宥宽耍但是在另一些人心中，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在熊熊燃烧：他们在夜里梦到被追杀——“我醒来时浑身是汗”——“他们（用刀）刺在你背上。”还有很多人仍然渴望着复仇，1973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全家几乎都死于那场大屠杀的78岁的幸存者，在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间咖啡店，将两个土耳其领事官员开枪打死。他的这种狂怒无疑是由在另一个文化和另一个大陆持续超过50年的记忆所导致的。
对于纳粹集中营牺牲者的更为系统的贬黜、羞辱和灭绝的记忆，是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两百名意大利的集中营幸存者曾经证实了他们中有多少人仍然保持着这一记忆，因为他们感到它那极端的恐怖对于其他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用语言是难以表达的，而且在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们听来是太过痛苦了：他们曾经如何被与所有认识的人隔离开；所有的一切被抢走；衣服被剥光；头发被剃光；号码代替了名字；被迫用嘴和手“像野兽一样地吃东西；”每天都在看到和闻到死亡的情况下生活，闻着焚烧尸体的气味，看着别人的骨灰被用作铺路的灰渣，看者尸体堆积如山。为了生存，他们学会了吃草；学会了从任何人那里偷东西；学会了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学会了挨着囚犯同伴的尸体安然入睡，甚至剥下他的衣服来取暖。最为重要的是，学会了对死亡习以为常，甚至当看守们当着他们的面将另一个囚犯砍死时也无动于衷……显然，即便到今天，讲述这些经历的代价可能也是几周之久的重复出现的噩梦恐怖。并且这些回忆可能几乎是同样间接无法容忍的。“那些被留下而成为孤儿的人们之中的许多人出来也不谈论他们的过去，这是禁忌……首要的是，他们不愿意，他们也不能够，讨论过去。”许多确实谈到过去的人都非常不情愿，他们以嘶哑的低语说话，或者突然号啕大哭起来。……他们已经将一个仍然流血的伤口带入了老年，一份混合着损失、羞耻、愤怒和内疚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像以往一样真实：“缄默的极度痛苦”曾经“萦绕着他们的一生一世……这是一种如此痛苦、如此无所不在、如此无所不包的伤害，甚至在一生时间之后似乎也不可能谈论它。”455不知我的被访者中有无汤普逊所说，要借叙述，即释放记忆，来达到治疗精神心理的目的。“大多数人都拥有某些在回忆时会释放出强有力感情的记忆。……但是某些记忆发觉出深层的、尚未解决的痛苦，这一痛苦确实需要在职业治疗者的帮助下进行更持久的反思；并且，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口述史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建议，这如何才能被发现。这些情况通常都来自暴力的、羞愧的或者特别是纠缠复杂的和困惑茫然的家庭经历；或者来自战争和迫害的经历。”456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2）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谈到“口述与书写”时说，“口头交流就有它自己的形式和风格。一项关于谣言的著名研究认为，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是根据接受者的需要而改变的，这个过程包括信息的简化（删繁就简）、选择（重点渲染）和同化（把未知的变成已知的）。”457“历史学家们经常用‘神话’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不真实的故事，从而与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历史’进行清楚的对比。如果把这种用法同人类学家、文学理论家或心理学家的用法相比较，也许将会是具有启发性的。”458“无论如何，人们应该知道口头叙述和书面叙述（包括那些叙述者认为是未加修饰的真理），都具有原型、模式或是神话的因素。因此，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描述他们的经历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中的某些意象。人们常常是从另一个事件的角度来回忆一个事件，甚至最初也是这样来感受亲历的事件。英雄们有时候以一种类似于解析梦境的、弗洛伊德所称的‘凝缩’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经常能在一系列的往事记叙中发现这个‘神话化’的过程，这些往事被描述得越来越接近某种原型。”“一些评论家——尤其是海登·怀特（HaydenWhite）——可能会认为成文的历史是刚刚讨论过的‘小说’和‘神话’的一种形式。”459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种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开始流行，这就是“心理史学”。当时，“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一个德高望重的史学元老，对他的同事说了一句令他们大为吃惊的话，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将是更严肃地对待心理学。……尽管如此，已被广为宣传的历史与心理学的结合看来还是被延迟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仍然是下一个而不是当前的任务。”460他进而说明，历史心理学的理论至少能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对历史学家有所帮助。首先，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常常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的心理学家。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相互竞争的理论）可以揭示出貌似非理性的行为中的理性根源以及理性行为中的非理性根源，这样就使历史学家不会轻易地假设一个人或团体的行动是理性的，而把其他人或其他团体贬斥为非理性（“狂热”、“迷信”等等）。其次，心理学的理论对史料考订的过程作了贡献。为了正确使用作为历史证据的自传和日记，不仅要考虑文本写作的文化背景和文体规则，而且要考虑作者的年龄以及他或她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口述史学家也开始考虑他们收集的证词中的幻想成分和导致这类幻想的心理需要。因为从白日幻想到梦只有很小的一步。第三，心理学家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作出了贡献，即探讨“公众的”和私人的动机之间的联系。因为对个人动机的分析对社会运动深处的原因的分析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同时，由于公众原因和个人动机之间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性，个人对于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基本上是难以抵制的（而不是不可能的）。461“历史学家就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经常假设他们论述的是事实，他们的文章反映的是历史实际。”“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小说家和诗人一样从事虚构故事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也是遵循流派和文体规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些规则）的‘文学作品’制造者。”462以历史的名义叙述出来的事，是历史的小说还是小说的历史。彼得·伯克引用了一位被调查者的探问：“为什么要竭力去发掘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呢？”“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知道你所说的实际发生的历史……或者在历史中是否有小说中一样多的以假乱真的虚构。”463这又让我想到顾颉刚做过的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一件事，即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其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或杞良妻，即杞良的妻子。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到了战国时期，商业发达的齐国，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到了唐朝，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杞良妻的名字自此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一个什么固定的人名。