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报告也主要是一纸阐述分歧意见的声明。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协议毫无进展。在许多特殊计划方面，关于币制改革就无法制定一项共同计划。这里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纯粹是有关新币发行的控制问题。美国人在发行军政府马克纸币以后，不准备让纸币印版转入俄国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国人也不准备让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工作。进一步的障碍不只是盟国间缺乏信任，而是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机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建立某种中央发行银行，几乎是币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国仍然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银行就很难发挥作用。俄国人把币制改革看成是社会重新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盟国则将其看作是恢复战前安定的一个途径。由于西部的情况好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就越加严重。因为从一方面看，如果要继续进步，币制改革越来越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独行动，显然会加深东西德之间的裂痕。拒绝向一个方向移动，反而要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节 “异乎寻常的严寒期”
在战争期间，纳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债和货币流通量，但由于严格执行物价和工资冻结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应的增产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货币保持了它的票面价值，却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占领当局从本国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物价飞涨乃是一桩坏事，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避免。因此他们忠实地维持纳粹的稳定物价政策，虽然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了却放弃了复杂的组织共同基金和补贴金的措施。这种措施在所有国148家，包括英国，一向是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需的。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因为俄国人印发了占领区马克。管制委员会在1946年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税收来吸收一部分多余的货币，但这样做产生了新的赤字，而原来有的赤字却并未消除。在1945—1946年的条件下，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销售价格却受到和其他价格同样的冻结。结果是如果物价管制行之有效，企业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两种物价制度，一种是官价，一种是黑市价格，更经常发生的现象是相当数量的产品并未进入市场，却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处理了，或是留待能获取相当利润时抛出。“据一个具有特殊地位能够作出判断的德国人估计，重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品，现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虽送管制委员会的报表中。”
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动产”，或者用来喂牲口（从而逃避他们所痛恨的屠宰法规），或者囤积起来，直到钞票值了钱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绝。到1947年3 月底，美占区内上交的小麦和裸麦，只有正常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麦只有百分之五十二。据报道，英占区在1946年10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应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酿酒的案件。在149 汉堡，黑市几乎和合法营业一样重要。配给证和票证可通过行贿或偷窃手段从食品办事处搞到，并以高价出售。
