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资料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担任北京市另一位副市长并兼任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燕山夜话》。但此时的北京，尚没有形成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气候。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和上海市长柯庆施商定，在舆论上由上海“远攻”北京。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并经毛泽东多次审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显要位置刊出，直指“《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毛泽东随即批示，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的报刊毫无动静。此时的彭真仍然执拗地坚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作为北京的最高行政领导，他当然有理由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不满。他甚至反戈一击，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11月24日，毛泽东只好绕过北京市委，直接下令将姚文元的文章出版小册子，让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单征求订数。北京的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置可否。直到11月29日，虽迫于压力，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就在这一天，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也不得不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时加了平和的编者按语，意在强调这是史学界的一场学术论争。但《解放军报》的按语，则斩钉截铁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2月8日的《红旗》杂志，在康生的授意下，又发表了该刊编委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支持姚文元。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会谈，表示十分欣赏姚、戚的文章，认为对戏剧界、史学界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还没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2日，当毛泽东向康生、彭真等人转述上述意见时，彭真与毛泽东发生顶撞，并当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第二天，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会见。据说，毛泽东接受彭真“放”的方针，同意对吴晗的政治结论在两个月之后做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违心还是无奈甚或被迫，吴晗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说明研究海瑞决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
到1966年1月23日，表面看来，事态似乎有缓和的趋势。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批转全国。彭真随即于2月3日召开由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五人小组成员参加的五人小组163扩大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彭真的总结发言，拟成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只有康生坚持吴晗的问题属于政治问题，要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均表示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2月7日，彭真将修改后的《二月提纲》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当时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与陆定一、康生一道赴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重申：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在于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他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毛泽东深感批判《海瑞罢官》不利，他在3月17日至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学术批判发表讲话，点名批判吴晗和剪伯赞实际上是反共的国民党。他认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还明确表示，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前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在文、史、哲、法、经等领域搞“文化大革命”，要培养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事态不仅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进一步向更远的方向发展。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多次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二月提纲》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2）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的几次讲话，并将彭真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一一罗列。《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对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犯一系列的政治路线“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无情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消《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再给彭真留情面，他严厉批评了彭真，同时批评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没有见到彭真的身影。这之后，在张春桥和江青的直接参与下，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北京的《红旗》杂志，相继发表文章，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对“三家村”的全面批判。他们认为，出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手以“三家村”为名在《前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他们要挖的“最深的根子”，自然是彭真及其领导的北京市委。5月11日，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改组。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正式宣布：撤消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而具体地领导“文化大革命”。164
从“五·一六”到“八·二三”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一张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张贴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外。大字报批评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很快，在北大校党委的授意下，校园出现了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并率先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大坏蛋”、“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等冠冕戴在她头上。支持聂元梓的康生则将大字报底稿转给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时由陈伯达改组《人民日报》，并在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遂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陈伯达相继配以评论员文章和社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将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这个“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6月6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发表通栏标题的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之后，随着北京大学党委被改组，北京市55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甚至普通中学，开始揪斗党委的第一、二把手。此时毛泽东仍在杭州，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各单位的权力暂由派驻的工作组代替，后来各单位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领导机构。他们还制定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八项内容的“中央八条”。刘少奇在一份报告中指示要揪出大学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甚至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刘少奇显然是有所指的。因为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仅四天之后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几名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学生，就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初，便有好几所中学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之类的秘密学生组织。他们的共同誓言是，“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而工作组认为这种中学生秘密组织，是“搞地下，非法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但在6月1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以后，各大中学校开始大规模出现反对工作组、斗争“黑帮”的大字报。6月18日，北京大学在设置的“斗鬼台”、“斩妖台”上，对揪出来的以陆平为首的60多个“黑帮分子”，已经采取戴高帽子、把脸部涂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街、游斗等稍后典型“文革”式非理性的武斗形式，即所谓的“六·一八事件”。6月20日，刘少奇针对女儿就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出现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谈话指出要制止“揪斗黑帮”中普遍存在的“过火行为”。但6月24日，不满工作组打压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７的大字报，提出要在“造反”二字下功夫，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之后，在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中，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
各个学校反工作组的行动并没有停止。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贴出大字报，提出赶走工作组。作为工作组成员的王光美进驻清华大学以后，先是认定蒯大富是要夺权的“右派学生”，进而授意由工作组召开“声讨会”，并在6月26日举行由清华大学大部分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意在“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在随后的两天里，清华大学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的学生大会。但这并没有妨碍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在7月4日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造反有理”。与此相对，由刘少奇主持的工作组“反干扰运动”，在从6月下旬开始持续到7月初短短20余天的时间里，北京24所高校已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3）
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频繁汇报，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对上面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在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以后，刘少奇又马上指示停止“反干扰”，转入“斗黑帮”，可他不同意对工作组采取消极撤换的做法，因为他认为大多数工作组还是好的。而此时，各单位反工作组的力量与工作组已是十分对立。7月21日，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起来的蒯大富，对他反工作组的行动表示支持。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陈伯达和江青来到北京大学，表明态度认为把“六·一八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指出“反干扰运动”实际上是跳动群众斗群众。24日，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所做的工作，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统统驱逐之”。25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激励人民“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26日，毛泽东做进一步指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下令立即撤消工作组。27日，终于扬眉吐气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再次贴出第三张大字报《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无限终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第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搞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事隔两日，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学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就派驻工作组问题做了自我检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全嘲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率先离开会常
对于怎样进行一嘲文化大革命”，也许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心里最清楚。1966年8月1日，他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肯定了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这一天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参加的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坚持按“中央八条”的精神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坚持他在给清华附中学生的信里表明的立场，认为应该用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