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随想录》、《真话集》问世已十余年了，而且已经印了若干版，但作者至今却依然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说真话不但并未形成风气，甚至往往还有些犯忌。”1013
反思历史，单就知识分子而言，无外乎是要那段历史不被“淡忘”，更不要“重演”——“‘红学家’俞平伯，带着妻子，在河南信阳东岳镇上，为干校盖房撮麻绳。年近七旬的作家巴金，在上海文联干校运粪水。……美术家蔡若虹、华君武和美学家王朝闻，在团泊洼被大家称做‘蔡华王’（菜花王）。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剧作家吴祖光、戏曲史家张庚、画家丁聪，都在团泊洼当过‘粪夫’。学者钱钟书、吴晓铃，在河南信阳烧过锅炉。……”1014
汤因比曾发过一连串的设问：“历史能给我们一些关于我们前途的信息吗？如果它能给出，它的主旨又是什么呢？它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消亡趋势吗？对这个我们仅仅叉起双手等待，顺从这种命运而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而避开或改变这种命运作为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方法吗？或许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某种确定性而是某种可能性，仅仅是未来的可能性？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这种现实的不同是巨大的，因为它非但不能使我们消极地等待，我们将会被唤醒而行动起来。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历史的教训不像占星术家的占星术，它应该是航海家的地图。这个地图能够向一个有能力用它的水手提供比他盲目航行时避免沉船的更多的机会，因为它给他提供了标有岩石和暗礁的航海路线，如果他有能力和勇气使用它的话。”1015
不过，无论如何，回忆成为一种历史中的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和历史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回忆保留或使过去历历在目，以至于它对现实生活也大有帮助。它把过去当作一种体验展示出来，使当前的生活关系变得更好理解，使未来成为可以期待的。……然而，回忆总是间接地，有时也会直接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是为了将来之故，过去才会成为现实的或者说人们把它想像成现实的。历史意识是回忆的一个复合的表现。在历史意识中，回忆的经历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有批判力，越来越可以被拓展。”1016
后记（2）
然而，若单凭一个具有唯一指向性的似乎真实可信的口述史回忆，就草率地得出结论，往往使学术研究显得异常脆弱。这里再仅举一个小例子，吴伯箫曾在1978年写过一篇《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他在描述老舍于1939年参加北路慰问团到延安时，耳闻目睹了解放区的崭新面貌，更对中国共产党倾倒折服。因此，他与毛泽东碰杯时，由衷地赞叹道：“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1017要论及老舍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记忆”依据。但仔细一分析，应明显是吴伯箫在用1978年还在使用的对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五湖四海”、“亿万群众”，来“遥记”1939年的“历史”。我在老舍研究中，时常有这样的困惑。正如关纪新在谈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时所分析的，它一方面是“文革”的众生相，另一个方面，它也是一个民族劫后的心态录，后者可能更重要。1018
作家是社会人，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环境，孤立于政治之外。热心的作家，更不可能不顾人间冷暖而只管自家吟风弄月。问题是要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够容许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表达心愿，作家尤其要能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而不必随着政治力量的主导而进退。作家应该有自由自主的空间，没有这一点点自由，作家也就没什么可贵了。1019其实，这不正是老舍在1957年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来的吗？而那时，这样说的作家、艺术家何止老舍一人。
毫无疑问，对老舍要从多元的立体视角来审视。读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时，每每想到这样一位一个世纪也出不了几位的杰出作家，最后竟是这样一个悲剧终局，总禁不住潸然泪下。但又一想，老舍在“文革”初期去世或许是一个完满的人生句号呢。虽然1949年以后他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不能说保持住了“晚节”，毕竟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以“沉默”应对意识形态的一切，但却有幸避免了如果活下来可能会在“文革”中做出不堪想象的事情。即便老舍九死一生，在“文革”之后能重新拾笔，但有谁能保证老舍不会像晚年路翎一样，昔日的才华已消失在九霄云外。诚然，做这样的推想，显得过于冷酷了。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1020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它常让我想起并深深叹佩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睿智指出的：“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盛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记得许多年前，当然今天来看，已经是“历史”了，但愿不会有人质疑我这仅仅是历史的“文本叙事”。那是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采访时，一次，去北大，在中文系的办公室里采访完钱理群，心情愉快地骑车沿未名湖无目的地瞎转悠，不想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便上前拜见，征得同意，马上掏出录音机，就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顺便对季老做了短时采访。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荡。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也即使知识分子“身体政治”的问题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1021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留下。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之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
