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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最明显地表现在“我”对改制的看法上：“兵变”使大清国改为了民国，可大清的专制还有个“准谱儿”，到了“自由”的民国，“一个小官都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兵变”中“我”所见的“辫子兵”就地正法一个孩子的罪恶行径以及军阀官僚的巧取豪夺；“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
两个方面，两种角度散点聚焦式的批判都是异常深刻和尖锐的，而这一切全由“我这一辈子”的沧桑阅历里潜移默化地生发蔓延开来，显出了老舍艺术上的匠心独运。他在《我这样写〈小坡的生日〉》一文里曾说：“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不以此为耻！《我这一辈子》纯然就是以一个老巡警口述自传的形式，将这样“俗鄙”的文学艺术呈现了出来，语言、语气、语调、语式，乃至其中包含的各种神情、姿态，都活脱脱一个老北京的巡警。这当然也是最老舍式的，近乎流水账似地俗白叙述，使一个“小人物”五味俱全的命运切片，淋漓尽致地解剖在“大社会”的显微镜下，艺术上达到了一种大巧若拙的浑朴之境。
小说最后一段文字，可以把它看成既是对悲剧情节的升华，也是对悲剧艺术的点题。因为“我”的“笑”，是由一辈子的人生血泪得来；而悲剧又是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在“我”已经能够“摸到了死”的时候，却“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悲剧似乎在“笑”中结束了，实际上却是在“笑”中延续着。
《四世同堂》三部曲是一幅史诗性的画卷，篇幅是老舍小说中最长的。它也是幽默而艺术地把日军侵略下沦陷的北平城的血泪悲苦命运，浓缩在了一条不起眼的“小羊圈”胡同的“葫芦肚”里。若前后联系起来看，祁老太爷的“小羊圈”何尝不是王掌柜的老裕泰“茶馆”，反之亦然，也都是以社会下层城市贫民的苦难来放映时代大舞台的风云。众多的人物替换，众多的命运更迭，将被侮辱与被摧残的民族毛孔里的血滴在史卷的画布上，那凝固的血里有愚昧、麻木、落后、残暴、蹂躏，也有反抗和觉醒。“死亡，在亡国的时候，是最容易碰到的事。钱家的悲惨景象，由眼中进入大家的心中；在心中，他们回味到自己的安全。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603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四世同堂》都称的上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更是中国抗战文学的抗鼎之作。老舍的幽默一直是因人而异的，这一点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正直善良的人，如祁老太爷，是温和的；对于恣意要讽刺、挖苦及至批判的对象，像瑞丰、冠晓荷、大赤包等，则是采取近乎夸张的手法将许许多多的细节活灵活现地漫画出来。恰如胡絜青所说：“老舍创作《四世同堂》是抱着两个明确的目的的：一、‘为启示东方各民族——连日本的明白人也在内——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之躯换取真正的和平。’二、‘一个民族文化的生存，必须要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子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抗战是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扩大地说，不光在《四世同堂》里，在老舍的整个创作里，这两个主题似乎都是贯彻始终的。”604
最为惋惜的当然是，老舍1961年底动笔的《正红旗下》正顺着大气魄的幽默往下走，却在有了个鸿篇巨制的开头之后，束之高阁。老舍在30年代已有了要写一部自传性家族历史小说的构思，以清末的北京社会为背景。他想立意把它写成满人民族生活的风俗画和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写真存照。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故事的叙述与铺陈是那么舒缓、老道，不温不火；语言是那么的纯熟、干净，内蕴十足；人物和结构还没有成型，却已完全呈现出壮阔而高贵的态势。《正红旗下》没能成为老舍积40年文学创作之功的压卷之作，没能为20世纪中国的小说创作奉献一部有理由认为是杰作的名著，实在是太可惜了。
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
现在，可以在幽默的话题下回答以上的两个设问了，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的自杀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如前所述，老舍怕旁人对他的“幽默”产生歧义，才写了《“幽默”的危险》。“幽默的人，据说，会郑重的去思索，而不会郑重的写出来；他老要嘻嘻哈哈。假若这是真的，幽默写家便只能写实，而不能浪漫。不能浪漫，在这高谈意识正确，与希望革命一下子就能成功的时期，便颇糟心。那意识正确的战士，因为希望革命一下子成功，会把英雄真写成个英雄，从里到外都白热化，一点也不含糊，像块精金。一个幽默的人，反之，从整部人类史中，从全世界上，找不出这么块精金来。”605但他坚持把幽默看成“伟大文艺的特征。”便执意要“幽默”下去了。
