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只能选择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的道路，孙科的革新主张遂丧失全部功能，最终汇入国民党主流思想。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孙科的主张尽管未能实现，但他仍显示我们以意义：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在中国错综回流环境下，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在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孙科有其政治抱负，有所追求和期待，但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他有时能固守自己的观点，有时又向现实妥协，然而这种矛盾在孙科那里可以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孙科的思想缺少内在的统一性与一贯性，常常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恰恰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正是这些表现使孙科具有现代政治人物的若干特征：多变、不固执、不独断、对事物持弹性态度；这种态度活跃了政治过程，向社会公众展现了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有助于人民培养对政治参与的兴趣。
孙科的失败证明，新传统主义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1928年后，国民党排斥了中共，试图单独领导中国现代化，以新传统主义作为政策导向，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作出有限度的变革。但国民党显加强一党对权力的垄断，竭力限制变革的范围、规模、速度，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国民党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忽略了现代化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同时不能正确处理权威与乡村土地改革的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一味因循不变，而满足农村多数人对土地的要求，即可带来政治稳定。本来权威之建立是现代化进行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权威的强调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到对现代化其他条件的调适。五四以后，民主的要求并非是一局部的现象，但国民党以种种借口（诸如人民缺乏实行民主的心理准备等）拒绝迅速开放政治。尽管在时代压力下，国民党曾被迫许诺开放宪政，但是却尽量推延，对民主实是口惠而心不至，弃之如敝履。蒋介石自任肩负实行孙中山理想的历史使命，对一切要求自由的力量均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类似集权主义的统治方法。实施极权在特定条件下只能是一权宜之计，但终非长久之策，况且国民党完全缺乏实施极权所必须具备的权动性和高度效率。面对这样的状况，国民党并不思转变和自我改革，结果导致政治经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客观上促成了反对力量的成长。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抗战初期，全民拥戴国民政府，使国民党的权威接近于形成。但权威即使形成，也很脆弱，还需要发进一步的革新措施来培植权威的基础。国民党对此不予努力，“一切因循守旧”，于是当民族主义的最初冲动沉寂后，国民党制度上的保守与僵化很快就耗尽了民族主义的感情，造成人民普遍的心理受挫，引发了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
实践证明国民党融合传统与现代化的努力未能成功。由于国民党丧失了自我改革的能力，无法作出适应现代生活所需的变通，国民党统治终至崩溃。中国人被一新的强大的社会运动所吸引，1949年，在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形式的具体化的实践。
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
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本文针对南京十年（1928一1937）国民党的党治国家体制，“安内攘外”政策及专家参政问题，集中探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阐析专家参政的范围与性质。作者认为，由蒋介石歪曲性地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建立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安内攘外”的失败不仅在于其政策的错误，也在于国民党政治结构不能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征用少数专家参政只是国民党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本文指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统治是失败的。正是国民党政治结构和基本政策中破坏性因素在这一时期的不断增长，最终阻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
南京十年（1928—1937）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它是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国民党奉行“以党治国”方针，推行“安内攘外”政策，逐步实现对全国统治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内外政策中的一系列予盾积累、演化并酿成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一些学者围绕南京十年发表了不少论著，它们研究的领域虽不相同，但却表达了一种基本类似的观点，这就是认为南京十年国民党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成功，若非外因，国民党完全可以依据南京十年的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观点无视国民党各项方针、政策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消极影响，美化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历史实际。
本文将集中探讨受到台湾学者赞誉的国民党党治国家结构，分析该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基本特征及与“安内攘外”政策的关系，兼及研究少数技术专家参与政治的问题，以求从一个侧面考察南京十年现代化运动的范围及其后果。
一、1928年后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对于南京十年国民党的政治体制，海峡两岸史学界基于不同的立场，分别对其作过若干研究。大陆学者一般多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的政权；台湾学者则站在肯定国民党的立场，声称国民党“依照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著《训政大纲》制定《训政纲领》，”“循既定目标指导国民政府”，“奠定下中国实施宪政之基础”。
大陆学者的宏观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但政治定性不能代替对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具体分析。由于对国民党政治体制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及苏俄一党制的关系多有忽略，难以全面反映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
台湾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孤立地突出国民党政治结构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联系。一方面回避了孙中山与蒋介石在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问题上的不同出发点，另一方面又掩盖了国民党政治结构歪曲性的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事实，使世人不易看清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貌。
笔者认为，1928年后在南京建立的国民党政治体制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封闭性、独占性色彩的党治国家体制，它是以蒋介石为重心的国民党歪曲性地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片面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建构的由国民党统宰一切的国家政治体制。在南京十年，国民党的党治国家逐渐形成了下列基本特征：
１、在号称“以党治国”的南京十年，国民党军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黄埔系作权力基础的蒋介石，由于统领党军，完全控制了国民党，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中央军成了维系国民党及其政权存在的基本力量。
“以党治国”原是孙中山鉴于新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失败，转而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提出的，由国民党在国家发展的第二阶段——训政时期，对全国实施全面政治领导的思想。它的要旨是以符合时代潮流的党的主义治理国家，但在蒋介石那里，“以党治国”实际上已被修正为“以党军领袖治国”。
