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存在。在寻求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时，敏锐的历史思想家又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法国哲学家阿隆指出：“历史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英国史学家卡尔也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比较而言，阿隆的历史观似乎更人性化，他甚至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卡尔则更富于理性，他头脑中的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是建立在“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439这也是我目前最为认同的，仅就“老舍之死”而言，我努力所做的就是“展示出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
既然是对话，尤其从字面上凸显出口述史的巨大活力，因为它的操作本身就是明白无误的“对话”。无论是建构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从结构上看，文献与口述都有一个对象和主题问题。把口述作为文献的补充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它变成文献。口述与文献不仅形式上不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口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以前有很多人是作为被书写者写进历史的，史学家和这些人是一种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而现在呢，通过口述，这些人可以直接变成书写者。这就是同一时段历史有了两种声音，有了两种文本。这是对过去的历史和文献制造出来的书写与被书写者关系的一种挑战。”440在这点上，我与作满足妇女口述史的定宜庄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口述有口述的真实性，文献有文献的真实性，这是两种真实性。但她认为文献的好处在于一旦形成文字就不会再变，这样它就能够成为研究的基础，作为可与那些不断流动变化的东西相对比的参照。而口述最大的局限，就在于它是流动的。441这我就不以为然了，因为文献在形成之前，像口述一样，也是将有选择的“记忆”叙事记载下来。而口述一旦记录在案，又有成为日后文献的可能的。像《史记》里的“口述”还不是都成为了现在的“文献”？我以为无论文献，还是口述，都没有绝对的真实性，也没有谁比谁更高一筹或更具优势的可比性。它们都是历史的记忆，只有互为补充，互为印证，才有可能更接近历史本来的真实。
在这方面，我非常心仪保罗·柯文“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这也是迄今所做的对义和团事件的研究最新路径。“义和团是一个事件，是一个与构成该时期中历史的更广阔画面紧紧交织在一起的事件。但是义和团又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它还在中国和西方民众的想象中创造出一套有影响力的神话。在西方，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义和团曾被广泛地看成是‘黄祸’的化身，义和团这个词本身就会在西方人心中引起恐惧、仇外狂、反理性和野蛮性等等联想。在中国，20年代初期以前的知识分子像鲁迅、胡适和早期的陈独秀等人也对义和团有同样的否定看法。他们在上面列举的特征之外，还给义和团加上了‘迷信’和‘落后’的帽子。可是，在20年代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高涨的时期，当许多西方人想把民族主义贴上复活‘义和团主义’的标签，从而把民族主义搞臭的时候，中国的革命派都开始把义和团作为一个正面神话来重新解释，把中心放在‘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上。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义和团作为反对外来侵略的英雄斗士的正面形象在大陆的中国人和一些美籍华裔中达到了高潮。可是，与此同时，台湾的中国人（和许多西方人）却在复活一种描述义和团的耸人听闻的陈规老套，把他们看成是一些狂热的、未开化的仇外分子，并把这顶帽子扣在红卫兵头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有人极力歌颂义和团的对应女性团体——红灯照，尤其是她们所谓的曾奋起反抗旧社会妇女从属地位的行为。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3）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了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释，而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则代表了一种用过去来为现实服务的对历史的强加。无论如何，现在与过去之间都有一种能动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过去都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现在人们多种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中心思想而被重新塑造。