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 第9部分

＇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页95。　

＇3＇＇4＇＇5＇＇6＇《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03、101。　

＇7＇《湘赣省苏文化部关于识字运动的又一指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278…27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页18…19。　

＇9＇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页4。　

＇10＇＇1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41年1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9。　

＇11＇《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4月17日。　

＇12＇吴天石：《苏中四分区的教育改进会》（1943年12月），《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页3。　

＇13＇《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91。　

＇14＇＇25＇李鼎铭：《文教工作的方向》（1944年12月6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45、44。　

＇16＇《本年教育中心工作》，《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1月5日。　

＇17＇亦敏：《冀中教育建设概况》，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59。　

＇18＇＇20＇《打破旧的一套》，《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9月11日。　

＇19＇＇31＇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56、71。　

＇21＇＇26＇＇27＇《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5月27日。　

＇22＇罗迈（李维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34。　

＇23＇《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4月7日。　

＇24＇张正屿：《苏中抗日根据地冬学回忆》，载《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页97。　

＇28＇《中共冀鲁豫分局关于普通教育改革的指示》（1944年10月27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03。　

＇29＇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页141…142。　

＇30＇《提倡自然科学》，《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6月12日。　


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1948年6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并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于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采访，在情报局决定颁布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并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于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于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并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并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并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于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并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布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复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并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于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布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毛泽东受不了这些，毛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毛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当然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当毛有力量以后，他就绝不愿听到什么“皮安尼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毛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毛泽东也可以使用，于是，这个词的寿命比较长些，差不多到了50年代中期，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彚，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也让位给了“革命的敬礼”。（记得20年前，王蒙曾写有一篇名曰《布礼》的小说，相信王蒙对这个词的演变史亦有相当的了解）。

　　1942年后，毛泽东已完全获得了意识形态解释权，就在苏联驻延安观察员的眼皮底下，毛与刘少奇联手，将“孟什维克”的帽子给王明等戴上，党内一些原“国际主义者”也纷纷与王明划清界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在这个阶段，毛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即使他的好朋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给毛发来密电，告诫、提醒他，康生不是好人，毛仍然照样信任、重用康生。

　　然而毛毕竟是毛，他心里清楚得很，只要斯大林不干预中共党内的事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共都应与莫斯科搞好关系，于是，毛人前人后都对斯大林表现出充分的尊重，毛甚至给坏人王明也选好了婆家，宣布王明的后台是斯大林的敌人布哈林！在那个年代，全党上下，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毛对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毛更不用直接的语言将他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公开的话仍是“联共党史是共产主义的百科全书”一类。被毛唾弃的王明只能满含委屈，在延安冷清的窑洞里，遥想着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红星，独自吟唱着《莫斯科颂》。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才真正与苏联打起了交道，地点就在东北。毛十分明白，以中共当时的实力，要想占住东北，并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得到已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理解和支持。对于这一点，毛从未含糊过。虽然他多年来一再告诫全党一切应该自力更生，但毛实在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即使苏联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共并无具体援助，毛仍不怨不恼，并不时向苏联表示一下善意。1941年4月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延安表示予以理解。1941年后，延安派往东北、华北的地下工作人员间或也与苏军情报组合作。浇灌多时，终有花开一日，1945年8月，苏军攻入东北，客观上为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机会，八路军才能马不停蹄抢先进入东北，占领了各战略要点。

　　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在延安搞的一套多有不满，但中共毕竟是一家人，苏联红军打进东北后，当然要找八路军。1945年9月，苏联红军大校驾机飞往延安，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以后又对开进东北的八路军多方照顾。但是苏联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在美国和国民党的压力下，最后还是逼迫中共军政机关退出沈阳等大城市，八路军不少领导干部虽然不高兴，却也毫无办法，于是一直退到哈尔滨，隔着松花江，与国民党军对峙着。但是毛心里明白，八路军占着哈尔滨，事实上仍是沾了苏联的光，因为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再往前开，就要钻到苏联的鼻子底下了，而斯大林是不乐意看到这种情况的。

　　苏军自以为有恩于中共，傲慢无礼，在与中共同志交往中，无时不流露一副大国主义的派头，其士兵在东北军纪败坏、胡作非为，激起百姓强烈不满。苏军且把大批工业设施当作战利品搬迁至苏联，国民党利用此事掀起1946年3月反苏大游行，也乘机攻击中共，在这种形势下，毛别无选择，只能反击国民党的“反苏反共”。

　　毛大事小事都绝不会糊涂。1945年“8。15”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高级干部卢冬生被苏军士兵无辜枪杀，毛只当不知道。但是有人却沉不住气了。东北汉子萧军虽非党员，却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党出资让他在哈尔滨办了一份《文化报》，萧军在《文化报》上热情宣传党的政策，即便对当时引起东北人民普遍反感的苏军军纪败坏问题也总是委婉地予以解释。但萧军确实不赞成“无条件地拥护苏联”，他试图把俄国人分成两类，即“真正的苏联人民”和犯有罪恶行为的俄国人。于是苏联人不高兴了，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迅速组织对萧军的大批判。1948年11月2日，《文化报》终于被迫停刊，萧军也被打发到煤矿办俱乐部去了。

　　刘芝明的顶头上司东北局宣传部长是在中共七大上落选的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凯丰的上司则是七大政治局委员高岗。林彪率四野南下后，高岗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此人却非一贯的亲苏分子。高岗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没有留苏经历，早在延安时期就在毛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从而深受毛的信任和重用。但套用一句老话，“人是会变的”，现在高岗亲眼见到苏联的实力，也就对苏联加深了感情。王明说，高岗在东北受到凯丰的影响，成了积极主张对苏友好的“国际主义者”，此说没有提供具体事实作依据，只能留待日后再作详考。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