464也就是说，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465以上都体现出历史记忆大体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某个群体当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事件的记忆后者遗忘，或者是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第三，那些具有所谓的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者是过去由于让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的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或者是不去思考的记忆。但对于某些事件来说，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们被告知说不要去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466不过，“很明显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的内容存在于社会之中。记忆不是对过去经历的重复而是对它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我们会依照目下的社会来重构。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最为痛苦的经验都会受到歪曲而被遗忘，因为这些造就我们痛苦的社会限制往往是在其运作时才会起作用，事过境迁，其影响的力量也会逐渐消失。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心灵是在社会的压力下来重构其记忆的。’”467美国史学家贝克尔的结论是：“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意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这也是必然如此的。因为它是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的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论科学的那种支离破碎的术语，把历史这样地伪装起来，它在本质上仍是原来的样子。……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真相和想像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
这种“混合物”也许大量充斥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作为具有“史官”身份的采访人，我无法，也不能在这部书里，对我的受访者的口述有多少是史实与想象之间的“混合物”做出分析。因为我的职责只是记录。好在“就事件本身而言，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它之所以对我们具有某种意义，并不是由于它本身，而是由于它作为另外一些事件的象征，是代表一连串事件的象征。”历史学家之所以要运用一件历史事实，只因为这一历史事实代表着一系列历史时间中的一环，它概括着许多事实以外的东西。这时，历史事实才真的是历史事实。“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468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3）
但我以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国史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记忆还是忘却、保守秘密还是把它向大众公开，是一个对某种态度是提倡鼓励还是反对拒绝的问题。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决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同时还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不要希望自称历史学家的人在今天或明天就能对何种决定是正确的获得一致意见。所有学问都是现在的行为，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现在的行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逃避紧迫的现实，但是，现实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因为它总是转瞬即逝。因此，所有学问都是过去的学问，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用过去时态来写。历史对过去也没有特殊的权利，因为所有科学都必须是历史的，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所有现实都是在先前时间点上发生事情的逻辑结果，当然也包括曾经发生过的剧烈裂变。”469如何书写历史？
照汤普逊所说，不管口头证据只有唯一的来源，还是另有其他的来源，想利用口头证据著书立说，除了要掌握历史写作技巧，并不需要很多其他技巧。470他说得如此轻松，可书写历史的“技巧”，像史学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像各种理论都是为探寻真理一样，书写的技巧也仅是探寻历史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可能没有两位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技巧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汤普逊也感受到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蕴含在历史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张力”。471康德早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指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但是单单要凭臆测而整个建立起一部历史来，那看来就比撰写一部传奇好不了多少。它可以说不能叫做一部臆测的历史，而只能叫做一部单纯的虚构。”472那把历史写成一部完全真实的小说是否可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吗？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里所说的那种情形不是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中普遍存在吗？“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473彼得·伯克在书中提到人类学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Price）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黑泽明的《罗生门》等小说和电影中极为有效的多重视角的技巧，用来描述18世纪的苏里南。他并非把个别的描述排列在一起，而是通过三种集体行为者——黑人奴隶、荷兰官员和摩拉维亚传教士——的眼睛，来展示当时的状况，然后加上他自己对三个文本的评论。这是一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474庆幸的是，我并非刻意而为，实际上倒是无心插柳，“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本身就是这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
但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究竟是一个文学样式还是自成一体的一连串样式，它是否有自己的叙述和修辞形式，惯例是否同样包括（它们一定是包括的）关于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规则和表达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写纯粹的虚构故事，文件不仅支持着他的叙述，并且迫使叙述者不做出无据可考的陈述。所谓文件是指被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传统地看作是相对可信赖的证据。他认为，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不管他们是使用文件还是完全根据访谈、交谈和个人观察来建构他们的描述，他们遵从了一个包括可靠性、代表性等等标准的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应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修辞之间的兼容性和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老困境）。475美国现代著名口述历史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A。Ritchie）在论及口述历史的“见证可信度”时，认为在口述史最早发生之时，这个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他说：“不同于中世纪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