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 第18部分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他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得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纠偏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得“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处于重要地位，周恩来一向对邓小平十分尊重，不仅表现在对邓工作上的支持，更反映在对邓的党内地位的肯定和强调方面。1960年3月，周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整理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党的领导人来总结”。＇58＇1960年后，邓的主要工作是主持中苏两党谈判，但他仍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国内工作方面。邓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质，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八字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表态支持毛搞“三反”，同时又提出开展三反应放农闲进行，被毛接受。＇59＇

　　在毛的眼中，陈云一直是一位“老右倾”，60年代初，柯庆施因知毛泽东对陈云的冷淡态度，竟也敢在华东散布陈云是“老右倾”的议论。＇60＇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批评而告病休息。一年后，陈云又向毛表示自己的意见，再次受到冷遇。1959年庐山开会前，陈云在大连休养，他已有所预感，因而没有参加会议，他劝正在大连休养的邓子恢也不要去，事后，邓子恢十分感激陈云的提醒。＇61＇1960年后的特大困难全在陈云的估计之中，但他并没有显出任何事前诸葛亮的态度，而是埋头做具体工作。1960年的调整方针得到陈云的全力拥护，同年底，陈云提议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周恩来原准备进口150万吨，陈云要求增加进口量，经中央同意改为进口250万吨。在刘、周、陈、李先念的努力下，1961年1月，从澳洲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3月，周又给毛写信，请求批准进口500万吨粮食。1961年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复向毛建议，可否通过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得到毛的批准。在饥馑遍地的非常时期，这些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拯救了许多普通人的生命。

　　在中央核心层中，朱德的政治影响力最为虚弱。朱德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62＇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63＇

　　朱德身为政治局常委，许多事情不知道，彭真不是常委，却了解全部情况。1960年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出现了极严重的困难局面。彭真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对大跃进的不满逐渐明显，1962年1月甚至在小范围内讲话，径直要求毛做检讨，他说：“如果毛主席的错误的1％、1‰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64＇

　　常委之外的政治局一班人都知道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但他们只能听常委的，而不能自行做任何事。陈毅对华东熟悉，华东几省的领导人不少是其老部下。困难时期，江浙情况尚非特别严重，还可接待外宾参观南京、苏州、杭州等少数城市，陈毅陪外宾来华东，曾私下向他的老部下询问灾情，却无人敢于向陈毅反映真实情况。＇65＇

　　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66＇柯庆施则比李井泉幸运的多，他的直接领地上海，郊县虽有农业人口，但因依托上海，不致出现“非正常死亡”，所以柯庆施可以继续欢唱跃进曲。

　　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67＇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8＇刘少奇等都是务实的领导人，一旦毛泽东稍稍松手，他们的务实精神马上就解放出来。刘、周、邓、陈的态度完全表达了全党绝大多数干部的意愿。1960年后，许多高干目睹人民受难，心中痛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69＇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后眼见安徽大量非正常死亡，感到无限愧疚，遂支持包产到户。在这几年，省、地、县一级的干部普遍患上了浮肿病、肝肿大，一些干部的家属甚至也在大灾荒中饿毙。一些地委书记、专员“每每为灾民号啕大哭”，“机关里是一座座空房，全部下乡救灾了”。江苏省长惠浴宇为救灾“心力交瘁”，自陈已成了“灾官”、“赈官”。＇70＇

　　中共历史上长期战斗在农村，许多高级干部都有“民本”情结，1960－61年对他们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寐”，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71＇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72＇

　　六十年代初，刘、周、邓、陈的一系列举措证明，他们与那些高蹈的“理想主义者”和“革命巨子”（鲁迅语）并非一类，他们对大量百姓的“非正常死亡”常怀不忍之心，由此，刘少奇等才能从过去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常识理性。刘少奇在这一阶段总揽全局，地位举足轻重，是他在建国后对国家、民族、百姓贡献最大、出力最多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毛对刘的不满也在急剧增长。

