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粞∫桓鲎约焊行巳さ目翁猓闷鹇家艋涂梢粤恕Ｒ蛭八览档氖茄杂铮皇怯凶鸥嗟囊蠛拖拗频氖樾醇记伞６遥家艋唤鲈市硪钥谟锏男问嚼醇锹祭罚乖市硗ü杂锢凑瓜掷贰！绻髦执视锒伎梢员鹁咭桓竦乇泶锍隼矗敲此泄シ炊岜硐值母形兜馈Ｋ鞘估肪哂辛松畹钠ⅰ！�373而且，“磁带是比最忠实的访谈者的潦草笔记或者填写表格要好得多也丰富得多的记录，而会议的官方备忘录是更差的记录。……录音磁带作为证据的独一无二的有效准确性毋需什么争议，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就是在磁带上失足的。”374不难看出，汤普逊似乎更愿意相信口述史的口头证据。他说：“如果口头资料来源确实可以传达‘可靠的’信息，那么，将它们当作‘另一种文献’来对待，就是忽视它们作为主观的、言谈的证据所具有的特殊价值。”375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历史学家保证可信的历史文献，“文献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真正的作者是谁，这就是说，除了他的名字，他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他是什么类型的人？他在写作它时的目的是什么？例如，一位大使的报告……会送回国内那种他知道他的政府要听的信息……一份报税单给出了对真正财富的公平描述了吗，或者说在个人这方面将不存在隐瞒他所占有的财富规模的倾向……”或者在使用来自一位作者或报纸记者的“激动人心的现场报道”时，“我们怎么才能确定他事实上从未离开过他的旅馆卧室？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问题，即使历史学家就他们的原始资料来源时时刻刻要问的那种问题：这些问题是他的基本专长的一部分。”因而，就文献证据与口头证据的可靠性来说，他对后者更自信，特别是当这些证据来自一位历史学家自己的田野作业，而不是来自文献时就更是如此。376然而，汤普逊对于口头证据过分自信了。我通过对“老舍之死”的采访与考证，发现无论对于钦定的历史文献，还是我——一个非历史学家由田野作业亲自得来的口头证据，都不能绝对相信。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而已，只能相互补充或印证，无法相互替代，更无法相互超越。所以，像唐德刚在做《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时那样的资料考证功夫是值得肯定和称道，并且是必须的。
因此，口述史的“田野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需要在与被访者的互动过程中掌握人际技巧和社会技巧，同时也需要掌握专业知识。……口述史课题需要一系列技巧，这些技巧不是由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专家或写作好手独占的，它可以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提供合作。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377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老舍之死”的田野访谈实践，从最初不仅不自觉地与汤普逊的理论相吻合，而且，从1993年访问第一个“老舍之死”的见证人——老舍夫人开始，就符合严格的口述史操作。现在，我也有资格做总结了。这些操作程序说出来既简单又复杂：第一，先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主题，这是至为重要和关键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课题或主题是否能给历史带来实实在在的贡献。当然，这最好是一个可以长时段进行的课题或主题。如克罗齐所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378第二，尽可能多方搜集并熟悉有关这个课题的文献档案材料，同时，寻访和联系与事件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以形成多视角多侧面的“记忆”材料。因而，“首先，对记忆混乱或记忆受损的人做记录是没什么用处的，对那些沉默寡言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其次，关键问题在于某个人直接的个人经验，而不在于他所拥有的正式地位。”379第三，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以访谈的形式，当然是倾听者的姿态，努力挖掘受访者的深层“记忆”。访谈要想成功，当然得掌握技巧。“他必须具备某些素质：他不仅要关心对方，而且要尊重对方，要能够灵活地应对他们；他需要对别人的观点表示理解和同情；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愿意坐下来静静地听。”“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在被访者比自己知道得更多的时候，访谈才能够进行。”380但这会随着采访次数的增多会有所改变，“那就是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他就越希望从访谈中得到有意义的历史信息。”381所以，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不同的受访对象，要采取不同的访谈技巧，以适应受访者的个性。但问题的关键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变得全知全能，有时揣着明白装糊涂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从原则上说，你越清楚什么问题值得去问，怎么问最好，你从任何被访者那里都能获得越多的东西。”382汤普逊实在是个教授如何进行访谈的好老师，他有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窍门，具体到了细节：“在访谈中，你自始至终都要表现出你的兴趣。