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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老舍在《入会誓词》里只把自己比成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他只希望“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为了抗战，他随时准备接令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责任就够了。”544这是决心抗战到底的老舍，生的意义在于抗战，为抗战而死自然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1941年，在文尾注明“写于诗人节”的《诗人》，可看成是老舍的精神写真。他从剖析人们习以为常的“诗人”的外型开始，他“囚首垢面”，“行为都是有失正统的，”“但是他的诗歌永远存在，为国家民族的珍宝。”“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成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对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诗。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545从某个角度看，老舍的自杀也具有这种“诗人”的意味：当“文革”的红色风暴使他的尊严屈于无地，他只有“身谏”、“投水”、“殉难”了。而他留下的心血之作——他的“一些诗”，为民族的文化增添了“永远不灭的光荣。”
再如，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突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这时，友人萧伯青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546此话传出后，有朋友写信询问虚实，老舍在信中回答说：“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时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547这是视死如归的老舍。此时他已是个成熟的中年人，早过了热血的年纪，他是如此感性地说出了如此理性的死亡认知。
老舍把气节看得很重。抗战结束不久的1945年12月，他在致友人信中写到：“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有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事往往是最愚傻的人干的啊！548老舍最后的投湖自杀，无论他在投湖前的多长时间里的主观理性思考是怎样的，这也无从知晓，但从自杀的客观效果来看，单就老舍而言，的确是一种“舍身全节”的“最美最善”生命方式，决非“痴人”的“愚傻”之举。遗憾的是，老舍没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任何能够寻找得到的文字，还是只能由叙述者的追忆来“再现”历史场景。舒乙在发表于1985年第4期《收获》杂志上的《父亲最后的两天》中“记得，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549199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里，再一次准确地写到：“1966年8月21日，是星期天，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说起的。……‘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历史上，外国的文化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啦／……‘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550
1987年2月，舒乙通过访问老舍的生前好友、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以“记忆”的方式再次提供出另一个重要的细节：1957年马松亭被错化为“右派”以后，一直情绪低落。“文革”刚一开始，郁闷的老人便常跑到河边一坐就是半天。1966年8月的一天，马松亭夫妇来到什刹海岸边，已是黄昏时分，闷坐间，“突然，一抬头，他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父亲一开口，就让马老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父亲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551也就是说，老舍在这样的意识下，还坦然前往“八二三”的北京市文联，无疑具有了赴难的意味。
综观以上这些，先不说老舍是否在“文革”发生前就对“文革”可能是一场怎样的运动，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但有理由认为，老舍在投湖前一定是有所思，也有所想的。可惜，我们只能以蹩脚的想象力去揣测一个天才作家自杀前可能想了什么。其实，不止以上的一幕幕，都有可能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到了牺牲惨死的父亲；想到了《老张的哲学》里可爱的李静；想到了《四世同堂》里那个“自幼儿就腼腆，一辈子没有作过错事，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的祁天佑！那是命该如此，世界一旦变了样——老实人，好人，须死在河里！552“这样的一个人却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553想到了上面提到的“自杀者家族”中的一个又一个人物及其命运。想到了自己像他们一样，再没有苟活下去的理由，只有绝望地死去。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1）
老舍的幽默观——幽默的因对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杀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这样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不开而自寻短见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临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过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两个设问：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554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555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常”“机智”是讽刺的兴奋剂，“机智的应用，自然在讽刺中比在幽默中多，因为幽默者的心态较为温厚，而讽刺与机智则要显出个人思想的优越。”至于“滑稽”，老舍认为“这是幽默发了疯；它抓住幽默的一点原理与技巧而充分的去发展，不管别的，只管逗笑，假若机智是感诉理智的，闹戏则仗着身体的摔打乱闹。喜剧批评生命，闹戏是故意招笑。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级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所以，幽默只是有时候“有弦外之音”；幽默在态度上没有讽刺厉害；因为懂得大家都有短处，幽默“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而没有“机智”超越的态度。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因而，“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556在《滑稽小说》一文里，老舍也强调，幽默是一种心态，它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态是幽默的，不论他是那派的，不论他写什么东西，他总可以表现出那幽默的心境与觉得的。”“他看世人是愚笨可笑，可是也看出他们的郑重与诚恳；有时正因为他们爽直诚实才可笑，就好像我们看小孩子的天真可笑，但这决不是轻视小孩子。一个幽默家的世界不是个坏鬼的世界，也不是个圣人的世界，而是个个人有个人的幽默的世界。”“幽默的根源须由笑之原理找出来。矛盾与对照为招笑之源。”“小说最适宜于表现幽默。”557“讽刺与幽默在分析时有显然的不同，但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558老舍自认“是个爱笑的人，”559也“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560但是，“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悲观有一样好处，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它不起劲，不积极。”561而且，老舍认定，“浪漫的人会悲观，也会乐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562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一出手就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563而“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564孙钧政认为，是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清末民初，老张办的‘京师得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是模范学堂，办教育之楷模，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拿妻子当礼物送与上司享用，作为晋级之梯，可笑！凡社会上的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倨傲不逊，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贬人扬己，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有这可笑之事，有这可笑之人，便有了老舍的幽默之笔。”565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也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
但“幽默”也让老舍遇到了尴尬，没想到“幽默”竟会带来危险。老舍的《“幽默”的危险》一文既是一次辩白，也是在为自己的“幽默”正名。这自然起因于鲁迅对林语堂所办《论语》半月刊的批评，而老舍当时常给《论语》写稿。当国家身处内忧外患之际，林语堂力倡“幽默”、“闲适”，自有专事玩弄之嫌。鲁迅眼里不揉沙子，批评林语堂将幽默导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566但从鲁迅1934年6月18日写给台静农的那封信看，鲁迅对老舍的幽默是更看不上眼的。他说：“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567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2）
就拿当时来说，老舍与林语堂的幽默路数也毕竟是有区别的，“林语堂的文章是幽默而带滑稽，老舍则幽默而带严肃。”568有趣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樊骏在论述老舍的幽默时，干脆认为老舍的幽默式文化批判与鲁迅的“绝望中的抗战”实属殊路同归。他认为这是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即“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看透宇宙间的各种可笑’以后的悲观与恐怖。”鲁迅多次提到“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是恐怕传染给别人。”把自己的奋进抗争称为“绝望中的抗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老舍正是以幽默‘遮蔽’、冲淡他郁积于内心深处的悲观情绪。而且与鲁迅一样，不管世事如何令人悲哀，早年就立下的‘为破坏、铲除就的恶习、积弊’与‘制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的誓言，是老舍也坚持着自己的‘绝望中的抗战’，幽默艺术又正好成为进行思想启蒙、文化批判的主要手段。”569即便是在三十年代，李长之也认为，“老舍是擅长讽刺的，就讽刺表现的一方面说，他是出之以幽默。”他在讽刺“中国人的精神上”，就“灰色的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脸”这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他与鲁迅“所注意的对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现的作风。老舍没有鲁迅那么转折，含蓄，也没有鲁迅那么有力量。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着他的强有力的生命。但鲁迅是没有耐心的，所谓‘心里清楚’，当然是老舍。……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570正因为此，老舍才觉有以“幽默”的方式申辩“幽默”的必要。他自然不满一般人把“油腔滑调”理解为“幽默”，难免招来“正人君子”的“诛伐”。尤其“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