在1924—1927年的广州、武汉时期，依法理而言，在黄埔学生军基础上建立的党军只是服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作为党军司令的蒋介石并不是党的显赫人物。但是由于军事活动在扩大国民党影响、维系广东根据地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很快就成为党内最有实力的强人。1924年后，蒋介石精心经营党军，逐渐把党军培植为自己的权力基地。1927年4月18口，蒋介石凭借手中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到了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终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训政开始，蒋介石复任国民党中常会委员、中政会主席，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三职于一身，成为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国民党最高领袖。在这以后，无论蒋介石担任什么党政职务，始终不肯放弃对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直接控制，凭着手中掌握的军队，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国民党及其政权，而一旦军队崩溃，国民党的统治也就迅速覆亡。
２、国民党通过国民政府及各级政权，竭力将其政治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公开的政府行政机构之外，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个人的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在强化国民党统治方面起了特殊作用。
国民党经常自诩它在政治上大大高于北洋军阀，这其实就是指国民党有一套动员型的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国民党之有动员型政党的组织，源于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经验在1924年对国民党进行的重大改组。孙中山鉴于民国以来军阀政客把持政坛，玩弄国家机器于股掌，置民众利益于不顾的种种恶劣行径，通过改组国民党，在民主集权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并且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孙中山希望经由革命党统领国家的政治体制配之于五权宪法，贯彻主义，杜绝个人专权，以造福于民众。
1928年后，国民党基本沿袭了广州时期建立的以党统政的形式，并依据“党治”原则建立了五院制的政府行政饥构。从表面看，国民党在南京十年建立的政治体制与孙中山生前的有关设计并无冲突，但是这种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却因国民党性质的变化，促成了国民党对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及个人专权局面的形成。这突出表现在蒋介石利用国民党对政权的“指导”与“监督”，竭力加强个人的政治地位。蒋介石以国民党化身自居，反复鼓吹在训政时期“一切要由党来负责”，“以党来管理一切”。他口称，“以党治国，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其实质含义则无疑是，“以党治国”等同于“由蒋氏治国”。因而南京十年国民党政治一个显著特点即是“法无定规，权从人转”，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的权限因人而异，其权力可随一人之进退而增减。1928年2－10月，潭延辏蔚墓裾飨恢靶瓮樯瑁诮槭尤胃弥昂螅涫导嗜Α敖献芡持乒以子泄薏患啊保搅肆稚Ｈ喂裾飨保τ肿辆挛被嵛背そ槭帧�
如果说，国民党通过建立政府行政机构履行其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职责，同时又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白己的权威，那么，在社会生活的潜层，还有一种以恐怖和暴力为主要手段，以维护和强化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秘密组织的广泛的特殊活动。南京十年，蒋介石建立并逐渐扩大了直接从属于其个人指挥的国民党秘密组织，企图通过地下恐怖活动打击反对力量，实现国民党和他本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在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操纵下，这些秘密组织渗入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配合着1932年开始推行的保甲制，把国民党的影响向社会各个方面扩散，迫使社会公众在政治恐惧中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认知。
３、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国民党维持其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工具，但在其与国民党政治实践严重脱节，使三民主义丧失了整合社会的功用。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开始建构党化意识形态。国民党自认为它高于北洋军阀的另一方面即在于它有其三民主义的理论系统。国民党统治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包括三个方面：（1）英英民主主义。（2）中国传统文化。（3）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自称，他的三民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刨获者”。对于苏俄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虽末专门论及，但联系到他在二十年代初中期对苏俄革命经验的论述，以及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措施，可以认为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已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民主义的三种思想背景对孙中山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显著的区别。在孙中山早期政治活动中，英美民主主义对其的影响远较中国传统文化为巨，但随着在政治上的不断受挫，孙中山晚年对发扬本国固有道德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越益明显。尽管孙中山后期已向本国传统文化倾斜，但他并没有完全拒绝英美民主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俄，经过审核的研究和思考，最后提出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使三民主义具有了新的面貌。
1927年后，蒋介石对孙三民主义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完全抛弃了使三民主义得以恢复活力的联俄、联共、农工政策，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完整性。一方面蒋介石片面吸取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歪曲性地突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斜，用“三民主义渊源中国文化”，“国民党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与保卫者”一类的宣传，来强调国民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为了维护这种“合法性”，国民党垄断了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在戴季陶、蒋介石、陶希圣等的设计下，三民主义无所不包，它能够从国民党的角度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切现象，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又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性，举凡一切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思想和行为，无不在排斥之列。就这样，三民主义最终成为给国民党各种政策提供“合理性”依据的高度灵活的意识形态。国民党就以这种烙有蒋介石等印记的三民主义理论武器，向共产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在反共的同时，国民党又在1929一1930年掀起反对胡适运动，指责主张宪政自由的胡适“信着民治主义的谬说”，“诋毁党义”。国民党充分利用其掌握的政权使其意识形态社会化，1929年后明令在全国大中小学实行“党化教育”，强制灌输三民主义。复又制定《出版条例》和《出版法》，成立图书、电影审查机构，查禁违背“党义”的书刊和电影。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成立了众多的党营文化出版机构，大量印行党义出版物和反共宣传品。尽管国民党在南京十年竭力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构筑党化意识形态，但出于其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根本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
在实施民族主义方面：国民政府除了收回权利、邮政国有等方面取得若干成就外，其他表现微不足道。国民党在日本扩张和侵略面前一再妥协和退让，对蒋介石鼓吹的“复兴中国民族”的口号构成巨大的讽刺。
在实施民权主义方面：南京政权在十年间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限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在训政和“以党治国”的旗号下压制民主，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在实施民生主义方面：国民党虽在一个短时期内曾通过立法，裁撤厘金，建立统税、鼓励国货、奖励并扶持民族工商业，但很快又以征收高税，逼买公债给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障碍，“节制资本成了悬在工商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