不过，老舍对别人执意要把“幽默”的标签戴他头上，仿佛他除了幽默文章再不会写别的，或再不该写别的，而不真正了解他幽默的个中三昧，心里并不舒服。他在1935年写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为幽默辩”。初看文题，谁都会以为这是写对又一年春景的印象、感受之类。但它却是老舍勾描的一幅“写家”自画像，同时也是一份自白书，少不了几分“辩白”。尽管他明白“人是不容易看清楚自己的”，他还是想努力将自己看得清楚一些，同时也使读者把他看得清楚一些。
表面看，文章依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头的，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或许还有人在老舍的幽默里看出了他语言里不动声色的“损”。用老舍的话说就是，“一件事总得由两面瞧，是不是？”
能想象吗？他一上来先声明，他的爱笑是因为“悲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悲观”呢？“悲观”了还会“乐观”地活着？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老舍。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如果说他的性格像母亲一样是“软中硬”的，他的幽默也一样，壳是软的，核却常常十分坚硬，甚至扎手。他从来没有过“嬉皮笑脸，死不要鼻子”式的幽默，也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他认为自己与“朋友德成粮店的写账先生”是同等的“写家”。
前边已经说过，“九·一八”以后，国难当头似乎就成了不该再幽默下去的理由。所以才有了鲁迅对林语堂式“幽默小品”的“讥诮”。虽然老舍的幽默或许更多属于鲁迅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还是有许多人不理解，觉得正像鲁迅所说，“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所以，老舍不去直接辩白对人们叫他“幽默的写家”这个称谓的“荣”与“辱”，他只管写就是了。因为要说文学有用，“拉长了说，它比任何东西都有用，都高明。可是往眼前说，它不如一尊高射炮，或一锅饭有用。”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7）
老舍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能幽默的理由，像“对事清淡，我心中不大藏着计划，做事也无须耍手段，所以我能笑，爱笑；天真的笑多少显着年青一些。”“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势’。”另一方面，也软中带硬地谈了对文坛的看法，像“一个人的天才与经验是有限的，谁也不敢保了老写的好，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正是从这一点，他尤其反感“权威”、“大家”、“大师”一类“老气横秋的字眼们”。他“愿意老年轻轻的，死的时候像朵春花将残似的那样哀而不伤。”606事实上，老舍的“幽默”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607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观的好处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608老舍最后的自杀正是如此，一方面，他悲观，但他爱生命。另一方面，当生命让他再也爱不起来，对生命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即到有朝一日非死不可的境地，那就只好死了。这不是说老舍把死看得很轻，而恰恰是他把生命看得很重，重到“不肯以身殉道”。
但正像老舍在《我这一辈子》里所描述的，“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换言之，也就是“生命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开玩笑。”老舍时常透过小说流露出的对生活的悲剧认识，像短篇小说《五虎断魂枪》的引子：“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意即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无法改变时代的更迭变迁所带来的命运安排。一下子便显出一个悲剧的模子——“今天”的“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早把沙子龙在江湖曾经的一切都变成了昨日梦，“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因为“这是走镳已没有饭吃，而国术还没被革命党与教育家提倡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也就是老舍说祥子的“生不逢时”。而这又何尝不是老舍笔下一切想和命运抗争的小人物们所经历和遭受的“愚蠢与残忍”？
