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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重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和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而重视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
研究当代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
在史料的从林中
——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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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世纪中叶以后，国人写近世中国史，尤其在撰写涉及中共革命历史的著述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共两党隔海对峙，无论在大陆或台湾，学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学人稍有闪失，立时就会遭遇无妄之灾。除此之外，还有史料搜集和史实判断方面的困难。因为可得的资料不仅数量很少，且多为单方面的资料，即便这些单方面的资料，许多也已经过删改和过滤。
上述两方面的困难使得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在很长的时期内出现了一些独特且早已被国人司空见惯的现象：1、史官写作甚行，海峡两边皆有史官，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基于民间立场的中共革命历史方面的著述难见踪迹。2、与第一种现象相联系，中共党史研究大多以集团写作的方式进行，这又以大陆为甚，台湾虽有少数私人写作，但作者身分泰半为史官，表达的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解释学，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不是完全没有，但确实不大多见。
意识形态控制严格和资料严加封锁，固然可以封杀住官方以外的任何研究，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放松，资料逐步对外开放后，新一轮的问题又出现了。中共革命为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现象，近代以来，出版业渐趋发达，在30…40年代就已有许多有关中共革命问题的论述问世，如今这些资料都可由学者自由使用。80年代后，国内政局朝开明方向发展，官方已陆续出版大量资料。与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关中共革命的资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历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忆资料出版，从数量上讲，近20年来这类史料和论著，已到了车载船运、汗牛充栋的程度，以至有学人感叹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问题即史料研读和判断的问题，此为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关键。80年代后，大陆虽陆续开放史料，但许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之于秘阁，已开放的各类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统性，资料有真伪之分，有的并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种复杂原因所造成。学者如何对各类资料加以鉴别并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以辨别真伪，这都是治中共史学者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棘手的问题。
暮冬时分，我读到陈永发教授的最新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细细读毕，深感这是一部近年少见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历史问题的力作。陈著是中国人站在民间立场，跳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解释学的束缚，以个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历史的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陈教授以精深的学养，从容驾驭如此宏大的题目，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对中共革命条分缕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陈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实和判断方面的错误。
二
中共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为生存而奋斗的列宁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保守党的秘密，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共都严格控制有关党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和传播，即使为加强党员思想训练而编印的党史资料，几乎都被列为党内或内部资料，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行和阅读，最典型的事例是中共对《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的保护。1941年，毛泽东为了批判王明等，亲自编纂了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仅印行了500套，全部编号登记发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以及若干重要领导人。1947年，中共撤出延安，除保留几部外，其余全部销毁，为此，刘少奇还专门致电毛泽东，向其汇报《六大以来》的销毁情况。由于中共方面如此高度重视党的重要资料的保存，外界对中共革命内情一直难于真正了解。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编印了一本流传颇广的《中共透视》一书，因缺少准确资料，在对中共内部情况的介绍方面，错误百出。例如该书称王明等国际派一进苏区即被毛泽东逮捕，就纯系滥用想象力。
50…70年代西人研究中共也有类似情况。著名的史华慈教授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竟使用了李昂的《红色舞台》的资料。李昂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红色舞台》也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作为一本政治内幕性读物，读来确实兴味盎然，但若加以引用，则差之甚矣。当然，这只是那个特定年代所发生的个别情况，史华慈教授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得到学界一致公认，此等小的失误确实难免。
在当今华语世界内，陈教授可称上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取得最多贡献和突出成就的学者之一，陈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重视使用大陆的资料，在该书中，大陆资料的使用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资料。陈著除动用了大陆出版的第一手的档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陆学者的研究论著以及大陆出版的各类回忆资料。
陈教授重视利用大陆出版的资料是十分有眼光的。研究中共革命，大陆方面的资料肯定是主体，另外80年代后，大陆有关权威机构已陆续编纂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虽然都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在资料和史实叙述方面也有所取舍，但基本已杜绝了以往改写、编造历史的现象，所以这些资料经分析、判别后，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然而问题还是有的，由于大陆中共党史研究还存有许多禁忌，历史上许多关键问题的资料至今还未全面公开，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江西苏区“肃AB团”事件是一个牵涉到毛泽东个人责任的重大事件，任何严肃的学者在研究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不应回避这一问题。80年代后，在撇开毛泽东责任的前提下，大陆的党史编纂学对此问题有新解释，但“肃AB团”具体受害者的数目并未正式公布。然而我们知道，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期间及8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史学界一度十分活跃，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个别权威机构曾出版了有关中共党史的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献以后没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文集》。
在这些被官方文件集舍弃未收的文献中，就有毛泽东对“肃AB团”死亡人数的直接或间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4万多余红军中就肃出4400余名“AB团”分子。＇1＇
