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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必须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坚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直接关系到700万香港同胞的福祉，关系到香港的稳定和谐，关系到“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因此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不断加强和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始终是香港面临的第一要务。香港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具有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是内地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一方面，香港经济体系十分开放，市场运作高度成熟，经济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体系和法治环境在全世界享有盛誉，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自由兑换的货币政策、以及低税率的简明税制等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制度框架的确立，可以使香港从内地得到更为强劲的支持和依托，祖国内地的综合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给香港经济以强有力的支持。回归十年来，香港风雨不断，先有亚洲金融危机，后又遭遇全球经济放缓、非典疫情等，但香港经济依然能够实现强劲的复苏和较快地增长，目前处于20年来的最好水平，股市楼市畅旺，财税收入创新高，失业率降至新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带领广大香港市民，在发挥香港既有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积极参与两地经贸合作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吸引内地大型优质国有企业来港上市等举措，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巨大活力。香港经济能否保持繁荣发展，始终是衡量“一国两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面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今后香港更要抓住机遇，发挥优势，集中精力谋发展，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好势头。这是中央政府的殷切期望，也是香港同胞的共同心愿。
第四，必须从香港实际出发，稳步扎实有序地推进民主发展。胡锦涛主席指出：“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关系到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关系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对此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是中央的一贯立场。”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致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基本法的这一规定，既明确了最终目标，又明确了实现途径，是一个必须准确理解的完整概念。十年来，香港的民主发展揭开了新篇章，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香港同胞享有更多的、更充分的民主权利。只要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以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坚持从香港实际出发，均衡参与、循序渐进的原则，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创造条件，香港的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在十年实践的基础上，继续稳步、扎实、有序地向前推进。
第五，必须坚持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切实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和谐。广大香港同胞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和治理香港的主体。在香港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存在很大差异，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发展、保持稳定、促进和谐，就需要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香港。十年来，在以行政长官为首的特区政府带领下，广大香港同胞发扬爱国爱港精神，求同存异、包容共济，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务，形成了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强大合力。香港目前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社会各界人士倍加珍惜。香港居民无论是来自什么阶层、什么界别、什么团体，也无论信仰什么主义、什么宗教，都应该而且能够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香港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团结奋斗，共同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和谐，共同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沧桑巨变，风雨兼程，一个多世纪以来，香港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100多年前，我们的祖国积贫积弱，香港饱受殖民统治。10年前，我们的祖国走向富强，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今天，香港保持和发展了自身优势，“一国两制”这一崭新制度框架的确立，又为香港拓展了新的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经过十年的探索和积累，香港的未来路向更加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清晰，可资借鉴的经验更加丰富，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形成了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
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十年，艰辛的探索和丰厚的积淀，为香港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充分利用“一国”优势，加速与内地的融合，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两地的经济交流合作已经从单纯的市场推动演进到市场与政府双重推动的阶段。这种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使香港借助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契机，乘势而上，保持长期繁荣；另一方面也可充分发挥香港经济高度国际化、市场化的优势，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现互利双赢。两地在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范围越来越广，大大推动了港人对国家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了解与认同。两地的相互了解、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不断深入，正在促成一个新的香港文化的出现。文化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香港这种新的文化集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于一体，融两地文化的长处于一炉，可以推动香港社会不断从兼容并蓄中获得新的动力，充满蓬勃生机。
站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民族复兴的灿烂前景，我们对香港的明天充满信心。香港的命运历来都与祖国紧密相连，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孤立于中国历史之外，而是深深融入中国历史之中。香港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香港，她的地位和作用，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随着人们对“一国两制”条件下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入，“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港人的共识。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思考祖国发展给香港带来的机遇，并以此来确定香港的发展战略。当香港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时候，香港的发展就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一定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把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在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再创香港新的辉煌。
以史为鉴，启迪未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十年实践，书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重温和研究这十年的历史，总结和汲取这十年的经验，对香港的发展、国家的进步、民族的振兴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香港回归十年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我们相信，有“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坚强保障，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强政励治，有700万勤劳、智慧、富于创造精神的香港同胞的共同努力，有十年探索打下的坚实基础，香港一定会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
文/陶存
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香港回归，洗雪国耻，百年梦圆，来之不易。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我国当代史上光辉的一页，更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功典范。
一、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它地处中国大陆南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老牌殖民主义英国早就垂涎香港，把它视为向中国扩张的理想桥头堡。它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强占了香港、九龙（半岛前端）和强行租借新界九十九年。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发生革命以后，新政府可以不承认原来被推翻的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以后，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是当时的中国国力薄弱，长期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而且战乱不止，没有能力通过与列强谈判要回自己的领土。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尽管我们可以收回香港，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加之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和美国封锁的严峻形势，暂时不收回香港比收回有利。后来，新中国又长期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敌视中国的局面，需要香港这个自由港发挥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展对外贸易，沟通中外民间往来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所以，毛泽东主席于1959年针对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曾说过，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1960年，中共中央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国政府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对于香港澳门这类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这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很大变化。中美关系改善，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国表明的立场，联合国第二十七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建议，为中国收回香港澳门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1997年的日趋接近，新界租期面临届满，香港的前途也逐渐成为各方注意的焦点。
1980年元旦刚过，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我们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英国也十分清楚，新界约占香港地区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二，在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岛和九龙区离开新界根本不可能独立生存，但租约期满必须归还，却又不甘心。特别是英国1982年打胜了马岛战争，更认为有了向中国提高要价的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这是一场斗争复杂的艰难的政治较量。
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历程
从1979年起，英国不断派员前来中国，想摸清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底牌。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麦理浩首先投石问路，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并把新界地契原来的年限规定（1997年6月27日）改为本地契在英国管治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达到模糊“九七”大限的目的。邓小平面告麦理浩，无论用什么措辞，延长地契年期，都必须避免涉及英国管治问题。接着英方又派遣高层人士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毕力嘉、副外交大臣艾坚斯等访华，进一步摸底。1982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受撒切尔夫人的重托到中国来见邓小平，明确提出希望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态度。邓小平给他的回答是，无论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邓小平的话很含蓄，但是已经把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表述得很清楚，这就是香港必须收回。至于在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希思进一步问道：现在谈判是否有失仓促呢？邓小平回答说，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序幕，到1984年12月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经历了两个阶段，终于按照邓小平限定的两年期限内圆满完成。
这次历史性的谈判，过程曲折，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
（一）主权不容谈判，粉碎英国以治权换主权的图谋
谈判的首要问题，是确定谈判的基础。中方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以此作为基础，同英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政权交接的技术性问题。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却打出两张牌。一是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论，并威胁说，假如现在就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二是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统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弄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告诉她，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十五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中方对香港问题的立场。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他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治下才能实现。邓小平阐述了中国以“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并指出中国政府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