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细想起来，我们的独立不倚不过是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而已。我们的四面不靠，来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们总想远远躲开黑暗势力，而躲不开，可又不敢亲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们才明白救了我们的是革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独立不倚！此时的老舍，不知是真的有点搞明白有什么是政治了，还是在由衷感叹自己“多年来养成的思想习惯”依然根深蒂固地“阻碍着我们的思想跃进。”140反正，等到1964年，老舍对悲剧的思想认识已经“进步”到干脆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不能有悲剧发生。他直截了否定了自己，“在我们的社会里，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批评、通过思想改造，达到团结，使它不成为悲剧。”141事实上，就“鸣放”时期老舍的思想而言，也是有理由被人当成引出洞的“蛇”抓住的。除了有《猫城记》的“前科”，有《茶馆》的“现行”，更有“祸由口出”142的言论。而且，论资格其言其行绝不比哪个后来他所批判的右派差。只是至今仍弄不清楚，老舍何以能躲过“反右”。可能在那个时候，“上面”就有人干预了。坊间的口传版本是，周恩来在“反右”中点名保住了老舍，可惜没有任何文献史料可以提供证据。
1957年1月，老舍在《人民中国》用英文发表《自由和作家》，这是他自由的文艺思想在建国后难得一见的“大暴露”。他提出“一个作家应该在他想写的内容上有充分的自由。……应该允许一位作家用他选择的方式写他爱写的东西。……作为作家自己的组织的作协有义务帮助作家解决困难；但是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而且，老舍对于某些领导干部，开始不留情面地抨击：“有些政府干部热情有余却成事不足，他们只想让创作服从命令。行政干预无论动机多么好，都必然会妨碍创作真正的艺术。”“文学要遵从其自身的规律。没人肯读那种说是文学，其实满是政治词句的作品。”“在过去几年里，文学领域中一直存在着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玻”143另外，老舍对于中国作协的工作，也公开提出批评。他说：“一个作家的团体理当首先注意研究创作上的问题，从而组织创作，鼓励创作。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并再次重申、强调，“实践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文艺创作有它本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必须受到尊重。”144到1957年6月3日，“反右”已是黑云压城、迫在眉睫，文艺界一些政治触觉异常灵敏的大干部早隐身二线，隔岸观火的时候，6月号的《剧本》发表了老舍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老舍谈剧本的百花齐放》，无形中等于把老舍推上了前台一线。他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少的，应该号召作家大胆去描写。”“应该放胆写讽刺剧，讽刺官僚主义和旧的思想作风。悲剧问题也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清规戒律是一般的历史规律，许多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都产生过这种现象。”“创作中的清规戒律去掉以后，作品一定会写得尖锐一些、活泼一些。”“现在剧本创作还应该大胆的放，对于那些思想不发动、艺术性强的剧本应该发表出来。”145以上作为右派言论一点不为过，至少并不比后来他所批判的吴祖光差。另外，像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萧乾，获罪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评他所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衙门作风，题为《“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所以，“反右”刚一开始，应该是对自己的“祸由口出”有所意识，老舍赶紧在“反右”斗争中，积极表明自己的立场，“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他在《创作的自由》一文中，明确而坚决地回击了自己，并同时为自己开脱：“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碍难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自由呢？没有。”“领导为的是明确方向，不是干涉自由。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是不好的，但不能因此而排斥文艺事业的社会主义领导。……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要锻炼自己，教育自己，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创作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地变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战士。”146“反右”开始以后，老舍的心不会有一天平静，每每想到《自由和作家》里及其他白纸黑字的言论，可能就会心有余悸。作为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沧桑阅历的作家，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些鬼，时常出来做崇。……我们脑中那些鬼，封建思想的鬼、资产阶级思想的鬼、个人主义的鬼，都会时时拖拉我们走向与社会主义相反的路上去。我们若能经常警惕，跟群鬼作斗争，我们便会少犯些错误。反之，我们每逢一骄傲自满，以为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可以及格，那些小鬼便会在我们得意忘形之际，把我们抓了去。右派分子是有形的鬼，可以看得见；我们心中的鬼却是无形的，所以更可怕。任凭这些鬼在我们脑中安家落户，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思想便会支配我们的行动，这就会成为政治问题。”147这应该是“反右”开始以后老舍真实的自我心境写照。
尽管他坚决表示要“斗争吧！斗争右派分子（同时也斗争我们自己心中的群鬼），不许旁观，不许有温情主义！这样锻炼自己，才能逐渐坚强，成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社会主义万岁！148眼睛无比雪亮的“革命群众”，还是宛如钻入老舍腹中的蛔虫，对他心中的“群鬼”竟像他自己一样心知肚明。他们时刻警惕着要去抓住在“反右”中漏网的“老舍们”“得意忘形之际”释放出来的思想小鬼。从1959年初开始，他们才不顾老舍在“反右”斗争中是否表现积极投入，是否拼命歌颂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开始向他发难了。他们认为《茶馆》明显带有“怀旧”色彩，宣扬“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这“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149难道老舍会是在这种情形下头脑中闪过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认为只有加入到共产党的组织中去，才能真正得到党的绝对信任？不得而知。
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做过这样的描述：“50年代后期，老舍甚至动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那段时间，郭沫若、茅盾等一些历史上中断了组织关系的老作家恢复了中共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刚刚被接纳为新党员。老舍受到了激励，他也向中共的组织部门表达了希望成为一名共产党人的愿望。1959年的某个下午，周恩来亲自来到老舍家。他与老舍两个人关起门来，做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事后，老舍遂再未向任何人重新提起他的入党要求。老舍是怎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不再追求这一政治身份了呢？没有任何一位第三者能够知晓其中的秘密。”150老舍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见，与他最后的投湖自杀，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这实在又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谜团。即我无法凭借“事后诸葛亮”的主观臆测，来推断老舍当时的入党动机，更无法推断周恩来是如何说服老舍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我还是想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老舍把自己所遇到的在党外种种不被信任的事情，向周恩来和盘托出，周恩来会向老舍做出作为一国总理所能做出的什么承诺吗？而许多年以后，当老舍在“文革”风暴中受尽凌辱，遥想当年，会觉那不过是南柯一梦，一切已经付之东流吗？这会是导致他最后绝望的诸多因素之一吗？