那么，当我们进行这种重新定义的时候，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个‘曾被生活过’或‘体验过’的过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换言之，当史学家出于澄清和说明的目的，而以‘事件’的形式重构过去的时候，或者当神话创造者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想从过去提炼出某种特定的象征性讯息的时候，原初创造过去的那些人所亲身经历过的那个世界会随之发生什么变化呢？”442“老舍之死”何尝不是如此？它不光有的时候已经变成被重塑的神话，而且，它的那个“过去”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也有“用过去来为现实服务的对历史的强加”的可能性。因为，按很多见证人所说，这个“过去”已经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他们曾亲身“体验过”的真实的过去。保罗·柯文“曾一直以为，‘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堆固定不变的事实资料，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发掘并清楚地说明这些资料。”通过老舍之死的口述史田野作业，我慢慢领悟到：“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和另外两种‘了解’过去的方式——即亲身经历和神话——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张力。而且就其对日常人类生活而言，后两种‘了解’过去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要广泛得多，也强大得多。”443同时，这也说明，“人们所创造的历史和人们所写的历史和所利用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固定不变的，后者则似乎永远在变化。……亲身经历过去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史学家所了解的过去；而为过去创造神话的人，虽然也和史学家一样享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但又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创造过去的人所亲身体验的过去。”444这是我们所认知的历史的现状吗？“我们能不能认为被亲身体验的‘过去’比历史上重建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加逼真？或者认为历史上重建的‘过去’比被神话了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它更接近事实？”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保罗·柯文曾毫不犹豫地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他现在越来越相信在事件、经验和神话这三种取向中间，尽管存在着张力，“却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有相当牢靠的价值。”445我也许因此进入了我的第六个时段。因为，我越发感到，“使历史成为可能的前提是，把过去的某些东西赋予现实：无论现实与历史有多大距离和如何不同，它仍包含有无法排斥的过去的某些东西。”446好在有贡布里希的话给我撑腰——“时时修改我们的观念不正是研究历史所感到的种种激动之一吗？”447所以，我现在已不太关心见证人所说有多少是真实的，尽管让他们把那个事件尽可能多地“赋予现实”好了。反正“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时间并不是从可辨认的起点到可预言的终点的直线运动。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是循环的……这种时间观念直接影响并形成了理解历史的方式。从它的修史传统看，中国历史缺少一个明确的开端，缺少一个宇宙起源动作，虽然其中含有超历史的目的和设计观念。它也缺少末世学的坚定信念，即走向某种终极命运、某种物质的或道德的目标并为之辩护的意识。用埃利亚德（MirceaEliade）的名言说，历史不能看作‘一连串不可逆、难以预料、具有自主价值的事件’，而毋宁是固定模式和类型重现，是‘永恒回归’主题的变化，是一种在细节上作了必要修正的熟悉的历史顺序（王朝命运的升沉）和半传说原型（开国君主好，亡国帝王坏）的既定事实目录。”448“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也许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我曾为此迷惑不解，现在则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这得益于法国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它是对大量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结果，这些文献资料来自于近代的开始时期的那些情况不明的年代里的广阔的地中海舞台的每个角落。它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他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在我的意愿中，历史应该是一首能够用多种声部唱出的、听得见的歌曲。但是，它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它的各个声部常常互相遮掩覆盖。在所有这些声部中，没有一种能够永远使自己作为独唱被人承认、接受并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