不要不停地说‘是’——在录音里会听起来很蠢——其实，你可以学着像人家那样谈话、点点头、笑一笑或扬扬眉毛，用赞同的表情看着被访者。你必须非常清楚访谈进行到哪儿了，尤其要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这需要敏捷的记忆力和集中的注意力。……对某些被访者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把比较微妙的问题留到访谈的最后。如果你想得到的答案是绝对重要的，那也要等到最后，或许还要关掉录音机。……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更容易使人产生美好的回忆。……你始终需要尽量敏感地觉察到被访者有怎样的感觉。……在通常情况下，对任何访谈来说，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是比较合理的最大极限。……不要在录音结束后就匆忙离开。你要留下来，讲些有关你自己的事情，针对你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访谈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靠历史专业知识，也需要个人的爱护关心。”383第四，现场要以精良的录音或录像设备记录采访，更换录音带或录像带时，要及时贴好标签。数码录音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换磁带的麻烦，但我时常觉得数码录音倒没有磁带录音来得牢靠。记得不要忘记记录下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当然，也许会有极少数受访者不同意录音，甚至连笔录也不行。这当然得需要在采访结束以后赶紧靠回忆将采访尽可能“真实”地追记下来。像我采访女八中红卫兵“她”时，她就不同意录音，好在“她”并未反对笔录。
即便是使用录音机或录像机，也要努力凭着好的采访技巧，营造好的谈话氛围，令受访者心情愉快地忘掉它们的存在，而无所顾虑。还有，访谈地点最好是让受访者感到放松舒心的地方，我的“老舍之死”采访，基本都是在受访者的家里完成的。最后，如能做到像汤普逊所说当然最好：“必须把你的磁带和底稿与照片、文献以及你收集的其他材料存放起来以备日后使用，并作为以后的公用资源：公共图书馆也许是存放它们的最好地点。”384
口述史的发生（13）
第五，为维护口头资源的原始性，整理出来的文字要保持问答的形式不变，对受访记录决不能做任何形式的插增和删改。“毫无疑问，誊写工作是一种既很费时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的工作。假如录音带包括一个小时的内容，那么就至少需要花六个小时的时间来誊写。”385是啊！我已经无法计算出我们夫妇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和《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誊写所花费的时间。
第六，寻找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附录，并尽可能多地详做注解。我很感谢谢泳对《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的评价，并非由于他说了很多好话，理由很简单——他懂得我。他认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在老舍研究中的价值是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我理解，作者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因为‘老舍自杀在太平湖’，这其中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他就比较容易解释了。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档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他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了历史记忆。”386我当然明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布莱德雷指出的：“每个人目前的立场都会决定他对过去一切事件的信念。”387他对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是“批判”，他说：“假如每一种记载都是可靠的和信得过的，假如在人类进步的发展中，一系列分散着的见证人的判断都是确实无误的，而且不加修改就可以构成为一个和谐连贯的整体；那倒会确实是奇怪了。”388但无论如何，我采访“老舍之死”搜集来的这些第一手的“口头证据”，理应为未来最挑剔的史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学者所共享。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1）
