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调是土法上马，搞全面开花的小土群，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把工作重点放在增产、增效、厉行节约、降低消耗上面，这样，在大跃进第一阶段的1958年，鞍钢没有产生什么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追我赶、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出的大跃进年代，产生不出先进经验就是保守、落后、右倾。鞍钢虽然不能搞小土群，但还是有其他潜力可挖。1958年，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工时制度和休息制度，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也谈不上是什么“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厂矿的工人都普遍加班加点。于是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一套具有鞍钢特色，既能与大跃进精神相适应，又能体现出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新经验。就在这时，传出上海求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受到这些消息的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在各厂矿发起是否取消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这类大辩论是不存在对立的两方真正争辩的，因为所有人都明白这种大辩论的含意。在一边倒的形势下，任何思维健全的人都不会逆潮流，提出“应保留津贴，不应取消津贴”等一类意见。
取消津贴、取消计件工资称得上是体现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举，问题是，鞍钢采取的这项改革，究竟是出自工人自发自愿，还是领导强力引导的结果？
至1958年11月底，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的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在这之前，计件工资占鞍钢工人工资总收入的18。83％，加上各类津贴，一共占工资总收入的27％，最高者能占到40％左右。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数量的工人收入马上减少。
当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1、“同意取消”者占工人总数的20％；2、“大势所趋随大流”者达50％；3、“反对取消或有抵触情绪的”占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损失最大的是技术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占工人总数40％的五级工以上的工人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收入：八级工每月减少工资21。50元；七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5。50元；六级工每月减少工资12。50元；五级工每月减少工资6。50元。由于五级工以上工人收入被减少，相应的占全公司工人总数60％的四级工以下的工人收入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高的熟练工人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差距缩小。问题是，那些减少了收入、家庭人口众多的熟练工人的困难谁来解决？鞍钢的领导者想出了一条妙计：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不知这是否可称为“经济民主”？
大跃进的主旋律就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鞍钢工人在这期间提出了几十万条有关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合理化建议”，但是进入1959年以后，鞍钢的生产情况开始显现危机。由于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致使鞍钢的生产时断时续。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余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大量的献工、献点，使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疲惫不堪，再继续坚持下来，有难以为继之虞。
最大的困难是当时已显露迹象的粮食与主副食品的供应困难。计件工资和津贴取消后，已使许多工人收入减少，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造成生产事故不断。为了减缓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为炼钢工人调整了粮食供应的比例：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0斤，高粱米10斤，白面两斤，小米两斤，其余为粗粮，但是肉类仍无法解决。
长期奋战，供应减少，体力下降，引来了工人们的“牢骚怪话”。许多工人留恋“八小时工作制”，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说什么“如再苦战，就把老人战死了，青年人战倒了”。更多的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了，粗粮反而多了，真不像话”。还有工人直接否定大跃进成绩，埋怨说“小麦产量压倒了美国，就是吃不上”，“费了好大劲，弄了一堆废品”。甚至有人公开说（都是成份好的工人）：“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就是吃不饱。”