这就成为进口方面的最大困难。尽管1946年5 月华盛顿作了安排，整个夏天向德国运送粮食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世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要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固然是个问题，而美国海员的罢工又造成了运送的拖延。同意于5 月份供应的粮食，应在9 月份全部运到，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运来。在这种情况下，10月14日把一般粮食消费者的定量标准恢复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了。毫不奇怪，从一开始，这一行动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兑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10月底官方所能供应的面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万克，而且没有谷类食物。据说在杜塞尔多夫，甚至比这个标准还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尔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乌珀塔尔送出的一份报告则声称，那里巴有十天见不到面包了。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煤，产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鲁尔区劳动力短缺，矿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进矿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开了小差。虽然矿工本人有额外配给量，但他们的家属却得不到什么。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给家里人找吃的，这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此外，他们需要用一笔钱去黑市购买比限价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面包和面粉之类的食物，他们的工资就显得太低了。1946年9 月的产量停留在1945年12月的水平上，而五百万吨的库存已经用完。
恶性循环开始了，缺少煤，钢铁工业就不能生产足够的钢，以供应煤矿进行必要修理的需要。1946年秋，煤的产量大约是每月五百万吨，而西方占领区所定的基本最低需要量是四百二十万吨，出口是介乎一百十三万吨到一百七十四万吨之间。150 要说服其他西欧国家相信下面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即它们如果同意给德国留下更多的煤，便有获得德国工厂产品的好处。这是因为其他西欧国家也都缺煤，没有理由偏爱德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完全断绝对老主顾的供应也非上策。到1946年9 月为止，煤的分配，包括出口，由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但就在这个月，俄国人宣布，他们只能把该占领区司令官认为在其需求之外剩余的煤提供出来，于是英国人最后也不为集中储备提供他们的供应量了。然而英占区出产的煤实际上仍继续和美国人、法国人协商分配。根据协议，10月份出口量削减十万吨，以后从12月到翌年3 月每月减为五十五万吨。1947年4 月，最后根据可调整的原则达成了协议，保证向西方国家占领区供应合理的最低数量，但出口数字将随生产上升而自动增加。
1946年10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矿工工资可增加百分之二十，11月份英占区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煤炭生产委员会，由各有关部门的代表来执行一项决议，即运用一切可行的提高生产的办法，并采用各种能够想得到的鼓励方式。不足的供应，特别是住房、食物和消费品都保留给煤矿区，限价出售，保证矿工拿了工资能够买到东西。采矿事实上成了占领区内最有特权的一种职业了。这样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2月初，日产量达到二十万吨，是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到1947年1 月，日产量是二十万八千吨。
然而粮煤供应困难，意味着西德在进入1946—1947年冬季时，这两种物品既无库存，也无从分配。任何地方只要粮食一到，就得分发；粮食不到，配给量就无着落。煤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一个大量吏用水路运输的国家里，这是自我麻烦。铁路运输已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车头和车厢的载运量，公路运输由于缺乏轮胎和零件同样受到限制。一旦水路冰封，通过这些水路运送的货物将无法转到别的运输线上去。供应物资不能分配，定量无从维持，煤气和发电厂无煤可烧，火车和卡车因缺乏燃料而不能开动。德国没有物质条件来熬过一个严寒的冬天。精神上的准备也不充分。欧洲胜利日到来以后，对于即将来临的“冬大的战斗”，曾经作过大量宣传。人们下定决心，准备受苦受难，结果，1945—1946年的冬天异常温和，并无太多的麻烦或埋怨就挨过去了。但是人们过于轻信，以为今后情况就会好转，事实上第二个冬天在各方面都比前一个冬天要艰难得多。
在伦敦或德国的英国主管当局在这种情况下所抱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是侥幸的。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情况也许是这样，他们本当向美国人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加速粮食的运送，向其他盟国施加更多的压力以减少他们对德国煤的要求。他们本该更迅速地使煤的生产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些事都不是直截了当地去做，而是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步骤。再者，他们一再否认对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他们的反应过于经常地以一种保证的形式出现，说什么对付这个问题，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现在正在做！将来也会做。关于配纺量的一些声明，不知不觉地说得太乐观了；有一个困难问题是经常信赖那些与最低层的情况不相符合的书面数字，而最低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那些负责人似乎断定，既然在那时候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来改善情况，最好的办法还是努力增强信心。不幸的是其结果往往看来似乎是心安理得。