对于“肃AB团”死亡者的数目，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教授在80年代初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12月10日，廖盖隆引用毛泽东的话：“毛主席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2＇1981年9月23日，廖盖隆说，“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3＇毛泽东在1930年12月谈到肃出4400“AB团”分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后，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后重开杀戒，捕杀“AB团”牺牲者的数目。因此，即使用毛泽东当年说的数字和廖盖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数字，“肃AB团”死亡者人数也不是陈著中所说的500人，陈著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的资料来源（陈著，页260）。
对中共江西时期的研究在台湾进行的最早，概因1934年末，国民党陈诚部攻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后搜寻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后，大陆学者戴向青、蒋伯英等长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史料，编有若干史料集，并写有研究论著，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受压的情况，历史资料与道听途说有很大的区别。毛在1931年11月后确实开始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排挤，但毛受压的具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并非像毛掌权以后所说的那样。在1931…1934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在党内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著说，毛因查田运动失败被国际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并非事实（陈著，页278注释1）。
江西时期，中央苏区经济因国民党的封锁和国际派厉行极左政策而极端困难，此时中共还未学会动员部队、机关生产自救一套方法，在农民耕作方面，也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陈著中说“中共从江西时期以来，为鼓励农民成立集体组织，总是在资金、技术和化肥等方面对其提供种种优惠措施……”（陈著，页589）。在这段话之后，又有“到延安时期”，致使产生疑问，在瑞金时期，农民耕作何来“化肥”？
三
从治史者的角度看，历史年代、数字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从事文学、哲学等研究或许不必注意某些具体的时间和日期，但研究历史者都必须注意这些细节。
陈著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多万平方公里，不是700多万平方公里（陈著，页3）；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于1935年10月1日的巴黎《救国报》，而非发表于1935年8月1日的（陈著，页298）；新四军成立的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不是陈著所言的1937年初（陈著，页317）；新四军政委项英遇难是在1941年3月13日，并非1941年5月（陈著，页353）；苏德战争爆发于1941年6月22日，而非1940年6月（陈著，页353）。在书中所附的照片说明也有个别错误，例如：陈著第484页上的照片是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参加者的合影，说明中误为“1945年2月中共七中全会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风运动中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日期是1942年10月，而非1941年10月（陈著，页369）；张闻天在1942年初离延安前往晋西北调查，而非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离延安（陈著，页37）。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1957年11月，而非1958年（陈著，页460）。陈著说，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话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著，页496），这也不确，该剧于1963年创作，走红于1963…1966年初。
陈著中还有一些错误可能是对史料研判不够所导致。在中共党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区党史中，陕北肃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1942年10月至次年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陕北肃反问题是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成为毛泽东批判国际派的一颗重磅炮弹。陈著中对陕北肃反有很客观的叙述，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却弄成了大错。陈著说，朱理治等滥施肃反，“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数十人”（陈著，页353），事实是刘志丹当时只是被囚押，并未被处死，刘志丹阵亡于1936年的东征之役。有关刘志丹和西北党史的资料并不十分难寻，若稍加留心，是会避免这个史家最忌怕的“硬伤”的。
关于丁玲在延安的情况也有大量的资料予以反映，不仅有当年的历史文献可查，丁玲在80年代还写有很详细的回忆文章，丁玲的丈夫陈明，丁玲当年的同事黎辛，在80…90年代均写有十分有价值的回忆材料。1941年5月，丁玲被博古调入延安《解放日报》办文艺栏，陈著却误将《解放日报》错成《人民日报》（陈著，页374），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是《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创办于1946年5月。
有关彭德怀、7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60年代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已有各类研究专著问世，即以彭德怀研究为例，大陆已出版三部权威著作，一本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编写的《彭德怀传》，一本为王焰主编的《彭德怀年谱》，第三本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写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这三部书的最大优点是全部依据彭德怀的原始档案和其他珍贵资料写成。《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是《彭传》编辑组运用在写作《彭传》时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禁忌而割舍的珍贵史料写成的。《彭德怀年谱》甚至依据对彭的监护记录，逐日记下彭晚年被囚期间所讲的只言片语。这几部书前几年都已公开出版，并不难得到，如果仔细阅读，就不致得出彭德怀在1962年被开除中委身份的结论（陈著，页716）。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此之后，他依中共高层政治生活的惯例，以请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1962年后，他被停发各类文件，但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剥夺，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新见报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没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才算正式中止。
中苏关系在60年代初公开破裂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两党关系在1966年文革前夕因毛泽东拒绝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而事实中断，但是，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存在，即使1969年中苏边境爆发武装冲突，中苏外交关系也一天未中断，因此，陈著中有关文革爆发导致两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的说法不实（陈著，页7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是毛泽东当年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其背后确实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但是取消军衔并没有改变军队内部的基本建构，军队内原有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待遇制度一往如常，所以“在军队内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度”（陈著，页758）一说不是事实。
中共组织沿革研究在中共党史全盘研究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来，大陆有关机构已开展了对中共组织史的全面调查和研究，有关成果已陆续出版，虽然阅读范围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指出看到，据笔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单位就收藏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