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面价值。〈1〉而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11〉（p。68…69）我认为，似不急于在理论上进行无穷的讨论，而应从基本史实研究开始，沉潜于地方和基层，在具体细密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来讨论理论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反映和互动”，在史观和方法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兼容并蓄的史观和注重多重材料平衡的新实证取向。它兼顾“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成分，扬弃“宏大叙述”的教义化的逻辑演绎主义的空泛化，同时避免概念先行、忽视下层的缺失。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兼顾“宏观”与“微观”的“中观”视野，道理不言而喻，因为“宏大叙述”经常会遮蔽社会的真貌，而过细的微观也容易导致两种偏差：看不到同质社会的一般性；容易陷入“一地、一村、一概念，一理论”〈2〉和过分的琐碎。
历史是否可以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3〉还有人认为，有关“反右”、“大跃进”、“文革”的叙述就是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右翼知识分子杜撰出来的。〈4〉但我相信，过往历史的物质和精神遗存是客观存在的，不管研究者用何种视角和态度叙述它们，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我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而这个方面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12〉（序言p。1）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注释：
〈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重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2〉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3〉华岗。《中国大革命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3〉〈4〉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7〉宋云彬。《红尘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8〉《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甘阳。《编者前言》，载傤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11〉萧功秦。《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转引自萧功勤。《知识分子与观念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页下注：
p。57注1，美国柯伟林教授在《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一文中将“疆域统一”，“统治中国”，“工业化”等视为20世纪中国的基本趋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
p。58注1，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340万1千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36、243。
p。60注1，参见韩德强：《50年，30年和20年〉载《士伯咨询网》网站；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读书》，1996年第3期；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载《读书》，2001年，第1期。
p。60注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教授语，她对社会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过份强调建构理论的现象多次提出坦率的批评。2001年4月，200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关农村问题研究的午餐讨论会。
清华历史上的校长更迭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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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清华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在清华早期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校长频繁更迭的风波。这一情形从清华学校时期（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国立清华大学时梅贻琦任校长后（一九三一年）才算告一段落。在这十几年间，由于受到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及校内师生的反对，清华的校长频繁更换，屡易其人。在这一时期，先后担任过清华校长或代行过校长职务的，有唐国安，周诒春，赵国才，张煜全，罗忠诒，严鹤龄，金邦正，王文显，曹云祥，温应星，梅贻琦，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叶企孙等。
在这些校长中，多数任期不到一年，有的才三个月，有的甚至未到任就遭学生拒绝。其中，唐国安是由外交部任命的清华学校首任校长，他是在任一年后因病去职的。在临终前，他推荐了时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周诒春来接替他的职务，经外交部批准后周诒春便正式上任了。
周诒春是清华学校时期众多校长中，比较热心办教育，认真严格管教学生，力图把清华办好的人。他在任期间（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九一八年四月），“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擎划并组织兴建了“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酝酿成立大学部，追求民族教育的独立；提出“三育并进”的教育方针，强调学生应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被历代清华人引以为骄傲的清华体育正是始于此时。在周诒春长校期间，清华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稳定的发展，清华学校的规模和“一切美国化”的教育传统也都基本形成了。
但是，到了一九一八年时，亲日派成为北洋政府中的主要势力，外交部有人要争夺清华校长这个“肥缺”，所以周受到了排挤，被诬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的“罪名”。尽管当时清华师生都劝告周校长“止谤莫若自修，不予置辩”，但是周却认为“既遭时忌，愿让贤能”，毅然辞职。
其后，外交部令副校长赵国才代理了半年校长，接着又派外交部参事秘书张煜全来做清华校长。张煜全来清华做了一年的校长，病假就有半年多，极少与学生见面，所以当时在清华就读的闻一多先生就给张煜全画了一幅名为“垂床听政”的漫画来讽刺这位多病不理校务的校长。但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却派巡警来干涉学生会成立大会，还把电灯关灭，从而引起了学生公愤。学生当即宣布罢课抗议，并派代表向外交部请愿要求撤换张煜全。但是，这一行为刚开始并没有奏效，外交部起初拒不接见清华的学生代表。后来，在美国教员的帮助下（当时校内的美国教员对张任用手下两个教员包揽校务不满），通过美国公使馆给外交部挂了一个电话，外交部才接见了学生并最终同意了撤换张的要求。至此，“驱张”斗争终于胜利结束。
一九二零年一月底，张煜全辞职后，外交部又派了一名官僚罗忠诒来做校长。于是，学生事前就派代表去“相面”，回来后报告说这个新校长有肺病，从言谈举止上看不足胜任。学生会就决定“拒罗”，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一封信给罗忠诒，劝他不必来校。罗忠诒就这样在几百封拒绝信的敦促下，未到校就“辞职”了。