这倒提醒我可以把老舍《“幽默”的危险》和《诗人》联系起来看，老舍之所以感觉到“嘻嘻哈哈”的“幽默”的危险，正在于“生不逢时”，同“诗人”只被人误以为是“囚首垢面”的“怪人”、“狂士”、“败家子”，如出一辙。反过来，也正如只有“诗人”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身谏”、“投水”、“殉难”一样，非“正人君子”的幽默者面对“意识正确的战士”的“革命”时，真的能连死都看轻。“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是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确不一定。”609老舍最后无异于是拿死在他艺术人生的舞台上挥洒出悲剧的落幕，是一曲用死亡书写的深刻的生命幽默。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1）
母亲的因素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所说：“或许有些历史事件注定了就是要对我们永远都成为问题的，但它们却始终是我们的问题，并且将永远都是；而它们那绝对不可解决性，如若我们好好加以考虑的话，其所涉及的就不止于是一种用词上的自相矛盾而已。”610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也说：“在每一种历史原因里，都有某些东西是我们在物理的或生物的原因中所找不到的。不仅有一般的原因，而且也有我们所说的‘动机’。当然，‘动机’绝不是和原因对立的，而是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611简单说来，老舍投太平湖自杀的“动机”和“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有老舍的自杀。换言之，老舍自杀的“动机”无庸讳言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老舍之死的“动机”，与挖掘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同理，老舍自杀选择太平湖的“动机”，也要从他之所以要投太平湖的“原因”中找。
记得在某个材料中看到这样一段介绍性文字：太平湖位于北京新街口豁口外，因其地址叫太平庄而得名，太平湖由四个大小不一的湖面组成，1956年以前这里芦苇丛生，腥气熏人。在片片污水中苇子长得二三米高，苇塘北岸是一片冷落的乱坟岗子，称之义园。在1936年绘制的地图上称之为贡家苇塘，1956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这里兴建贮水湖，半年后修成一个葫芦状的人工湖，附属海淀区人民公社。在葫芦的腰上横跨一座木桥，使整个湖面分为东西两湖，东湖水面较小，西湖则很大，湖中心偏西处有一湖心岛，岛上长满芦苇，无数叫苇渣子的水鸟栖宿在这里。东湖北面栽植了许多杨树，木桥的南面是快三角地，这里种植着桃树、丁香和各种灌木，与南面的荷花池构成了太平湖公园最美的一角。湖边的树荫则是近邻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复习功课的好场所，电影《水上春秋》为我们了解太平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那里边很多场景是在太平湖拍的。612舒乙考察了老舍的全部作品，没有找到太平湖这个地名。简单的理由大概是，“太平湖”这个地名是后来的事。但从老舍的经历看，他是熟悉这一带的。1920年9月至1922年9月，在担任外城北郊劝学员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办公的地点就在德胜门外的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德胜门外，对太平湖该不至于陌生。舒乙的推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他在老舍投湖自杀过去十二年后，在偶然一次翻阅老北京地图时，“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1942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亲爱的老母了。”613他的生命是母亲给的，当他没有再活下去的理由的时候，在另一个世界里，母亲的怀抱依然是最好的归宿——“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但令老舍刻骨铭心的是，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614而太平湖通往另一个世界，想到这儿，他要去陪伴母亲了。
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是特为纪念母亲辞世而作。老舍在婴儿期丧父，跟着妈妈长大，对母亲的感情格外深切。最重要的，是“并不识字”的母亲把“生命的教育”给了他。“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615“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616老舍笔下的这幅母亲像，并不是一幅精细的油画，而只是白描的一幅黑白速写：她靠给人洗、缝补和裁缝衣服养家，终年没有休息；她爱干净；她豪爽好客；她刚强，并不软弱，有着“软而硬的个性”617。事实上，由老舍描写母亲的性格，也明显写照出他本人的性格。比如，他像母亲一样，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618他甚至把这种“软中硬”的个性，返回头来对付母亲。23岁时，母亲要他结婚。他楞是驳了母亲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