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毛看重他走笔成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他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经验。
其次，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为中心的体制，由任弼时具体筹划，将体现等级差序原则的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进一步明确化和固定化。此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确保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王明最热烈的听众——自视清高的傲慢。
第三，毛亲自主持加紧编编篡“党书”——党的历史文件集。毛在胡乔木的具体协助下，从1940年底开始，编辑《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为建立以毛为中心的中共新党章准备理论依据。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提出他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给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洛甫。至于王明，己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在此时旧事重提，却完全是为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洛甫撇清关系。对于王明、博古、洛甫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亳没有表明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洛甫。眼下形势早己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只有洛甫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果然，洛甫对毛放出的气球作出剧烈的反应，可是，教条宗派集团已四分五裂，势单力孤的洛甫又怎能一人抵抗毛的进攻？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虚弱之所在，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转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洛分开，让这些“理论大师”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凭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当着王明等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语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从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1年春，毛泽东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依据时局环境及政治发展所能提供的空间，为改变中共发展方向，取代王明等留苏派而确立其对党之绝对领导，进行了持续而细致的准备。
毛泽东的“准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组织和人事力量配置方面的准备、军队和保安等强势机构的准备，以及打通莫斯科的高级政治公关和掌握与“远方”秘密电讯，对信息来源控制及再解释方面的准备。
在极端复杂、瞬息万变的动荡形势下，毛将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和灵活、练达的策略手段紧密结合，使其“道”、“术”、“势”三种资源水乳交融、互相贯通：“道”为根本，以“道”开路，先声夺人；“术”为手段，以“术”谋“势”，“势”乃形成；“势”既获得，以“势”护“道”，“道”遂大行。
在“道”、“术”、“势”互动回流的过程中，毛的政治智慧和驾驭复杂事物之才俱得以全面展现。毛将敢于突破常规、取而代之的雄心魄力与缜密、谨慎的组织、筹划才能紧密结合，既抓住每一稍纵即逝之机遇．又凭藉其个人拥有之资源，每每创造有利于中共发展的时势。毛在对实情的掌握及其政治对手心境的揣摩方面几达化境，终在风云际会中，通过不断的纵向位移和横向凝聚，在突进和迂回之间积小胜为大胜，接连嬴得阶段性的重大战绩，在发展和壮大了中共实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权力空间大大拓展：从先下手持兵符，继而掌握党权，复而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再图实现意识形态解释权之扩张，军权和党权之再巩固，最后达到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君师合一”之境界。
1941年春，实现毛泽东目标的日子已经迫近。毛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共第一号领袖，现在毛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也开始成为党的理论家。尽管毛泽东还未获有中共总书记或党主席的正式头衔，王明等还端坐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台上，但是“坚冰已经打破”，包围圈正在紧缩，一场彻底改造全党——从组织结构到精神气质，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风暴，延安整风运动已经来临！
（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5期，1993年11月）
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
——对延安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教育方针及理念基本形成的时期，本文所称的“延安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延安时期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
然而，延安教育又是在五四教育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产生的，同样受到五四教育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往论者较少关注。本文试图探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共从五四教育遗产中选择了什么？延安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在选择五四遗产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延安创造的新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延安教育有哪些价值和局限？
一、延安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的态度
1937年国共合作实现，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陆续开辟了几大块比较固定的战略根据地。在新的形势下，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兴办教育，因而立即面临着对过往教育方针的调整问题。
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五四教育遗产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三十年代初，中共早期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钱亦石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教育的性质和作用，他们认为：教育属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1＇ 基于这种认识，左翼理论家不仅认定五四后占主导地位的新教育是亲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甚至把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也一概视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主张，一并加以否定。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党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为了落实这个教育方针，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所兴办的教育是和五四教育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类教育。党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党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2＇“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带政治鼓动性，＇3＇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4＇ 在教育对象方面，也摒弃了五四教育的全民性的内容，强调教育主要面对广大的劳苦大众，规定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5＇ 从阶级论教育观出发，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6＇ 乃是因为“学究学生”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
瑞金时代教育方针及其实践的最显著特色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这为延安教育打下了底色。在整个苏区的教育工作中，无论是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处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3个月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3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7＇ 占总语汇比重的约40％。中共重视群众教育获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报告称，在中央苏区内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中共有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万3千余人，妇女中的文盲数目得到减少，参加兴国县夜校学习的妇女占了总学习人数的69％，而兴国县识字组的妇女比例高达60％。＇8＇
十分明显，若从大的背景观察，瑞金时代所推行的教育方针与实践是与五四教育的总体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但是若仔细辨别，在瑞金时代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的背后，仍然潜藏着一条与五四教育沟通的渠道。在中央苏区的社会教育系统，许多措施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思潮并无根本矛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逐步形成了新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的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已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
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
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份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上述这些变化显示了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教育遗产采取了新的态度。延安教育虽然继承了瑞金时代的传统，继续坚持“教育随所有权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但对五四教育遗产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思潮采取了欢迎和接纳的态度，换言之，到了延安时期，党对五四教育遗产终于有了明确的选择。
抗战阶段，各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环境对选择五四教育遗产有重要影响。中共摒弃五四教育中的精英主义内容，除了有其意识形态的考虑外，还因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基本不具备创办正规教育的条件。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全边区只有120个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9＇ 除此之外，边区物质条件极其落后，严重缺乏师资，也给发展边区教育事业带来极大的困难。经过几年的文教建设，边区教育有了较大的进步。1937年建立了鲁迅师范，1938年又建立了边区师范，至1941年全边区共有中等师范7所，小学也发展到1941年的1341所，共有43625名学生，边区还兴办了5843个识字组，吸收39983人扫盲，使文盲比率下降至总人口的93…95％。＇10＇ 尽管边区教育已有进步，但总体落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如此情况根本不允许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脱离现实去和国统区的正规教育接轨，只能转而寻求在现有基础上对教育状况进行逐步的改善。正是基于这种现实，五四教育中的平民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才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在人们的眼中，这类教育思潮虽有缺点，但略加改造和转换，还是可以为边区教育服务的。
中共从边区文化落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