经过“驱张拒罗”之后，外交部一时派不出合适的校长来，只好暂由校董事会主席严鹤龄来代理校长。六个月之后，外交部正式任命金邦正为清华校长。金上任后不久，又因协同董事会压制学生为支持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考”运动，引起学生的反对。到一九二一年秋开学时，全体学生相约拒不出席金邦正召开的开学典礼，金只能借故悄然离校赴美，学生会就趁此机会去信，“请其不必作卷土重来之梦想”，就这样迫使金邦正辞职。
经过这样“三赶校长”，外交部一时没法再派校长，只好令原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兼代校务”，暂时维持。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外交部才又派一位曾担任过伦敦总领事的外交部官员曹云祥来清华接替校长。
曹云祥在清华做了六年的校长（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二七年底），是清华学校时期所有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个。应该说，在任职期间，他也为清华的发展做了努力如：大学部的正式成立，国学院的兴起，教授治校制度初具雏形等等。可是由于这时清华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华早期的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日渐增多。这些留美回来的学生们大多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而曹云祥尽管任用了清华第二批留美学生张彭春为教务长，并支持“少壮派”对清华的改革，却仍然是不学无术，官气十足，而且在行政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在清华内部就形成了“少壮派”和校长曹云祥及其亲信的保守派势力相对抗的局面。
一九二六年六月，教务长张彭春因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而辞职，从而引发了所谓“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教授们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校内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清华恶势力”，“改造清华”等口号，当面要求“与清华前途发展有妨碍者三人辞职”。被要求辞职的三人，便是曹云祥安排的亲信，时任清华机要部主任，斋务处主任和大学专门科筹备主任，当时被清华学生称之谓“清华三恶”。
这一风潮发生以后，校内就展开了改造清华的运动，留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们要求按照美国大学的机制来改造清华，反对少数行政寡头治校，曹云祥被迫接受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但是，随后不久，少壮派教师就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辞职。
曹云祥被赶走后，一九二八年初，外交部派严鹤龄再度代理清华校长。不及三个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派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温应星担任清华校长。又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势力伸入北京，北洋军阀倒台，清华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也就此去职。
北洋军阀覆灭后，由其控制的清华学校转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的手中。在国民政府掌管清华后，清华的名称发生了变更，由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管辖权也发生了变更，由原来的外交部单独管辖变为外交部和大学院共同管辖。但是，校长更迭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和外交部，会同致电原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委派他“暂代校务”，听候接管。两个月后，即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正式任命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
罗家伦是清华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出版物上对他的评价多是贬多褒少。但客观的说，罗家伦应属于一个对清华发展有很大贡献的校长。首先，到清华任职之前他就为清华大学的名称问题据理力争一番，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才被冠以“国立”二字。其次，经过他和清华同仁的努力，一九二九年五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提案，决定国立清华大学直归教育部单独管辖，这样就从制度上清除了阻碍清华大学发展的束缚和羁绊。再者，即使是他在清华实施备受批评的“四化”，即“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也不能被一概否定。其中，廉洁化，学术化和平民化都对当时清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只有其中的纪律化政治味最浓，有明显为当政者直接服务之目的，而且采取的措施也不妥当，过于激进，招致清华师生的抵触。
此外，罗家伦还对清华的学术实施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的改革；压低洋人的地位；开解女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不遗余力地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到清华任教；重视学科建设，将有名无实的系如农学，体育，音乐一律取消，增设地理系和土木工程系，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修筑了生物馆和气象台等等。
但是，由于罗家伦的政治背景过强，他在清华实施的改革也过于突出政治；再者他资历浅，学术上无地位，远不能和当时清华园中荟萃的一批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大师相比，而且讲话常大言不惭，招来许多非议和反对。此外，他出任清华校长时才三十一岁，年轻气盛，干事情处理问题不知道妥协与让步，抱着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从而开罪不少人。所以在当时大部分清华师生中他留下了比较恶劣的印象，所以才有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当罗氏由于清华基金使用问题与清华大学董事会发生矛盾而提出辞职时，学生会申明：“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使他大扫面子。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慰留”下，罗氏又“悄悄地”回校复职。在复职后，罗氏虽然有所收敛，作出很多让步，但仍得不到清华师生的信任。他复职不到一年，适逢一九三零年五月，国民党发生内讧，冯玉祥，阎锡山对蒋介石开战，汪精卫，阎锡山在北平另组“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北方失势，清华师生趁机掀起“驱罗”运动。五月二十日，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历数其问题。罗氏政治上失去靠山，在校内又得不到拥戴，便于五月二十二日提出辞呈。
罗家伦离校后，阎锡山的势力伸入北平，阎氏任命原清华学生乔万选为清华大学校长。但是，由于清华人对乔万选是怎样一个人完全不了解，他本人也没有什么资格和名望，而且他又是由“阎总司令任命的”，所以他们反对乔万选的到任。后来，乔万选居然于六月二十五日带着三汽车武装卫兵，还带来了“秘书长”，“庶务主任”等一帮人，企图以武力接受清华。在学生会护校委员会的带领下，学生们把乔万选一干人拒于校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