可是，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历史是一真实预言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释。”1022我本来就不想解释什么，只想像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所说：“每一部真实的历史都必然会通过它对于事件的具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表述，促使我们记起，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1023
列文森说：“企图靠详细叙述过去，或展示它的遗产来保存传统，这虽然不能使传统永恒不变，但确实使它保存了下来。当文化发生变化而成为历史意义时，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就成了对健忘了东西的一种特殊记忆，现代中国历史上这种健忘是如此之多。”1024若从这个角度把我“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采访与学术研究，看成是在以“一种特殊记忆”对“这种健忘”所做的挣扎，不为过吧。
汤因比在1973年论及中国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在深浅莫测的人类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1025他还指出：“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如果你故事忽视、不想或磨灭往事，那么你就会妨碍自己现在采取理智的行动。”1026
最后，我想套用老舍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里一段话来结束本书：历史毕竟不是梦做成的。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大中华的生，大中华的死，也许能在“老舍之死”中找出点真消息。1027
注释（1）
1《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刘子刚、许卉艳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2参见袁阳著《生死事大》，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奥威尔著《一九八四》，第62页。
4奥威尔著《一九八四》，第33…34页。
5＇美＇列文森著《儒教中国及其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6参见＇美＇保罗·柯文《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世界汉学》1998年第一期第124页，世界汉学杂志社版。
7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转引自袁阳著《生死事大》，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8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命运〉》代译序，转引自《儒教中国及其命运》第3页。
9关纪新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10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
11《旅美观感》，《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卷第404…405页。
12参见关纪新《老舍评传》，第386…387页。
13＇美＇史景迁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0页。
14参见关纪新《老舍评传》，第389页。
15《我说》，《老舍全集》第14卷第369…370页。
16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
17参见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页。
18参见《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老舍全集》第14卷，第269页。
19参见《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老舍全集》第14卷，第269页。
20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21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22参见冯洪达、余华心《冯玉祥将军魂归中华》。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第479页。
23以《海外书简》为题原载1947年11月17日香港《华商报》。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第480…481页。
24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第482…483页。
25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第492…493页。
26《老舍全集》，第15卷第684页。
27《老舍全集》，第15卷第685页。
28《作家书简》，原载1949年2月26日香港《华商报》副刊，《老舍全集》第15卷第730页。
29参见1948年3月29日《赛珍珠致劳埃得信》，《老舍全集》第15卷第692页。
30＇美＇史景迁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31页。
31参见＇日＇石垣绫子《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夏姮翔译。转引自张桂兴编《老舍评说七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77…178页。
32参见胡絜青《巨人的风格》，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卷，第503页。
33曹禺《怀念老舍先生》，1978年10月8日《北京日报》，转引同上，第504页。
34据王蒙回忆：“1986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去哈佛大学拜访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他已经年纪相当大了，中文口语并不漂亮，文章漂亮。他生活简朴，让我坐在靠进门的一张旧沙发上，他说：‘当年老舍先生到我这儿来，就坐在这里。他要回新中国，我劝他再等一等，看一看。他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当然费正清有自己的立场看法，这是他的事情。从这里反映出老舍的热情，对新中国的热情。”参见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注释（2）
35参见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75…876页。
36参见樊骏《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下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884…887页。
37＇美＇史景迁著《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