当然，这也许全然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历史推理小说中的一节。但我觉得，还是有理由认为，1960年3月北京市委文化部准备对老舍进行批判，只是这次已明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学批评”的延续。同样有理由认为，1960年3月是老舍人生最后岁月的分水岭。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6）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针对文学艺术作过二个批示，第一个批示说得还相对含糊，称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的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第二个批示就已经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51之后，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历史剧《海瑞罢官》相继受到批判，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及相关的文艺机构，都需要整风，作自我检讨。《戏剧报》曾在检讨中说：“多年来一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现代戏采取了冷淡、挑剔的态度。而对于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历史剧则一味叫好，大力宣传。”152
没有理由认为老舍不是由衷地表示过，“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因为“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153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五十而知使命。”因为，《讲话》使他的“心中爽朗，眼界开阔，好像久住在城圈儿之内，忽然出了城门，上了阳关大道，看见了绿水青山与沃野千里。”所以，他能忘了年岁，“要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作笔墨劳动的竞赛。”154他始终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无论怎样努力工作，总觉得不够。“这种无限感激像一种什么新的血液，新的生力，叫我感到应当永远高高兴兴，永远年轻，永远积极工作。”155因而，此时的他，一如既往，放下了不为外人道的《正红旗下》的创作，不再写反映现实的话剧，而是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深入生活，大胆创作”，“以最大的热情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156以求能将“脑中那些鬼”剔除。在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以后，老舍又似乎拿出了当年写《龙须沟》时的劲头，像一个劳动模范似的，不顾腰腿病的折磨，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同年夏，老舍即赴北京密云县当时的檀营大队深入生活约三个月。10月中旬，又到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门头村体验生活。1966年1月，已步入67岁的老舍，在跟日本友人的交谈中，还“只希望今后身体能够好一些，真正到农民、工人那里，一块住一个时期，一个长时期，能够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157这一年春天，他在“血压高，头晕，写字困难”158的情形下，还坚持到北京顺义县木林公社陈各庄大队体验生活，留下了他平生最后一篇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喂养猪，也是闹革命，/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159
这是老舍的绝笔之作。老舍为写好这篇快板词，写下了长达好几页的采访笔记《猪多肥多粮多的陈各庄大队》。“断奶小猪体重小，体质差，卖到社员户，一换食，即可死亡。仔猪过三关。”“饮水，小猪生后5——7日开始饲水。早春晚秋中午开始饮水一二次，夏季饮四次，与给粒料同时。”“母猪平均每日食粮精料1公斤，粗料1．5公斤，精料中豆类占30％——35％，每日加骨粉50克，可克瘫痪。”“一岁的公猪每周配种不过二次。一岁半到两岁，可续配种两三天，每天一次，休息一天。”160
读着这一条条为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而精心记录的枯燥的养猪资料，谁能想到拿笔的这位67岁的老人，在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室同堂》、《茶馆》等足以传之后世的作品之后，却还要“求进步，争上游，/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161直到1966年8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中被吞没，死后依然被打入毛泽东所说的北京市文联的“裴多菲俱乐部”。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1）
《海瑞罢官》——“文革”风暴的引信
像老舍响应号召，写了许多“配合”政治的话剧一样，吴晗写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初衷，也与“配合”有关。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是再普遍和正常不过的。
1959年，毛泽东意识到造成中国经济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敢讲真话，形成过急过大浮夸的恶劣作风。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应提倡敢于讲真话的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写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编演有关海瑞的京剧。可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此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也就是说，单从时间上来推算，毛泽东指示写海瑞在前，而通过《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大有海瑞风范、敢于讲真话的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在后。换言之，吴晗的《海瑞罢官》若是写在庐山会议之后，一旦批判起来自然难逃影射之嫌，即惹祸是因为写了“罢官”。但倘若是在之前，毛泽东会因它对历史有先见之明而不去罢免彭德怀吗？
显然，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可以说完全是在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毛泽东宣传海瑞精神的讲话。随后他又接连写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并将《论海瑞》送胡乔木审订。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胡乔木，在结尾处意味深长地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吴晗虽与彭德怀素无交往，对庐山会议一时也搞不清楚其深奥的政治动因，却也对此风闻不少。为谨慎起见，他同意文章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加上这个稍显“突兀”，但明显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痛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结尾，以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他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之后，在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催促下，吴晗将写竣的《海瑞罢官》剧本交北京京剧团，并于1961年初公演。毛泽东甚至在家里接见了扮演海瑞的京剧演员马连良，并留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６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听了自然高兴。得到领袖的称赞，兴奋之余的马连良也写了两篇谈表演体会的文章《〈海瑞罢官〉演出杂感》和《从海瑞谈到“清官”戏》。162
然而，事隔一年，在毛泽东发表那份《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之后，江青开始酝酿批判《海瑞罢官》。她曾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拒绝。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江青不忘旧帐，又让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答应。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资料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担任北京市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