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有权指责当年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不能忘记，他们和咱们比起来，他们占有绝大优点，因为他们有一贯的政治体系，有可能用来代替斯大林的那一套。哪怕革命被出卖，大家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仍然抱住自己那一套不放。他们没肯“招认”，因为他们知道，这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
第八章 犹太人被赶尽杀绝
巴勒斯坦共产党原先的领导人，我全都认识，后来在清党中销声匿迹了。这对我来说是一场惨痛的考验。
大家还记得，在1929年，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给巴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布尔什维化加上阿拉伯化”。因为巴共领导都是犹太人，所以都叫到了莫斯科去。我的老战友，比尔曼、列青斯基、本·叶胡达、梅耶·库伯曼，一个接一个，都被清算掉了。我特别要提大卫·阿佛布希。他出生在莫斯科，后来派去近东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并且成为巴共的主要人物。
他跟其他人一样，召回莫斯科以后，重新被派去罗马尼亚。接着便禁止他再离开俄国。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37年，真叫笑话，他当了比亚蒂哥尔斯基国营农场的政治部主任。其所以可笑，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搞过农业问题。他对这一行当然完全是外行。当然罗，组织上想的只不过是要结束他的性命，结束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性命。所以，内行，外行，本无所谓。这位老革命，在我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没法认识。他已经被压垮，但对于事态发展认识很清，所以如同缓刑犯人一般，只在苟延残喘。
他告诉我说：“有一天，我会接到电话，把我叫到莫斯科去。”
他确是没有看错。果然，过不了多久，大名鼎鼎的卢比昂卡监狱大门，把他关了进去。
他的儿子跑来找我，说活很是忿忿不平，但头脑仍很清醒。他说：“我的父亲被控为反革命。……”
接着，我朋友的儿子电被捕了，借口是他参加过一个藻杀斯大林的集团，审问他的人要他承认他父亲是个奸细。他不肯，于是便被送去最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死在那儿。大卫的兄弟曾和我一道办过报，也被捕了。
大卫的妻子玛丽亚，只好去住在她哥哥艾普斯坦家里。
艾是教育部副部长，觉得一家人随时可以被捕，所以每夜挨到两三点钟不睡觉，等候人来找他们。这样搞下去，玛丽亚的哥哥支持不住了！神经出了问题，通夜睡不着觉，尽在满屋子跑，还要嚎叫；“天哪，天哪，咱们能不能加道，到底为什么给抓起来！”
这是他再也不会知道的了。有一天，蒙蒙亮，他被逮走了，从此掉进了漫漫黑夜，影踪全无了。
战后，我遇见玛丽亚，已经老态龙钟，老象用手撑拒什么。这个动作大概在她被审讯以后，一直没能摆脱。不然就抱紧一个破旧的口袋，这里面尽是照片，过去的纪念品都是她从家破人亡的时刻抢救在手的。她说：“我的丈夫，我的几个儿子，我的哥哥，我丈夫的兄弟，都被逮捕了，弄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共产主义。”
关于巴共党员的苦难遭遇，我还有其他消息。索妮亚．拉仁斯卡是一位优秀的活动家。人很聪明，也很活跃，入狱后发了疯。艾佛拉伊木·列钦斯基，巴共中委，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很有才能地指导青年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一次带他去审讯，总把一个刚刚审讯完毕的人推进他的牢房。
这人打得血肉模糊，几乎已经动弹不得。这是内政部惯用的一种手段，旨在吓唬即将要提审的人。
审讯人员向他嚎叫说：“怎么样？瞧见了吧？这家伙已经成了什么模样？要不要照样来处置你？”
列钦斯基吃不消这样的讹诈。他也发了疯，在牢房里，从这堵墙跑向那堵墙，脑袋撞着墙，不住声地叫唤：“我还忘了谁呀？我还忘了谁呀？”
巴共中央委员全搞光了，只剩下里斯特和克诺索夫两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去苏联。还有一个约瑟夫·伯格。他在各个集中营里周历了二十一年，真是虎口余生。总的来说，巴共党员干部二三百人中，只有二十来人逃脱了性命。一直要到1968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十年，以色列共产党才为斯大林清党案中被害的领导人平反昭雪。
