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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1949—1956）（2）
后来经曹禺回忆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当时他和老舍应邀出席一个科学家讨论原子能的会议，美国国务院还专门派人出席听会。会上有人问老舍，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便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日后美国报纸在发会议消息时，“编造谣言，严重歪曲了老舍讲话的原意，”宣称老舍反苏。看到报纸后，曹禺对老舍说：“你看把你的话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可国内并不了解真相，马上有人写文章批判老舍。17老舍本人似乎一直未对此作过辩解，因此，他当时对郭沫若、茅盾和田汉等人的此举会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只能推测：如果老舍在从美国回国前有什么犹豫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理由？也许此时的老舍尚意识不到，他所钦佩的“绝顶聪明”18的郭沫若，已经是共产党的文化权威，被他批判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当然，老舍毕竟不是沈从文。至少单从老舍与沈从文建国之初的境遇，看不出老舍受过郭沫若批判的什么影响，相反，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都是受到新政权尊重的作家和民主人士。而沈从文一下子从文艺队伍里销声匿迹，与郭沫若的批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无论如何，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老舍，不可能不惦记家人，不牵挂故国。据曹禺后来回忆，在他和老舍形影不离生活的11个月里，“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来，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到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19这不该是虚言。
尽管如此，当1947年1月，曹禺要先期回国时，老舍还是决定留下来，理由是他自己在美国还有许多未竟的事情要办。与曹禺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难过，说他要一个人“苦写”了。他一改平素的幽默作风，脸上无一丝表情。他沉默着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他上车，一直向远离而去的汽车摇着手。20
老舍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真的一直在“苦写”。除了写完《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他还努力把自己的几部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与美国友人艾达·普鲁伊特（IdaPruitt）女士，合译《四世同堂》（TheYellowStorm），请旅美作家郭镜秋女士，翻译《离婚》（TheQuestforLoveofLaoLee）和《鼓书艺人》（TheDrumsSingers）。
老舍在美国的最大快乐可能是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史沫特莱、赛珍珠和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他与斯诺交情很深，在他归国以后，斯诺每逢来中国，都必去他在灯市口西街的丹柿小院做客。21以“大地的女儿”自喻的史沫特莱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
事实上，从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到美访问的老友冯玉祥将军会面不难看出，老舍对国内的政局是关注的。那天晚上，老舍买了水果到旅馆去看冯玉祥，并领他到一家北方饭馆共进晚餐。老舍提到美国最新出版了一本书《希特勒的下撤，描述当年希特勒败局已定，身陷重围时，还疯子一样把这个抓起来，把那个吊死或枪毙。而今天的蒋介石，把中国搞得跟当年的希特勒一样。冯玉祥一听，很感兴趣，马上请老舍给他弄一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22
由老舍自己的描述看，他在美国的确受够了洋罪。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余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么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15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23
即使在美国遭受着地道的洋罪，老舍也不肯回国，主要原因应是国内的局势让他无法下此决心。他或许在观望，在等待。从他1948年写给在台湾《国语日报》工作的何容的信，能看出他这种观望与等待中的内心的矛盾与无奈。“所看到的东西毫无系统，只感到疲乏而已。……寂寞，饭食不可口，还有多少多少小的别扭，结果是体重未增，头昏如故。”“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整个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必须‘咬牙’也。”24
由此看来，老舍回国的最低要求至少是两条。第一，国家不能有内乱。第二，生活得让身体“吃得消”。可见，老舍的心态是极其现实与成熟的。与其回到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故国，还不如先留在美国把自己想做并能把握的事情做完。换言之，对国内局势他心里没数。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对决中不能胜出，索性“咬牙”去英国“母校”教书也说不定。
据王昆仑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仑》一文中追忆，为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王昆仑托辞赴美“考察”中等教育，于1948年初携女赴美，住在纽约。初秋，得中共指示，取道欧洲回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离美前，去看望老舍。希望如有可能，约老舍与他一同回国。“他说老舍先生的讲学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正忙着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国，到解放区去，只要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25
不过，老舍在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即后面提到的乔志高）的信中，就已说明“定于三月中回国”，只是“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26整整一个月之后的3月4日，老舍还是在写给高克毅的信里，表明“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27到了1949年2月9日，老舍在发自纽约的一封书简中，仍在透露“还未回国的原因。”他这样写到：“《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不高明，故颇需时日，始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若不等《四世（同堂）》译完，我早就回国了。”28看来，一方面，是美国作家赛珍珠帮助老舍延长了签证，以使他能把翻译《离婚》和《四世同堂》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即因为工作离不开；另一方面，老舍“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29只能继续等待。
