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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象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载于《二十一世纪》）
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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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国内外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官方几十年来构筑了对延安整风意识形态的解释话语。对历史真貌大大简化并予以重构，从而与史实有了相当距离。就笔者所知，虽然1980年代以来，就有戴睛、陈永发、杨奎松等人对延安整风历史作了若干局部的研究。然而，完全可以说，高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最全面系统并独具匠心的煌煌大作。
高华所研究的，就是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与历史选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脱布化”的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这是一部史诗之作，它述说的正是这样一个从西方工业社会中孕育出来的，作为西方文化异端的革命主义，是如何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革命主义是如何摆脱了布尔什维克文化模式的影响，从而具有了中国坚实的农民革命的特色的。如此宏大的历史问题，这部著作却是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说故事人，以沉稳的而克制的语调向我们述说着，以历史事实的强烈的自然的逻辑，而不是以空泛的西式的价值理念或什么理论框架。
研究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最困难的方面之一是史料问题，众所周知，延安整风涉及许多可以理解的禁忌，有关档案开放极其有限，整风领导机构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基本未开放。当年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记录更无从查阅。所幸的是，近二十年，官方也少量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高华则以其特有的敏锐，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甚至可以说，作者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查找到的资料。此书所附的三十多页的参考文献就可看出他在史料收集方面的努力。据我所知，为了对极为分散的史料进行收集，作者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
最为难得的是，高著所用资料几乎都是公开出版，作者能够从大量的不被注意的资料中爬梳鉴别，点滴归拢，并发掘其新意。书中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严实的资料的基础上。高对史料的真伪也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高著据事言理，而非凭空想象，对自己所作的论断，他还采用不同的资料加以佐证。可以这么说，经由作者整整十年的如此洗磨，未来公布的档案资料，可能只会进一步证实或补充该书的论断，而难以推翻其整体观点。我深为钦佩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显示出来的极高史学悟性与对史料的独到的穿透力。作者善于捕捉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性细节，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当年氛围，使人们阅读此书时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例如那位当年在延安街头身穿皮夹克溜狗的康生形象，我至今还挥之不去。
本书的作者多次对笔者谈到他治学的风格与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反对过度解释”。在作者看来，治史者对史料固然需要作一定的解释，但国内外历史学中，却存在着在史料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以理论解释来填充史料的不足，这种方便做法实际上是阉割了历史学本身。本书正是作者运用这种以事实说话的方式来挑战解释主义的历史学的成功尝试。三年以前，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学者就把高华的系列论文称之为“新实证主义史学”案例。此说得是否在理，高华是否是史学新方法的探索者，读者诸君在读完此书后会有自己的体会与判断。
就我所知，不少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对这本书予以相当高的、甚至是极高的评价。当然，一部深刻的历史著作，必然是具有多义性的，并为不同的读者从不同角度解读提供了充分空间。这是历史本身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相结合而形成的。可以预料，读完本书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读者以为，这本书对延安整风的考察，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会引出要批判或否定共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然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与其说这部著作是要否定中国革命，不如说，是在客观地考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革命中的极左思潮的根源。事实上，读者可以惊异地发现，文化革命中那些斗争方式，思想风格与人们的行为态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早已经被康生等人驾轻就熟地运用了。
从作者后记中可以看出，作者无疑是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这痛定思痛之后进行的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就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作者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革命运动的重大的正面价值。这可以从作者在后记中自述其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深刻同情中看到，在作者看来，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然而，另一方面，作者似乎又对革命的悲剧性一面持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因为如此，本书隐隐透露出作者的某种思想矛盾。正如人类历史上一切复杂而深刻的事件一样，延安整风运动也充满了矛盾的一面，无宁说，作者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如果对于延安对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的吸引力，能再予以更充分的展示，那么，本书就会更全面一些，并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人，会以如此强烈的激情，如精卫填海与灯蛾扑火一样，投入到这样一场革命中去。革命有其残酷的一面，但毕竟是美丽的。
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的世纪，是乌托邦主义焕发出无穷魅力与光环的世纪，也是革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来试图改造人性的世纪，是“建构理性主义”给予人们以新生活的意义，同时又摧毁着人们的诗情梦幻与追求的世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