苏联的镇压潮流也波及犹太族人，他们和旁的少数民族一样，受害惨重。本来，十月革命深深地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我们犹太血统的共产党人，宣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尊重苏联犹太族人的民族权利和文化权利。我们以此而自豪。我还记得，刚到苏联，那是在1932年，犹太少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还享有某些权利。犹太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气象蓬勃。我访问过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各地区，犹太语是官方的语言，犹语报刊办得十分兴旺。日报有五六份，外加一些周刊，在全国发行。几十位犹太作家的作品，出版数以百万计。许多大学设有犹太文学讲座。
我在经济领域观察到的，也很令人鼓舞。比如，克里米亚犹太族聚居的地区，集体农庄搞得不错。他们利用靠近滨海游息区大种蔬菜，卖给游客。犹太人如果愿意归化，那也十分方便。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大城市里，犹太人生活，工作，爱好，都丝毫不受限制。社会上没有任何歧视大学里也不把犹太人编号。跟帝俄的愚民政策相形之下，进步是突出的和巨大的。到1935年，犹太人才开始遭到镇压，先在犹太人口稠密的地方，后来蔓延全国。
我在马什列夫斯基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根据苏共中央决定，分配到《真理报》的犹太文版工作。有名的犹太作家参加编辑，在优秀的新闻记者莫什·李特瓦科夫的领导下工作。
我负责“党的生活”栏，自己写文章，有时也写社论。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会计主任，他对我说：“你的钱，你打算还让它在我那儿睡多久哇？”
“什么钱？工资我月月都领呀。”
“我不是说这个。是说你的文章奖金。”
第二天，他交给我—笔钱，比工资多得多。
这只是编辑部规矩，不是列宁主张的“工人工资”。
每星期，中央委员会开会，由莫斯科各报社派代表参加。有几次，我们报馆主笔派我去。1935年有一次会议，中央新闻局局长斯德茨基宣称，要给我们传达一份重要的通报。
他说：“我应该通知各位斯大林同志亲自采取的一项措施。斯大林同志很不满意对他的个人崇拜。每一篇文章开头结尾，都引他一段语录。他很不乐意这么搞，而且他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许多集体的歌颂信件，由数以万汁的公民签名，送到报馆登载，其实都是各级党组织搞的。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街坊，都规定定额，非出多少签名不可。我奉命告诉诸位，斯大林同志一点也不欣赏这种做法，并且要求别再这么搞。”
这话使我十分震动，回去便向主笔汇报。他听了微微一笑说：“这能有几个星期的搞头……”
“怎么您不相信吗？”
“别着急，等着瞧嘛。”
过了三个星期，我又代表报社去开会。斯德茨基又传达一个中央的决定：“政治局很理解斯大林同志出于真心的希望，不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局不同意这样的谦虚。在我们国步维艰的时刻，斯大林同志掌舵有方！必须感谢他，并且恭贺他克服困难，完成大业。新闻界理应竭尽全力，反复强调斯大林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我又向李特瓦科夫作了汇报。他坦然不以为奇，并且告诉我说：“听我说，我在三星期前就告诉你，这样的指示，寿命长不了。斯大林早已料到，政治局一定会来这一套的。但是他又一定要新闻工作者正确体会到他的谦虚的诚意。”
李特瓦科夫完全意识到，革命已经陷入怎样一种发展过程。交给他的工作，他一定搞好。一句话，业务上他一丝不苟。但这并不影响他正视现实，爱讲的时候，便开门见山。我记得在1935年，他曾请撰文快手拉狄克为十月国庆号写一篇文章。
拉狄克不用说，写好文章，寄到报社……李特瓦科夫当时的音容，至今天仍宛在我眼前。他看罢文稿，冷冷的说：“咱们的报纸绝对不登这样的狗屁！”
文章连篇累牍，歌颂斯大林的功德……过了几天，我凑巧在主笔办公室里，拉狄克打电话来，打听他文章的下落，如此宏文，为什么还没有发表。
主笔回答说：“你听我说，拉狄克，我再也不请你写文章了。你假如以为只要凭你的大名，我便照登，那可大错特错。你那篇东西，一文不值。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也比你强些。”
李特瓦科夫这样得罪一位首长，得罪威势无比的党，决不会有好下场。清党一开始，他便马上遭到清洗。从此，月月都有人得罪，人数之多真可车载斗量。就这样，哈辛不见了。他是阿佛布什的兄弟，罪名是在德国呆过。接替李特瓦科夫当主笔的斯普拉希，也落了同样的下场，可是连个象样的罪名也安不上。从前那种轻松的气氛，问题可以随便讨论，现在全变了担忧和疑忌。1937年，办公室里一片恐怖。记者们早上来办公，跟谁也不讲一句活，一熬完规定的办公时间，便各自走开。1938年初，斯特雷里茨被捕。他是内战时期红军老战士，老牌新闻记者，他的被捕更加弄得人心惶惶。
我们中间一有人失踪，便得来一场丑恶的表演，仿佛举行丧礼。报馆的全体人员，都聚在一起开批判会。人人得轮流背诵一篇八股，并且自我认罪，发誓悔改。八股内容，连一个字也不用更换：“同志们，我们放松了警惕，一个奸细在我们中间活动了这么几年，而我们却没能加以揭穿……”
为了不破例，我们又奉命出席斯特雷里茨的“丧礼”，大家做自我批评。有人想起“罪人”讲过的一句话，当时却没有汇报，又有人记起“罪人”的某一古怪动作，当时也没有揭发，诸如此类。正当大家在搞这种不光彩的练习时，在猫念佛声中，我们忽然瞧见斯特雷里茨，悄悄地站在门边，听我们指控他，否定他，告发他是“奸细”。他在那儿已经听了好几分钟。这次意外的对证，显然是内政部策划组织的。
