点，从而放弃以武力解决为唯一有效解决办法的观念。硬说这种态度在德国已成习惯，或者说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那是悍然不顾事实的。只要德国人认为西方要对他们的支持付出某种代价时，这种态度就不见得会加快树立起来。当然，德国的身心都属于四方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德国就有照此办理的可能。战争期间的考虑欠周也许使得某些人指望转化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后来的痛苦经历表明了非纳粹化之难。即使真正的障碍的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但改变这一结构的直接尝试是否可以奏效，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根262 据1945年以来发生的全部情况来考虑这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把盟国要推行制度改革的建设性纲领的整个想法责难为自以为是、空谈理论而且不切实际。从这个观点来看，背景情况使得变革的范围非常有限，因此德国的未来完全可以交给德国人去处理，他们一旦在第三帝国明显地遭到失败时，是非常愿意把它推翻的。
然而这样讲就忽视了下述的困难：一旦第三帝国不愿承认失败，因而迫使盟国军队打进德国中部，盟国就难以袖手旁观了。他们一到那里，权力自动会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也就无法避免对政治后果施加影响。立即撤退意味着把德国抛进那个在中欧十分容易蔓延开来的饥荒、疾病和内战的险境中去。情况很可能如此，如果内战爆发，三个主要盟国就会发现自己被拖进敌对方面，因为他们生怕看到真空地带被一个敌视他们的政府所占据。如果英美人不肯冒风险让一个共产党政府进入鲁尔，那么，俄国人也不甘冒风险让一个“反动”政府到达奥得何。何况俄国人还要从德国人那里得到赔款，他们如不填满欲壑，是不甘心撤走的。
假定全面占领不可避免，根据奥地利的情况来类推，立即建立起一个中央政府似可避免造成分割局面。但是，成立中央政府正是所有占领国都决心避免的大事之一，因为他们相信分散权力会削弱德国，使之不那么富于侵略性。必须记住，从地理上、经济上和战略上来看，奥地利不同于德国。一方面，奥地利的价值不如德国大；另一方面，把一个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再分成四个部分是不切实际的，在德国还不仅仅是不经济而已。即使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在一个厌恶其政策的大国占领区内，哪里有什么机会去行使它的真正职权呢？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中立化而又统一的德国所遇到的巨大困难是，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放弃一个地区；如果把这个
地区完全置于另一集团的影响之下，就很可能在力量均衡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甚至从军事意义上说，如果不存在占领区，分裂本来是可能避免的。美国人对英国提出在全德建立混合行政机构的建议加以拒绝，其263 理由尽管是可笑的，但采纳这个建议只会把已发生的争夺地位和势力变成另一种也许更为尴尬的局面。那就会意味着俄国人进入鲁尔，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奥得河。
试问哪一个影响最大呢？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以前或进行期间，如果问题变得更为明确，根本分歧可能早就暴露出来了，因而也就有理由和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一道争辩说：冲突本来就该这样促成的。除了别的以外，它既可防止大大推迟德国恢复工作从1945年8 月到1946年8 月的停顿，还有可能防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组织为了避免盎格鲁撒克逊人勾结起来反对俄国人的现象而于1945年7 月拆散。可是后人也许会责怪西方领袖们明目张胆地把一场争吵强加在俄国人头上。如果答案好象是本不应该让局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对问题的探讨就必须追溯到1945年以前，因为在盟国采取了一些政策，使德国不可能早日投降并产生了俄国可能长驱直入中欧的危险之时，实际上大局已定了。
然而，提早媾和必然是在德国武装部队力量遭到决定性粉碎之前的妥协性和平，而历史却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甚至象1918年那种程度的妥协性和平（那种妥协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也会是一个错误。妥协性和平可能意味着消灭了纳粹党，但丝毫也不意味着根除了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启示：如果让德国人自己进行改革，工作是不会做得彻底的。1945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盟国誓把德国侵略的心理根源挖掉。任何放弃这一做法的政策会被所有遭到德国占领的国家看成是一种背叛，会立即使俄国疏远，会在英美内部引起最激烈的争论。而且，任何人如果在战争期间企图争辩说，纳粹主义不可能根除，或者根据德国的条件要提出一个开明的解决办法是办不到的，那就等于说西方为之而战斗的原则对谋求和平是不适用的，而且会作出直接有利264 于摩根索派的行动。决不要忽视，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的意见，是作为一个善意的、建设性的尝试而提出的，旨在寻求另外一种办法来代替纯粹惩罚性的解决办法。
反对这个政策的论据是：它把一种心理状态看作是个人力量可加以改变，而不受产生这种心理状态的环境支配的。假使这种设想是不对的，那么就可以说，这种尝试最多只能希望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许会完全落空。可是，事实上盟国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已经相信，而且有某种理由相信，如果德国的情况保持不变，二三十年内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就有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世界和平的严重危险。他们几乎不相信，放手让德国人自己去干，会产生足够的变革。要是换用另一套由他们自己出面干预的办法，把变革强加于德国人，也不见得会完全令人满意。然而，这也只能是唯一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既然淮也不能把摩根索方案说成决非破坏性的方案）。断言一种局势不可收拾，无助于政治上的成功。