随着国内局势的日趋明朗，老舍回国的意象也越来越明显和确定。“到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他都感到厌烦。然而老舍最终做出回国的决定却并非易事，他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这一决定的，当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30这是老舍做出回国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而后者才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人民艺术家”（1949—1956）（3）
据老舍的日本友人石垣绫子回忆，当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老舍异常兴奋，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所住的向友人借来的公寓，他要亲手烧菜招待大家。他们进门时，“便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式的东西下厨做菜。他从唐人街买来了些鸭、叉烧、中国蔬菜、豆腐等，做了许多美味佳肴。”“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一天老舍实在精神特别的好。初次见面时那种郁郁闷闷的神情烟消云散。他只穿了一件衬衫，两腮红鼓鼓的，声音也带着点劲儿。”“他用激动的声音说：‘中国不久将新获生了。’‘上海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集犯罪、间谍、通货膨胀等毒瘤于一身的地方。如今上海解放了，病巢正被一扫而空。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可是与此相反，在美国由于麦克阿瑟政策的缘故，政府对思想上的压制迫害却愈加激烈。对此老舍用诙谐的语调批判说道：‘杜鲁门总统偷学了蒋介石政策可恶的做法。’”“老舍对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是多么深，多么久。他很感慨地接着说：‘然而不管遭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们将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原来这是一次临别的聚会。”31另外，从时间上推算，老舍这时心情如此激动，很可能是已经接到了周恩来向他发出的邀请。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平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时他特意保存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32但据曹禺在几乎是30年后的1978年写文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那时老舍在美国讲学。周总理对我说：你写封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返回祖国。”33如此说来，老舍至少接到过两封邀请信。照理，老舍此时回国应该是兴高采烈、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这也正如费正清1986年对前来拜访的王蒙提到老舍时所说：“他要回到新中国，我劝他再等一等，看一看。他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34另外，从老舍旅美期间创作的描写江湖苦命艺人悲剧命运的《鼓书艺人》，不难发现“老舍创作的重大发展。”正如樊骏深刻分析的：“虽然《鼓书艺人》所写的，仍然是旧中国艺人的悲剧性生活和命运，到全书结束时，追求没有实现，抗争受到挫折，他们都继续在受苦受难；但因为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和执着地寻找新的生活，从而给读者带来力量和信心。”“老舍以新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写出了时代的风云、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抗争、革命的深入人心。”35这在老舍以前的创作中是从未有过的，换言之，《鼓书艺人》体现了抗战爆发以后的老舍在政治社会思想上的明显变化。“这部小说以其艺术形象的全部内涵，表达了作家对于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热烈向往，对于指引人们走向新生活的革命的由衷拥护。”而这同老舍表示要急于回国，并能在解放后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辉煌贡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写于革命取得政权以前，而且写于不受共产主义任何‘束缚’的‘自由世界’美国的《鼓书艺人》中，老舍已经由衷地讴歌革命这一事实，同样早就预告了一旦置身于解放了的新中国，老舍将以更为充沛的热情歌颂革命和新生活，那些作品都是他的思想他的创作内在发展的必然产物。”36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史景迁的“历史故事”中，描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司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景迁还引证了一则旁人的口述细节来说明，老舍对回国是有深沉思考的。“临行前几天，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好友赶来看他。他们一起坐在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草坡上，老舍一声不响地思索者。轻风徐徐吹过，从远处动物园方向传来一阵铜管乐声，惊醒了他的沉思。他对这位友人说，他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37史景迁在这里引述的“三不原则”来自乔志高写的《老舍在美国》。乔志高说，在老舍从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几乎每天陪着他，吃馆子、看电影，开车四处观光。……老舍一开始就对我说，他的太太和子女已从重庆回到北京，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其次他又郑重地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38遗憾的是，乔志高的“记忆”是“孤证”，老舍在回国以后写的散文《从三藩市到天津》或其他别的什么文章里，对于离开美国前是否天天跟他在一起，只字未提。我当然无意，也无法对乔志高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的“记忆”与心态提出质疑，更何况据说赵浩生也在老舍上船前听过老舍的“三不”说。我只是在此提出一个同样来自“记忆”的事实：“老舍1949年底回到北京之后，家属还住在重庆，那里暂时还没有解放。老舍一个人住在北京饭店里。”39这至少说明，乔志高的时间“记忆”是错误的——老舍“的太太和子女”此时并未“从重庆回到北京。”
写回忆性的文章同“口述”发生在过去的已成为历史的事，靠的都是“记忆”。而当“记忆”像口述史料一样，在没有旁证时，似乎就有可能成为惟一的“真实”，哪怕它也许是根据叙述者自身的需要和想象杜撰出来的。在这里，乔志高的“记忆”与老舍夫人的“记忆”或事实撞车了，而我在采访“老舍之死”进行口述历史田野作业时，这种“记忆”碰撞的车祸更是频频发生。关于老舍回国前约法三章的这“三不原则”，也许正是由于口口相传的“记忆”，才使坊间又有了另一个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解构”版本，即说老舍回国前与周恩来有“约法三章”，（一）不公开骂美国，（二）不在共产党里做官，（三）不公开夸奖共产党好。40此说或许是想说明，老舍最后之所以会自杀，与他回国后违背了自己的“三不原则”密切相关，这样“老舍之死”似乎就具有更意味深长的悲剧色彩了。仅从老舍自杀的消息传到海外以后他的亲友几个追忆的片段，就能看出意在把老舍的归国与他的悲剧死亡串联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