　

　　三、重新回到阶级斗争　

　　毛泽东认定“12条”、“60条”、“4条”下发后，农村情况肯定好转，从这点讲，毛的判断不错，但是灾荒太大，恢复极缓慢，从1961年庐山会议后至1962年春，各地饿死人现象仍未完全中止。与此同时，许多基层干部的极左已积重难返，对中央纠偏政策大打折扣，使中央精神难以全面落实。毛对这些明显估计不足。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73＇

　　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已作出相当的让步，凡所能退让的，他都让了。这对自尊意识极强的毛，已诚属不易。1960年后，毛在若干文件上删去“毛泽东思想”，他也解散了过去一向坚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对包产到户，在一段时间里，毛也没明确表示反对。

　　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1961年没太具体过问刘等的纠偏。毛不吃肉也在这个时期。但是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大错。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在这一点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数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来南京，江苏省委领导向其汇报已出现群众饿死的严重情况，林彪开导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74＇

　　可是饿死人毕竟不是好事，正是因为饿死人现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犹如避鬼神。在他看来，所有有关“黑暗”面的报道都像一把利剑指向自己。毛用坚强的意志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1961年3月23日，毛亲笔修改文件：“中央认为最近几年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在“具体工作”方面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75＇所以当陈毅南下时，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徐子荣虽亲眼目睹信阳惨状，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场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泽东认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内普遍已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动摇”。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叱责刘少奇：“顶不住了，看我死后你怎么办！”＇76＇毛认为“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段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毛的方法，概言之，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其具体内容有三：

　　1、坚持对形势的乐观估计。毛告诉全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形势正在好转，问题正在解决。＇78＇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转钱昌照等歌颂农村五谷丰登的诗，以说明农村出现的一片繁荣景象。＇79＇1961年，毛将“纸老虎”的论断再次搬出来，以鼓舞全党、全民战胜困难的意志。

　　2、毛知道刘等在内心中已对自己有怨言，他抓住调查研究一事，向刘等反击。1961年3月13日，毛给刘、周、邓、陈云、彭真写信，他先争取主动，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随即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的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咄咄逼人道：“不是吗？我说错了吗？”＇80＇

　　3、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不仅毛刘领袖像已并列，有关方面还在编辑“马恩列斯毛刘论述”，“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加紧批转各类文件，以维持自己在党机关的领导权威和影响力。1961年，毛给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81＇

　　4、关心林彪健康，＇82＇扶持林彪抗衡刘少奇等。

　　5、强调阶级斗争。毛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自己的缺失，即自己对阶级斗争抓得不紧——“见事迟，抓得慢。”＇83＇

　　然而全党上下埋怨、批评的压力太大，毛泽东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几句带自我批评的话，他甚至在讲话中称赞陈云搞经济内行（正式稿中删去）。七千人大会后，毛离京南下，对刘少奇等的不满已越积越深。

　　毛泽东敏锐地发现，由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已愈走愈远，不仅涉及经济、文教、外交、统战，甚至延伸到了公安领域，在这种大气候下，对毛不满的潜流已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

　　毛泽东同意调整，但不容对三面红旗有任何涉及。毛长期以来就一直对刘少奇有怨气，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一词给毛造成“极大不愉快”，刘等从而“得罪了老人家”。＇84＇站在毛的立场，刘旧错未改，又添新错，且都是错在重大原则问题上。1961年7月17日，刘在沈阳说：“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85＇7月19日，刘在哈尔滨又说：“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是可以理解的。”＇86＇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不得不同意退让，但对刘的不满已形之于色。1961年5月，毛就降低指标事讲话，他说：降就降，“无非是外国人骂我们不行”。＇87＇

　　刘少奇等主持罢免浮夸干部一事，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1960年月11月28日，毛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88＇刘少奇当然知道投鼠忌器的道理，但为了整肃纲纪，还是罢免了几个毛的爱将的职务：吴芝圃先降为河南省长，继而转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