1946—1947年的冬天，在英国也是严寒。但在德国，严寒的天气从12月中旬开始一真持续到翌年3 月下旬。至于粮声匮乏问题，到1947年的收割季节才真正解决，据说5 月下旬乌珀塔尔的配给量每天只有六百五十卡路里，别谈保证超过八百五十卡路里了。美占区的平152 均配给量当时是一千零四十卡路里。与此同时，克莱将军宣布，从美国运送的粮食有十三万吨逾期未到，德国筹集的粮食比原来的估计短缺二十万吨。公众的情绪进一步低沉了。扒窃煤车的现象到处都有，造成公用事业的供应比以往还要困难。黑市买卖和出卖配给卡的情况几乎到处都是。德国的平民百姓没有足够的粮食吃，家里又没有任何燃料（已有必要取消原定的配给量），其景况是难以忍受的。幸亏这种匾乏情况并未延续很久，对人的体质还不至于造成长远的影响（也许除了那些家庭主妇和孤苦伶仃的人），不过痛苦还是不少的。占领国和民主制度的威望一蹶不振。鉴于英美公众为使德国人的处境不再恶化下去而作出了牺牲，这尤为不幸。除了币制改革（时机尚未成熟），其他的根本补救方法都已经着手实行了；真正可惜的是那些方法未能更快地显出成效。德国经济的主要结构是健全的，仍然完好无损的那部分工业设备是足以为和平时期的目的服务的，尽管这年冬天的一系列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之一遮盖了上面这一事实，从而造成一种认为德国虚弱的夸张印象。然而；日益明显的是，德国的复兴必须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尽管盟国作过重要的贡献，但在它们管制下所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对德国人来说，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来掌握，这个观念没有其他的推动力能够取代。为安全着想而要德国人丧失这种观念，所付代价太高，这是英国人所不能做的，是美国人所不愿再做的。
第十章 财产的管制
财产分配的方式是决定任何社会性质的主要因素。在德国，几乎没有一个领域在盟国政策中比这点更占重要地位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主要归因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与鲁尔和莱茵兰地区的工业家们对德国事务的影响。要根除这两个祸害，当然得剥夺这两个集团能够施加影响的物质基础。可是，波茨但议定书中提到这个问题的只有一段（关于经济原则的第十二段），要求分散德国经济，以消除“目前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如何来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呢？当然，问题在153 于波茨但协定大部分是以美国的草案为依据的，而在占领国中，美国人对这方面又最不感兴趣（法国人可能是例外），他们赞成解散卡特尔，鼓励竞争。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明确主张，他们不打算和西方盟国合作，而英国人在社会党政府执政下，也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拿不定能做到什么程度。在这方面，整个占领时期的历史就是俄国人实现他们主张的过程，不管是好是歹，他们对易北河以东德国社会的性质实行了一项永久性的改革。另一方面，英国人起初满足于一些原则性的措施而不实现任何永久性的财产转移。因此，当政策上遇到的实际困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当德国人的支持减少而美国人的影响增加的时候，已采取的步骤就可以在不剥夺新业主的情况下改变过来。在西部已经采取的这种行动几乎完全是由于美国的鼓励。
第一节 土地
在俄占区内，土地改革的一般特征已经叙述过了。其结果是大部分土地都分成十二英亩到五十英亩的单位，归农民所有。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思想上一般都不那么革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可用土地看来已经作为公共财产拨给了社团、党派或研究机关。可是，必须记住，这类土地中的一部分以前就是这样归属的；社团公有在德国决不是无人知道的。但是，新业主并不能随便耕种分得的土地；有一套细致复杂的组织建立起来去计划生产，每一个业主须按照定额完成任务并交纳农产品。工具由农业合作社大量拨给，按需要分配；这对顽抗倔强的人显然是一种惩罚方法。但在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内，没有对土地公有化进一步采取什么重要措施。
这些改革对产量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因为其他不利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肥料的匮乏，机器和劳力的短缺，以及土地肥力由于战时过分生产而耗竭。但是，这些出素在整个德国是相当一致的，而东部和西部产量的下154 降却有显著的差别。小土地所有制总是没有大土地所有制效率高（或许除开某些特种产品），这是农业经济中司空见惯的事；而按照现有规模进行土地再分配，在开头一两年必然会妨碍生产。这就是对此种措施的批评所集中的要点之一。在德国是如此，在西欧也是如此。固然，故意地减少粮食生产总不是那么令人愉快的。但是俄国人的信条是，酋先要做的事就应先做，他们总是先考虑社会利益，把物质福利放在次要地位。如果下两年俄占区的口粮还是比西部高，那么俄占区原来可以送到西部的剩余粮食就不存在了。
在西部占领区内，土地改革远不是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比较起来，那里大地产是极少的。然而三个占领国都声称支持这个原则，虽然答应对被没收土地的所有主予以补偿。在英占区内，大农场都作为一个单位来经营，不能分开来经营，否则会立即减产。讨论一直进行到1947年9 月，才公布了一道法令草案，规定三百七十五英亩以上的土地都要交出来（在东德是二百五十英亩）。这项措施由德国人来执行，进度很慢。同样，在美占区，只是因为美国大施压力，各级州政府才通过了取得居留地和土地改革的法令。对占有土地二百五十英亩以上者要按照比例相应增减制征税，结果一块七百五十英亩的地产就要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