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的历代叠加，还是造成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一书中提到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417”我想借用葛兆光的“加法”、“减法”，并用“加法”引申来指人们在叙述的“记忆”中凭空添加的东西；而“减法”则是人为有意地要掩饰甚至抹去的东西。这又何尝不是现代口述史中“春秋笔法”之一种？
我还愿意用葛兆光对历史记忆两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来说明在“老舍之死”的“记忆”里，也有远不止一位的历史叙述者在自觉不自觉或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春秋笔法”的嫡传后裔：“第一种是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有时候，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记忆’中去翻箱倒柜的时候，这种‘历史记忆’早已经经过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皴染、删改和涂抹，经过了各种文字文本的选择、简化和润饰，特别是它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也可能入了某种相当深的意图。……另一种却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人们采取了相反的态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激烈冲突，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统一经验和统一身份，……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418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4）
从我在第一章里举例的那些各个主题下的历史叙述，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被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419我当然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420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421的确，如果叙述“老舍之死”，没有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没有像类似“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印的《大事记》那样的文献档案材料，仅凭后现代史学理论，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文本”，又如何能“重构”历史上的“老舍之死”？
我愿意相信沃尔什所说：“历史学家是各以其自己的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便是哲学之间的分歧；而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它们，就有赖于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哲学的冲突。”422同时，也决定着能够真正“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423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1）
理论与实践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经历了十余年口述历史田野作业的实践，把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时段里所切身感悟到的历史认知，做一简单梳理，投入到西方史学史的发展里寻找理论支撑的时候，竟意外而惊喜地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时而迷茫时而清晰的历史观的轮回；也从盲目追寻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到现在自信地以为原来史学亦无定法。这从西方史学史观念的发展与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最早的史学是古希腊史学家开创的，在古希腊文里，“ιστορια”（historia，历史）一词的原意指的就是“对真相的探求。”我从一开始在半有意无意之间采访“老舍之死”就是想不自量力地“探求真相。”但比起这个含义宽泛的概念，“logoi”（记事）一词倒更接近历史的含义。后经过爱奥尼亚地区“说书家”们探求事实真相的努力，人们逐渐将“历史”与“记事”合二为一，出现了最早的“历史”著作。富于睿智的古希腊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真实之于历史的重要。赫卡泰俄斯在《谱系志》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态度：“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而我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经我录音并记录在案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其实，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已经开始口述历史的实践了。他在《历史》中宣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我对“老舍之死”也是如此，虽然我无法相信历史见证人叙述的每一件事，但我必须把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这是做口述史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史学家的两大要务：“一，应该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424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这种对口述进行考核的做法，我在做“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时难以做到。因为很多事情，像很多人的“记忆”里老舍都跟他们说过什么，甚至一起做过什么，根本是无从考核的。
赢得“历史学家中的史学家”美誉的波里比阿，说得更是直白实在：“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425我在经历了“老舍之死”口述史发展的“古希腊阶段”以后，便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真实，更何况我愈发感到真实诚如推磨的驴嘴前的胡萝卜，它只诱惑你在历史真实的“研磨”中不停歇地转圈，却永远也够不着真实。正如麦考莱指出的：“历史学不可能完全绝对地真实；因为要成为完全绝对的真实，它必须记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它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史事，所说过的全部的话。任何形式的疏漏，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一种缺陷。……最完整准确的编年所记载的与被省略的部分相比，都是九牛一毛。”426当然，在追寻历史真实的同时，波里比阿也开始思考和认识历史的意义，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他说：“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因为单单一个事件的出现尽管有趣，却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而一旦揭示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研究便有意思了。对我们自身环境的类比研究，将使我们得到推测未来的手段和基点；而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427这也是我开始经历的第二个阶段，或曰实践中的理论进入了“古罗马时段”。因为古罗马伟大的史学家李维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428另一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429我开始思考在“八·二三事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的见证人在历史叙事时可能会有的不同心态。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题目。