再者，承认心理状态对环境的决定性依赖关系和相信个人的道德责任是不相容的。如果人们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受外界决定的，那么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不能有所褒贬。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本人对此是有保留的，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或根本就不按这种观点行事）。这种观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盟国因为相信个人有超脱所处环境的某种可能性，所以始终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的基础上，就是说甚至德国人也有可能及时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宽容的体会。他们不肯承认，改变德国面貌的那种精心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今天也无须说它已经失败了。
当然，在今大的两个德国中存在着许多倾向，必然要引起消息灵通的观察家担忧。但是，对这些倾向感到吃惊的任何人只会期望发生奇迹，或者对俯拾即是的证据熟视无睹，更重要的是德国内部的一批人，他们似乎也分担着忧患。当然，一个国家不能完全摆脱它所处的环境，因此指望在德国寻找完全象我们在英美所熟悉的那种发展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对这一点有不断深入的领会，盟国的政策本来可以变得更加灵活机动。但是，德国社会必须按照德国的条件来塑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然要成为极权主义的或侵略性的。有头脑的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是清醒的，这表现在他们对欧洲观念的普遍欢迎，对重新武装的深感犹豫。而且，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是不容易使人忘怀的，在东西方冲突中，谁会最先受到打击也是不容易使人认清的。有些德国人看到某些人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遭到了失败，明白了邪恶之所以占上风的终极原因。热心于建立自由社会的人是众多的，他们已经立下了巨大的功绩。在继续贯彻占领的积极目的的过程中，西方政策的任务是加强对这类人士的影响，而不损害他们的爱国声誉。为此，现在仍然和往常一样，有必要在宽与严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不可否认，俄国人的态度曾一度失之过严，现在又鼓励宽大无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赢得德国人的尊敬和合作，我们就必须经得起暂时的惊慌和烦恼的影响。调整这种平衡以适应一时情况所需要的良好判断力以及防止左右摇摆所需要的坚定性，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险找到成功的出路仍然提供了最好的希望。
第一章 盟国政策的形成
第一节 莫斯科宣言
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第一个宣言是在1943年10月30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时拟定的，其内容如下：联合王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利坚合人国政府一致认为，奥地利这个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要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三国政府认为1938年3 月15日德国对奥地利的强行吞并是无效的。从该日起奥地利所产生的任何变化，三国政府决不受其约束。三国政府声明，他们希望看到重新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奥地利，并为奥地利人民以及面临同样问题的毗邻国家寻求作为持久和平唯一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安全而开辟道路。
但要提醒奥地利注意：它参加希特勒德国一方作战，应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但是在最后处理时，必然要考虑到它对自身解放所作的贡献。
虽然这是第一次联合宣言，但三国政府对于奥地利在战后欧洲的地位问题，在这以前当然已经作过相当考虑了。就英国而言，重新确定奥地利的独立，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成为它所正式承认的一个作战目标。早在1939年11月12日，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就已经提到这个问题。1940年11月9 日，他在官邸演说中明确宣布，奥地利是英国为之而开战的国家之一，英国获胜后将予以解放。1942年9月9 日，当下院一位议员质询解放奥地利是否为政府作战目标之一时，艾登就是请他去查阅丘吉尔的这篇演说的。艾登补充说，政府当然不能在现阶段就承认或支持将来中欧任何具体的疆界划274 定，但同样并不认为本身要对1938年及以后奥地利发生的任何变化承担责任。这番话也许应该根据1942年2 月13日丘吉尔致艾登的备忘录来加以考虑。丘吉尔在备忘录中对奥地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希望维也纳可能成为“多瑙河联邦的首府”。当丘吉尔本人考虑到奥地利在战后重建的欧洲所处的地位时，这种设想显然占有突出的位置，因为他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以不同的方式坚持这种设想，而且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多次提到过。
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1943年2 月2 日进一步确定的，当时掌玺大臣克兰伯恩勋爵在上院重申，英国的作战目标之一是“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奥地利人民”，但又提出警告说，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地位，“从现在起到盟国胜利之日这段时期内，一定要受到奥地利国内及其国外若干事件的影响……而且必须取决……干将来奥地利人本身的态度，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目前正在和我们的敌人并肩战斗”。
无庸置疑，英国官方决心恢复奥地利独立的这些声明反映了英国公众对奥地利友好的真情实意。老一代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仍然保存着感情上的联系。而青年一代中有许多人还缅怀着两次大战之间在奥地利山间湖畔欢度假日和追求三十年代在奥地利风行一时的事物，那是当年威尔士王子游览基茨布厄尔和韦尔特湖时开始盛行的。1946年格鲁贝尔以奥地利外交部长身分访问伦敦时，忿然看到英国人或许只把奥地利人视为“有趣的、生活丰富多彩的人民”，而认识不到他们是“欧洲国家大家庭中一个正派、勤劳而有才能的成员”。然而情况比有趣和丰富多彩更糟。许多英国人简直难以想象一个外表如此乐观而友好的人民，竟会对德国纳粹主义那样一种僵化的信条真诚地表示同情。
但在比较小的熟悉奥地利的人的圈子内，在表示同情的背后，毫无疑问更为普遍地存在着内疚之感，因为1938年西方抛弃奥地利时，英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如今政府领导人保证要完全改变对奥政策，使这些人的内疚之感得到宽慰。八年后，一个英国议员（空军中校沙克275 尔顿）坦率地说：1938年奥地利遭到德国蹂躏是由于我们软弱无能。1938年的2 月和3 月……我正在柏林。当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