面对上述新情况，鞍钢领导拿起“阶级分析”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著鞍钢的职工就进入了“红色保险箱”。首先，鞍钢有大量技术人员。依照1958年的新观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鞍钢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1958年又扩招了一批新工人，这些人家庭背景各异，有一些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即使家庭出身好的工人也有思想觉悟高低之分，例如有的工人就对将知识分子划为剥削阶级“感到接受不了”。所有这些都说明，即使对工人阶级也要划分左、中、右，阶级成份固然极端重要，但仅仅是阶级成份纯正还不够，政治思想是否正确才是关键。
根据上述不同情况，鞍钢各级领导采取不同政策，以示区别对待：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大批判开道，推动大跃进。在各种批判、教育中，对一般工人进行的“排队摸底”是最有创意的。依照过去的习惯，“排队摸底”的对象基本限于知识分子或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在大跃进期间，“排队摸底”已普遍运用于广大产业工人。鞍钢的方法是将工人分为三类：1、先进层；2、中间层；3、落后层。区别的主要标准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干劲大小，有无牢骚怪话，是否具有共产主义主人翁精神，以及是否愿意主动加班。分类结果是：先进工人多为老工人，中间工人多为青工，落后工人多为徒工。下一步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和“拔白旗”，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展“大辩论”后的一段时间，工人的思想觉悟和生产自觉性会有所上升，但是不久，又有牢骚怪话出现，于是，再进行一轮“大辩论”。不知这是否可称之为与“经济民主”相配套的“政治民主”？
三
1959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全民“保卫三面红旗”，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蔑，骤然打断了1959年上半年工业战线上对大跃进混乱局面的纠偏，使刚刚受到抑制的瞎指挥等又重新泛起，且更加理直气壮、变本加厉。鞍山市委也乘着这辆反右倾的快车，将大跃进以来鞍钢的各项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到1960年3月，终于获得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毛认定纠正了过去“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大搞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鞍钢的一套作法就是“鞍钢宪法”，从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在1959年1月至7月，尽管鞍钢各级组织仍不时在工人中开展“大辩论”，但是，鞍钢领导层也意识到前一年的跃进出了不少问题。当然，鞍钢的领导绝不会在中央下达新精神前自行纠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3…4月的上海会议上提出“降温”问题，鞍钢的领导才愿意面对这些困难。1959年5月20日以后，鞍钢分别召开了工人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职工们对过去不说真话，弄虚作假，都作了检查，对领导听喜不听忧、主观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在这种大背景下，鞍钢以外的其他一些钢铁企业甚至对工人疾病的情况也开始着手调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数据是，由于长期苦战，患各种慢性病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27％。
1959年上半年的纠偏逐渐触及到1958年创造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若干领域。在黑龙江省委工业部召开的干部讨论会上，虽然所有与会者都肯定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但一涉及到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出现了争论。多数人指出“群众管理太多，什么事情都要工人管理，工人负担重而不愿干”。大多数代表同意工人应参加一些“简单的、带有群众性的管理工作”，至于复杂的工作，诸如工资计算、产品检查、设备维修，则主张仍应由专职人员管理。个别人在纠偏空气的鼓舞下直抒胸臆，提出目前“企业管理混乱，就是工人参加管理的结果”。及至反右倾运动兴起后，所有这类言论顿时绝迹。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开始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次全面论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毛说：“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3月，毛将“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鞍钢宪法”，大大提高了鞍山市委报告的理论层次，因为在他们给中央的报告中，竟没有一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表述。毛的指示下达后，鞍山一片欢腾，已经沉寂多时的工人“双革”（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建议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每天都要实现数千件技术革新建议”。当时的笔杆子是这样描述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的鞍钢工人的心情：“过去是一长制，不敢革命，是人民币挂帅；现在是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是政治挂帅”，“1958年以前，脑袋上好像戴上个‘紧箍咒’，不敢想，也不敢干”，现在则是“思想大解放，右倾一扫光，革新闹高产，心花大怒放”。更有工人在听到传达后思想大飞跃，马上体悟到“鞍钢宪法就是毛泽东思想”，他们热情称颂主席思想“赛过太阳万倍强”。