所以突然放了他在报馆出现。可是我们却淋了当头一盆冷水，顿时鸦雀无声，茫然失措。
斯特雷里茨始终不吭声。我们默默无言，低着脑袋，一个跟一个退出会场。太丢脸啦！谁也不敢瞧他一眼。就在这一刹那，我意识到，我们这些人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变成了什么样的机器人，替斯大林式的镇压当帮凶。我们心里笼罩着一片恐怖，思想当了俘虏，不再会自己考虑问题。内政部胜利了，不用再做具体的表现。它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条件反射和我们的行动。
犹太人遭受的镇压，又超过其他一切人等。在全国、在周围，在大学，都是一样。我上文已经讲过，主要在1931到 1932 年期间，党曾怎样地鼓励犹太人迁移到比罗比疆州去。
尤其是怎样地招徕干部和知识分子。我们好些同学都去了，其中有李贝伯教授。他在苏联学术界很有名望，负责这项工作。镇压突然爆发，内政部派一个工作组主持其事。我从两个亲历其境的人那里了解到，这场惊人惨酷的清党运动中，怎样的抓人，杀人。公安人员成了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员，而且是机械化的宗教裁判员，成了专办冤案的机器人。
冤案成了经典，用高度简单化的逻辑下令：一切波兰犹太人，都是波兰政府雇用的特务。凡是从巴勒斯坦来的，都是英国人雇用的特务。根据这样的准则，任何判决，不容上诉，出路只有一条，刑场就戮。就这样，我们波共的老同志，什瓦茨巴尔，经过公审，投入牢狱，眼睛几乎瞎掉。一天拂晓，他被押出牢房，绑赴法场。临终前，他高呼对于革命的信念。枪声起处，牢房里响彻国际歌声。他在我们大学里，当过党委书记，在比罗比疆也担任过重要职务。
象他那样的共产党人，不下千百，面对死亡，昂首不屈。
厄丝德·弗隆季娜是一位热情的活动家，多年担任我们大学的校长。1937年，尽管她身患重病，仍然把她逮捕，关进卢比昂卡监狱。审讯时，叫她同控告她的人对证，她不顾法官和警卫，奔向诬告人，唾他一脸。她判刑后，不准上诉，死在牢里。
同样在1937年，少数民族的大学被撤消，代之以所谓外语学院，实行铁腕管制。大学门里，关了不少我们同志的尸体……
第九章 谋害红军
关于图哈切矢斯基和他的同志们被清洗的案件，我也可以出来作证。1937年7月1 ．1 日，莫斯科报纸宣布图哈切大斯基元帅和另外七位将军一齐被捕。这些红军的首长，内战的英雄，共产党元老，都被指控为诚心打败仗，准备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第二天，全世界都获悉，图哈切夫斯基元帅，雅基尔将军，乌博列维奇将军，普利马科夫将军，艾德曼将军，费尔德曼将军，科尔克和普特纳将军，都被判刑处决。第九位高级将领，卡马尔尼克将军，红军政治部主任，自戕身死。
事实是，好几年来，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幕僚们，跟党领导早有深刻的分歧。斯大林的官方理论认为，如果发生新战争，不会波及苏联的国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忧心忡忡地监视着第三帝国扩军备战的活动。他认为世界大战必不可免，因此必须加紧准备。1936年，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表示，他坚信战争完全有可能在苏联国土上进行。
历史将负责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错就在于他有理得过早。当他获罪的时候，所有的反对派部已肃清。斯大林的铁腕已经掌握全国。只有红军还掌握不牢，所以是必需攻取的最后堡垒。对斯大林的统治来说，清算军队干部，成为当务之急。可是，清除对象都是十月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布尔什维克，若对图哈切夫斯基那样的人，搞一套托洛斯基式的控诉，或是季诺维也夫式的审讯，实在不太象话，所以必须打得狠，打得重。
盖世太保杰林是别动队长，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对付我们的“红色乐队”。他曾在1943年告诉我，当年对比亚特尼茨基搞过的反间计，怎样又对图哈切夫斯基搞了一次。他并且告诉了我详细的经过。
1936年在柏林，特务头子海德利希接见一个帝俄旧军官，名叫斯科布林将军。这名无军之将，闲得发慌，便充当场面很大的双重特务。好多年来，他在巴黎白俄中间，为苏联搞情报，同时又跟德国特工吊膀子，反正完全是个鬼蜮人物。他给海德利希送的消息，确实惊人。他自称掌握可靠消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策划对斯大林发动军事政变。海德利希汇报纳粹参谋部，考虑怎么办。办法只有两个可资选择，要末听凭苏军统帅搞下去，要末通知斯大林，并且提供证据，证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国防军有勾搭。
结果采用了第二个办法，拼凑伪造的证据，透露图哈切夫斯基勾结德军当局，策划政变。炮制伪证只用了三天。因为要证明图跟德国国防军参谋部有接触，并不困难。原来，在纳粹取得政权以前，两国军队经常都有接触。苏联政府甚至开办军官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