西方史学史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的历史观以后，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历史观得到复归。布鲁尼在交代他为什么写作《佛罗伦萨史》时说：“……这些行为在我看来，值得记录以便让我们记得，因为知道这些历史对公众和私人都有好处，正如我们常常认为年长的人比年轻人有更多智慧是因为他们阅历丰富，那么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适当地读一点历史，那会学到多少智慧。历史一清二楚地记录了过去许多年前的行为和思想，我们可以方便地借鉴，学习好的，摒弃坏的，像过去的伟人那样做到品质超群。”430庆幸的是，我只有过短暂的“神学”史观的经历，即我当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说，当我无法辨清那还在不断叠加的历史“真相”纷至沓来的时候，我只有求助上帝，相信只有他知道谁说的是真的。
而后，我开始逐渐学会理性地在哲学层面上思考历史。到这时，我又经历了我的史学史的第三个时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强调用理性来认识历史。他认为：“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再是一个假定了。”431推崇历史事实，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代表的兰克，像黑格尔一样，认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史学是同一的；它们都是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超验的真相或精神。但兰克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能对这一真相作出逻辑的概括，因为历史不但复杂，捉摸不透，而且充满活力，具有自发和独有的特性。要想认识每一历史现象背后的真相，人们只有通过历史研究，即描绘每一个个别的现象，从特殊中认识这一普遍的真相。因此，兰克特别强调要认清历史的真正变化，就要对历史做批判性的审查，以免造成对历史事件的误解。432到这时，我脆弱而迷糊的头脑才真正有点清醒了，并再次陷入了危机，就像随着20世纪初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给历史科学带来了损害。德国史学家霍伊西明确指出：“历史主义的危机，也就是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年代中的历史思想的危机。”19世纪以前，历史思想家们常把历史看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但这种“进步”的历史观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所吞没。法国史学家西蒙在《精神和历史》一书中慨叹：“在1914年的炮声中，对现在所抱的信心和对历史威力的信仰完全毁灭了。人们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就连他本身也是绝望无援地挣扎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道这个洪流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历史作为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时它曾可能是一条美丽的河流，人们饶有兴趣地沿着它上溯航行，或是心情愉快地从大地上向它眺望。现在人们对历史，是从它的实际状况来理解的，也就是把它理解为使人随波而走的一种流动的元素，把它理解为海洋，在这个海洋里人们的意志和厄运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细心地描绘出一条曲折的航路，而航行的目标则从来不能预知，而且总是在什么地方可能遭难。”433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2）
历史也变得宿命起来。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认为历史的有机性和宿命性都是与生俱来的，西方文化的衰落势不可挽。但他最突出的思想是“文化的‘同时代’表征”，即把所有的文化都置于“同时代”来观察，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学术视野。434也许正因为此，后来克罗齐把所谓客观的历史真相推想为是一种“假定”，是“一种死的和无法理解的历史”，而“生活的智慧警告我们不要沉溺在荒谬的欲望中，如同思想的智慧警告我们不要沉溺在无益的问题中一样。”同时，克罗齐指出，放弃客观的历史真相并不是消极的，却是新认识的起点。“我们所放弃的是我们由于不能具有从而未具有过的，因此，这样的放弃是毫无痛苦的。”他要将历史学的基点建立在现实的生活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客观的过去里面。于是，就有了他的著名论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现在的兴趣的。”435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436“历史事实或事件，如果不被放在一个思想的网络或模型里，就不能获得任何意义。……史实只是数据。数据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它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所处的地位而获得的。……一件史实的意义，得自它在整个历史图象中所处的地位。……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意义是被思想结构所赋予的。”437这也正是柯林武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目中对过去的思想的重新体验。“历史学家在观察过去的任何事件时，总会对一个事件的所谓的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做出区别。我所指的事件的外在方面，便是能够用物体名称及其运动加以描绘的全部东西……我所指的事件的内在方面，便是那些只能被思想的名称加以描绘的东西……历史学家决不能只关心一个方面而排斥另一个方面。历史学家不仅观察事件（我这儿指的事件只是外在的方面而没有内在的方面）而且还要观察行动，而行动是事件外在方面和内在方面的结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正在研究的历史活动并不只是被观察的物件，而是通过他的精神而活着的经验；它们是客观的，即能为他所认识，只是由于它们同时又是主观的，是他自己的活动。”438这是我个人史观发展的第四个时段，是想把“老舍之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做成一部思想史，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当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之后的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有点僵硬，过于绝对。因为即便所谓历史真的只存在于“当代”历史学家的精神或思想里，也不能取消历史认识的存在。在寻求新的认识历史的方法时，敏锐的历史思想家又提出自己深刻的见解。法国哲学家阿隆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