尽管毛泽东的批示给鞍钢注入了强大活力，但是大跃进的快车到了1960年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步伐。1960年4月上旬，全国钢铁生产出现大滑坡，4月份1…20日的平均日产量比3月份同期减少3400吨。1960年8月，北京号召“保粮保钢”，同时宣传“当前大好形势”，“粮食生产大跃进是肯定的”；但是，眼前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不久，群众被告知形势还是大好的，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封锁；2、气候恶劣；3、敌人破坏。上海工人阶级在保粮保钢运动中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
平心而论，鞍钢的工人阶级是对得起毛主席的。1960年5月以后，鞍钢工人再掀跃进高潮，但是跃进实在难以为继，以致先进经验有“越推越少”的趋势。8月，辽宁的粮食供应已极为困难，辽东发生大水灾，铁路交通受阻，包括鞍山在内的辽宁十个城市的粮食库存量仅可供应八九天，北京紧急调运粮食支援辽宁，但仍无法根本扭转粮食危机。
严重的粮食困难已使几个月前迎接毛主席指示的欢快气氛不复存在，更有甚者，大量的牢骚怪话又纷纷出笼，许多人甚至公开半公开地抱怨：“大好形势”是“形势不好”。作为消极现象的集中反映是出现了建国后鞍钢从未有过的现象：鞍钢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得了营养性浮肿病。据鞍钢卫生处在59个单位，14。2万余职工中做的调查，共有4000余名职工患浮肿病。在患病人群中，干部、技术人员的比例最高，工人较少，享受保健待遇和高温作业的工人得病率小于一般工人，在鞍钢所属26个工厂的炊事员中，仅有七人得浮肿病。到了1961年3月，距毛主席发出有关鞍钢宪法的指示一周年，鞍山地区工人患浮肿病的比率又大幅上升。
粮食的空前紧张犹如泰山压顶，鞍钢的部份工人误认为农村情况要好于城市，于是向领导提出返乡务农的申请，第一炼钢厂平炉工人有3％…4％要求返乡。还有一些工人不辞而别，私自跑回家乡去“保命”。鞍钢工人逃跑回家并非始于1960年，早在1959年就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因害怕苦干和工伤事故而私自逃跑回家，只是1960年8月的农村情况远比1959年恶劣。1960…61年，辽宁农村已普遍发生断粮、绝粮的现象，当跑回家的鞍钢工人发现这一点时已太迟。
鞍钢领导再一次寄望于大抓阶级斗争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的任务：1、在“成份不纯”的单位和知识份子集中的部门进行阶级排队，例如当时的鞍钢无缝管厂就被认为是职工队伍严重不纯。1961年8月前后，上级部门又以召集“神仙会”的名义，邀请鞍钢设计院39名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开会，其目的是为了“摸底”。经过“反复动员”和“交代政策”，终于让那些知识分子“说出了心里话”。这些人竟将“暂时困难”的原因称之为“七分天灾，三分人为”，批评大跃进“成绩伟大，缺点不少”。更有人公开宣称“鞍钢宪法并不比马钢宪法好，实行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缺乏科学依据”，又说“大搞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要求，而是上边硬贯的”。碍于当时经济形势的极端困难，上级部门才没有立即对他们开展斗争，但已将他们的言行记录在案，几年后，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和清算。2、对于一般思想认识“模糊”或有“错误”言论的工人，则进行具体分析：对于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对之耐心帮助，限期改正；对于属于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错误，则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坚决搬掉阻碍运动的绊脚石”。
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鞍钢针对群众中对“大好形势”的普遍怀疑，在1961年还开展了一场回忆对比的活动，动员群众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激发对社会主义的爱。只是这场活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为大多数工人都很实际，只会从眼前的粮食短缺以及百物皆无的角度来观察“苦”和“甜”的问题。
1961年是鞍钢最艰难的一年，虽然还在宣传鞍钢宪法，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主体——工人群众，早被饥饿和浮肿搞得意志消沉，再也提不出什么“双革”建议了。在这年中，鞍钢有些厂还宣布停产（化工总厂），工人群众中的“模糊思想”和“不正确”的议论更加突出，有人竟埋怨党“过去对轻工业重视差，所以物资供应紧张”，更有不少工人产生“弃工务农”思想，以致到了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1962年初，还有工人准备春节回家请长假，如果农村情况好就不回鞍钢。
北京在1961年初终于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作出反应，中央宣布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紧接着又下发了《工业七十条》，一批大跃进中上马的无效企业纷纷下马——从表面上看，工业格局已全面向1958年前复归，然而，完全的复归并不可能。196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在工交企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对工交企业的全面领导。从一年前的“两参一改”发展到一年后建立政治部的指示，说明毛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以思想革命化来推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来保证他的理想的推行。现在毛已不太关心那些使他头疼的数字了，尽管眼下的特大困难令他有些消沉，但是他并没有后退，而是“硬着头皮顶住”。毛终于坚持到了经济开始恢复的1962年下半年，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起了凌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