不过，没有掠美之意，我与布罗代尔感到了同样的困惑，那就是“怎样才能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呢？”他是“把某些语句和某些解释当作一再出现在本书的三个部分里的主旋律和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调来使用。我试着用这种方法来给人一个关于上述情况的印象。”我也是试图在历史的叙述中将各种不同的声部保存和呈现出来。“但是，困难在于：不是只有两种或者三种对时间的计量，而是有几十种对时间的计量。它们之中的每一种又牵连、包含某种特殊的历史。”我还同样感到，“只有被人类的科学汇集在一起的这些对时间的计量的总和，才能构成人们很难恢复其整个丰富纷繁的图像的总体历史”。449布罗代尔是乐观的，而我悲观地以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1）
记忆与自我我在1993年刚刚开始做“老舍之死”口述史时，像汤普逊一样对历史见证人的“记忆”充满了乐观，以为“来自人类感知的每一种历史资料来源都是主观的，但是只有口头资料来源容许我们向这一主观性提出挑战：去拆开一层层记忆，向后挖掘到记忆的深处，希望达到隐藏的真理。”但田野作业的经历再次让我体味到，抽出被访者记忆“最深层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450换言之，我与亚伦·内文斯的感慨是一致的，即“任何人对于过去事件的回忆都是不值得信任的。”451我想原因正如保罗·康纳顿（Pnnerton）所提醒的，在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对现实的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们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452好在从我所面对的历史见证人对于“老舍之死”的叙述中，尚看不到由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使用语言的不同方式”。无论男女，他们在讲述“故事”时，“使用主动的我，（theactive‘I’），恰恰通过他们的言语形式就假设他们自己是他们行动的主体。”453但无庸讳言，他们每一个人“过去的记忆”都势必要和口述时“自我”对过去以及现实的理解，甚至现实的处境密不可分。对有些当事人，还涉及到他/她在今天根本不愿再提起，更不要说勇于面对刀割般的创痛。当我和郑实按图索骥，叩响“八·二三事件”的当事人之一，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公开承认曾带领女八中的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的“她”的家门时，看得出来，“她”的确怀着很大的戒心。郑实第一次见“她”时甚至在极力回避“她”的目光，而且不敢提及“老舍之死”，怕这个词语会刺激“她”，使“她”拒绝采访。
试想，1966年，眼前这个已过50岁的妇女才17岁。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无论“她”的内心是否平静，是否时常想起“八·二三事件”的情景，是否愿意回忆并讲述，也无论此前正忙碌着什么，瞬间即被无奈地推回到30多年前。在《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里，郑实在“她”的采访实录前面的题记中，典型描绘出此时记录者与受访者双方的心理状态：“70年代出生的我，对‘文革’根本没有直接记忆。但我的父母、兄长，这些实实在在生活在我身边的人，心中对‘文革’的记忆却无疑是实实在在、抹杀不掉的。在按门牌寻找的路上，我看着每一个50多岁和父母年龄相仿的女性，心想，也许这就是她。即便不是，也许她1966年也是红卫兵，去冲击过某个单位，或某个人。如果反过来，当时她的父母是受冲击的对象，那她可能造不了反，只能旁观，甚至受株连；也有可能决然与父母划清界限，使自己显得更加革命。反正她是少女时期，呼吸的只有‘文革’的气息。如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和她身上留下的衰老印记，已使人们无法从直观上联想起‘文革’。同时也使我这个晚辈在与她面对时，无法想象青春在她的心底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她给我留了电话，让我过几天再另约时间。我担心她会改变主意。果然，当我再打电话时，她的情绪变得很不好，问我有没有证件之类证明身份的东西，光身份证没有用。并说自己已没什么好说，因为1966年的事多次有人找她，要她交代问题，弄得她无法正常工作。解释再三，她终于答应见我。2001年1月9日，新世纪北京第一场雪后寒冷的早晨，我和傅光明如约登门。傅光明的专业研究者身份及他对老舍之死多年研究的成果，似乎更能使她信服。她同意讲述1966年8月23日的情形，但不同意录音。”454这段充满深情的文字令我不禁联想到唐纳德·米勒和洛纳·米勒（DonaldandLornaMiller）记录下的“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大屠杀”。在土耳其奥托曼帝国（theOttomanEmpire）时期的1915年到1922年间，有总数超过100万的亚美尼亚人，这是境内全部亚美尼亚人口的一半，遭到屠杀。幸存者们的“记忆”重构了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有些人被活活打死；另一些人被当作负重的牲口使用，被残害、拷打或者饥饿致死。孕妇们的肚子被剖开，而其他母亲们被迫把她们正在挣扎的婴儿丢在河中的岩石上淹死，或者把他们卖给路过的阿拉伯人；不少母亲和家庭一起自杀。这一无法想象的恐怖在幸存者的记忆中留下了什么？有些人将永远也不会谈到它。在有些人心中，愤怒现在已经让位给了政治解释，或着屈从于无人关心的状况；或者甚至让位给了原宥宽耍但是在另一些人心中，对土耳其人的仇恨在熊熊燃烧：他们在夜里梦到被追杀——“我醒来时浑身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