历史与诗到目前为止，“老舍之死”的历史几乎都是由与“八·二三事件”相关的人们的“记忆”构成的，这倒极其符合培根对于历史的分类：“从这三种源泉——记忆、想象、理性——产生了三个产品：历史、诗和哲学，别无其他。”389在这三者关系中，第一对关系是历史与诗，也即是文学的关系。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一文中专门谈到文学与口述历史的关系。他说：“什么是口述历史呢？有人问我：‘你的口述历史是不是胡适先生讲，你记，就成了？’‘你怎么能记那么多呢？’另外，我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他们也说：‘你怎么写那么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390像他替胡适写口述历史，胡适的口述部分只占50％，另外50％是他自己找材料印证补充。而写李宗仁的口述历史，李宗仁的口述部分只有15％的篇幅，其余85％都是由唐德刚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所以，在他看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他认为，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50％到60％左右；非学术人的口述史料只有15％到20％左右。口述历史与一般史料的不同在于：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无对证的，口述历史可以漫漫谈，漫漫问，可以加以补充改正，而其他历史就不能如此。391但我想以“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来说明，死无对证自不必说，因为谁也没本事让死人还阳作证，但活人活口并不见得就能够对证。像我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的时候，很多人叙述起来，都十分愿意把自己的“记忆”描绘成根本无从考证的“孤证”。换言之，在某一点细节上，他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也许当时情形真的是如此，但仔细一想，以“八·二三事件”的性质，“唯一”的几率不一定高。这当然纯属我“小人心”的忖度。我还是想举那个最极端的例子，即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那三位打捞者，这三个“唯一”哪个才是真的唯一呢？或都不是？不是活无对证吗？不过，“唯一”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否定了对方，同时可能也已经否定了自己。
论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唐德刚有个著名的十六字令，即“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六经皆史”是清代章学诚说的，认为不只六经，诸子百家都是史。唐德刚更有发展，他认为不光诸子百家是史，甚至就连小说《封神榜》、《西游记》、《镜花缘》、《金瓶梅》等，都有自身特定的历史价值。“诸史皆文”的最好例证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文章西汉两司马”，《史记》其实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散文。难怪鲁迅称誉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也正如艾克什穆特所说：“每一次，当历史学家不仅要弄清历史事实，还要对过去的事件做出鲜明而活灵活现的描述时，他的著作就会变为历史散文。在许多世纪里历史散文与文艺作品都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把历史作品与文艺作品两者分割开来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起始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最终完成，而在整个20世纪里，历史科学与小说才各自以独立的形态存在。”392如果历史不带任何文学的色彩，全然是直白的叙述，势必变得干瘪、苍白，死气沉沉，也会随之失去历史鲜活的生命力。唐德刚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回忆录》举例说，在西方历史里，同样有许多很好的历史文学。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他与希特勒相约见面，但由于他失言批评了希特勒，希特勒一气之下取消了约会。两人始终未能谋面。这件事如果由史官记载，或许是直白的日志式的一句事实：“丘吉尔本应在某年某月某日与希特勒在某处会面，后因希特勒取消约会，两人始终未曾得见。”这当然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可《丘吉尔回忆录》却以文学的妙笔这样写到：“希特勒自此以后就失去见到我的机会了！（Helosthischancetoseeme！）历史似乎一下子因此有了生气，活了起来。读者也会因此而喜欢读历史。
至于“文史不分”、“史以文传”，从中外的古代历史来看，都是因为它是好文学所以才传下来。因为古代没有很好的印刷术，光靠手抄，所以只有好文章才会被抄下来。但现代人写史，似乎已不太讲究文史的兼容了。唐德刚以英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为例说明，美国人写史大都老老实实地平铺直叙，而英国人写史就格外注重文学修养。英国人写史一定是英文写得漂亮，美国人只看重正确与否。他认为这是欧洲老传统与美国商业社会对历史态度的不同之处。由于美国新历史学家很少有文学味，在研究中把他们的东西当历史、当资料看可以，但让更广泛的大众读者把它们当文学看就缺乏可读性了。似乎“历史学家极少关心自己著作的文学形式问题，完全不考虑在此期间成为私生活叙事文学的小说本身及其文学形式的变化。而历史小说的作者往往在写作时违背历史事实，认为杜撰是自己的权利。然而正是他们把有关过去的观念灌输给非专业读者。他们不仅美化了过去，而且复活了过去，使读者把过去的东西延续到今天之中。请您自己来判断事情是否是这样：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都是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的，而很少来自专家撰写的纯学术著作。”393史学家汪荣祖也指出：“近人写历史文章，多主平铺直叙，以求客观公正；尤其是所谓‘科学派史家’常将文章写得像数字一样呆板，像表格一样整齐，以为如此才‘正经’、才‘正统’。在此种风气之下，文采便难被史家所取，好像一讲究文采，就联想到主观渲染，渲染当然就不客观、不科学了。其实，文采非即渲染，真正的史学佳构仍然需要文采，……史家之文采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