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1949年后中共成为执政党，故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探讨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诚然，1949年后，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是社会的主导方面，但是主导方面并不就是一切，还有被主导的方面，也应是当代中国史的的研究对象——1949年后中国的地方，基层，人民生活，理所当然也应在研究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侧重于上层政治层面；“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持一视同仁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较多地吸取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研究的范围相对较宽。
研究当代中国史有若干困难。以中国传统而言，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一个约定束成的习惯。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深厚影响；在另一个方面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确实存在着资料、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利益关系的牵制等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
然而1840年后，“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的传统被打破，魏源等首开先河，研究本朝史。民国以后，社会自由度大大提高，李剑农的名著《辛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即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典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修当代史提不上议事日程。这主要的原因是，执政党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全部解释，形成了对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对历史研究者的统一的认识和叙述的要求。这种统一性的认识和叙述规范以“大叙述”、“大概念”为基本框架，在其指导下，再辅之以简明化的材料，以凸显“历史的铁的逻辑演进规律”，其特点是高屋见瓴，以点带面；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差异性和历史面相的多重性。当然，对某些正在发生和不久前发生的事实，人们的认识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而不宜过早定论，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大叙述”、“大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更具多元性的新叙述概念从两个方面被发掘、引入到历史研究领域，这就是被中断数十年的中国史学中的私人著述传统，以及强调作者自主性的西方历史研究理论，随着新叙述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故而当代人写当代史已成为可能。
另一个更重要方面的变化是，党和国家为了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配合和推动改革开放，由官方机构在80年代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重要文献，从而为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
由于建国后的历史全面深切影响到亿万百姓的生活和命运，社会各界对探讨当代中国史的一些问题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坊间也随之出现了大量有关1949年后的各类出版物，外国相关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中国。
总之，社会有需要，也具备了研究的初步条件，故而当代人可以研究当代历史。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虽然存在着某些客观限制，但也有诸多便利条件，例如距今时代较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可保持较鲜活的个人感受；在资料搜集方面，也因距今不远而较为方便。
这就进入到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我将侧重讲具体的史料问题。对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也会附带提到。
一、档案极其重要，但开放限制很多；地方档案可资利用。
如何看待建国后的档案。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最为宝贵和重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十分缓慢。1987年9月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法》规定，从1988年1月1日起，开放1949年以后的3类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和中共档案。同时规定，1949年以后的档案从形成之日起，满30年分期分批开放。所谓“形成之日”，即省以上档案保留20年，移送档案馆；省以下机关档案保留10年，移送档案馆。档案被编成卷宗，移送档案馆之日谓之为“形成之日”。1990年10月，中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方法》，对开放档案的步骤、方法做了说明，指出：涉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档案，可以分期开放或控制使用。1991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更进一步对开放档案的种类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国家档案局1991年第28号文件中限定，凡涉及国防、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以及“其他到期予以开放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档案，其向社会开放的时间可以延长到形成之日起满50年，满50年开放仍然有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还可继续延期开放。”“其他延期开放的档案”，共20类，最重要的有7类：1。涉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还未作出结论的，开放会影响党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档案；2。涉及各级领导人和著名人物的政治历史评价、工作和生活，开放会影响其个人形象、声誉的档案；3。涉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政党、组织、领导人之间秘密关系的档案；4。涉及领土、边界敏感的档案；5。涉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档案；6。涉及国内行政区边界划分问题的档案；7。涉及司法、组织部的有关调查资料的档案。
因此，经济、外交、公安、国家安全上述几个方面的档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不可能开放。
尽管《档案法》颁布已十多年，但建国后档案的查阅仍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央级的档案几乎不可查阅。即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纂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任务，即建国后十七卷，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也非常困难，有许多琐细的手续和限制。
相比之下，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我的研究生也利用地方档案，完成他们的毕业论文。
80年代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些党和国家历史的档案资料集和专题文献集，但种类、数量皆不多。《党的文献》杂志虽经常刊登一些档案，但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例如：强调科技对四化的重要性，就配合发布毛、刘、周等的相关论述，但有关毛的反智的材料却不发表，由此可见，该杂志所刊档案的编辑指导色彩较为浓厚，对此，他们并不讳言，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当然，能发表一点总比一点都不发表好，总是比秘而不宣，藏之密阁好。
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对其也应具体分析，不应盲目。
A。因为1949年后的档案的背景极为特殊，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顾准自述》一书是根据类似于档案的原始文件而编辑出版的，均为顾准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全为自诬之词。该书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
B。因某种特殊原因，有些重要活动、重要事件并无档案记载。例如：50年代中后期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会，有些甚至无记录。其原因：毛对记录一事持高度警惕，防范有人在其身后搞所谓赫鲁晓夫似的“黑报告”，1961年的所谓“窃听器”事件。
C。还有其它一些情况。
所以，应该重视档案，同时也应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陈伯达晚年讲过一句话：如果档案一切皆可信，那还需要历史学干什么？此话是正确的。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我觉得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一段话，对如何鉴别、运用档案也是有用的。这就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正确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应高度重视苏联解秘档案的价值。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大量解秘前苏联档案。世界各国学者纷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接洽，购买这些珍贵的史料。北京的历史研究者沈志华先生投入大量财力，购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档案，并组织翻译，已全部译成中文。这些档案中的苏联史部分几经周折，终于在最近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出版。全套书共34卷凡36本，将大大改变我们以往对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八十年历史的认识。
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苏联解秘档案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尚不具备公开出版的条件。沈志华先生已将其中的一部分，分别赠送给国内的少数研究者。这批档案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1。苏联是20世纪对中国、对中共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覆盖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苏联解秘档案中的中苏关系部分较多反映两党两国的上层来往，也兼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
2。这些档案都是原件。
3。在中国方面不开放的条件下，苏联解秘档案的公布将对认识1949年后的中国、中苏关系有重要帮助。
4。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单一化的对历史的叙述，以致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说，若干年后，长期流行的那种叙述将会被彻底改写。
沈志华先生利用苏联解秘档案和其他资料，纂写了两部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在香港出版的《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沈也在国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他最近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对研究苏联对华经济援助问题有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七十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五十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1。对政治人物，不仅要看其言，更要观其行。因为他们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和中国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最近我与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交流。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他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都有问题。他主要研究毛以及毛泽东思想。其特点是将毛的活动与思想剥离开来，仅根据毛的文字，就其思想展开他的叙述。他用两个概念：一个是毛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毛的现实主义，再用这两个概念贯穿毛一生的思想和革命实践，将其一网打尽。
国内也有学者是类似的情况，主要依据毛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三十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改的，并非历史原件，这种情况和毛在建国后修改《毛泽东选集》雷同。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绝对主宰，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毛极复杂，须透过文字才能看清底蕴，这需要功力，一种穿透毛的语言壁垒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1。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2。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3。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十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研究文革史的重要的资料：《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文革的历史曾经牵动亿万中国人命运，对它的研究已经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吸引了许多中外学者。但是，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又是极为困难的，大批的资料未得开放，更无从提供给学者自由使用。为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是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狄金森学院研究员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历经各种困难，在大陆、香港、台湾学者的支持下，遍访世界各主要图书馆，搜集、征集了大量的文革资料和众多的私人收藏，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校勘，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这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三千万字的容量。文库共有七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等；第二部分；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讲话，指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