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慧也未去送行。他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他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像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的当年毛泽东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泽东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他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他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一九七三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他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泽东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他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他在一九六四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他的《贺新郎》在一九七八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一九七三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他的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泽东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他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他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泽东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中国文坛记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万象2001年第2期）
初读《杨尚昆日记》
杨尚昆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他一生的历史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融为一体。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惟一在身后出版日记的。这部日记共110万字，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
在这17年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杨尚昆日记之可贵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提供珍贵的史料。
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缦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基本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代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身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20世纪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阵中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49－1950年陪同毛泽东访苏、1965年陪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两段，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惟一在身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杨尚昆工作之杂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泽东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61年后，在书记处分工负责工、青、妇的工作；而从1955年开始，中央就决定由他指导中央调查部的日常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十余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崇敬毛泽东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泽东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泽东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泽东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泽东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则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象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泽东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有关“四清”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他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
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4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有关中苏关系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与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泽东与苏联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他定夺。此时，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泽东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代表中央与彭德怀联系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
《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他全为空缺。
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份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