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分子和民族主义复仇分子。在同一时间和同样的条件下，乌克兰共产党和西白俄罗斯共产党，也都被解散了。
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欧洲大党的领导们，怎么连举举手，要求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都没有一个人肯干呢？他们怎么能坐视自己的战友们，没有证据便受判罪呢？1956年二十大以后，当时这些领导们都装得如梦方醒，仿佛赫鲁晓夫的报告，透露了莫大的秘密。其实，他们是自觉的帮凶，谋害了战友，包括他们自己的党员同志。
这个阴森的时期，为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夜里，我们大学里住的各国党员，到三点钟也不敢阖眼。因为就在这时刻，车灯会刺破黑夜，扫过门墙。
一有人吆喝，来了！来了！满屋子人都打哆嗦，肚子直抽筋，趴在窗边窥探，内政部的汽车停在哪里。
“不是来找我们的。开到那一头去啦！”
这一夜算过去了。大家懦怯地松一口气，睡下后恶梦连绵，不是高墙，便是铁窗。有时候，我们心跳气促，倾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一动也不敢动，好象被危险定住了身形。
“来了！”我们只听见人声嘈杂，瓮声瓮气的敲墙声，喊声，碰门声……
“过去啦！没站下来！”
可是明天呢？
老担心明天。也许这就是最后还有自由的几个小时啦！
这种担惊害怕，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恐怖钻进我们的皮囊，叫我们谨小慎微，千依百顺。我知道有些知己朋友被捕了，但是我不吭气。为什么抓了他们，不抓我呢？等着轮到我吧。
有什么办法呢？放弃斗争？我们已经献出自己的青春，我们的力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期待。能开小差吗？抗议吗？过问吗？这里，我想举一下保加利亚代表们的例子。他们要求会见季米特洛夫，用了些大字眼：“你不采取必要的手段，制止镇压，我们便宰了这个反革命分子艾若夫！”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叫代表们别存任何幻想。他说：“我什么也办不到。全归内政部管。”保加利亚人宰不了艾若夫。艾若夫却象宰兔子似的，把他们一个一个宰掉。
南斯拉夫人，波兰人，拉特维亚人，捷克人，一批批地没影儿了。到了1937年，除了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外，德共主要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镇压狂看不见边。朝鲜小组所余无几，印度代表影踪全无，中共代表也抓了起来。
1935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在大厅里，瞧着苏共代表团堂而皇之地步入会场。为首的是斯大林，后面跟着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艾若夫。最前两位是大家认识的。日丹诺夫和艾若夫只是次要角色。季米特洛夫负责介绍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人选。他指着艾若夫说：“这位是艾若夫同志，声望很高，因为他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Ｉ”
那时候还在1935年，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早了一点。艾若夫还没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要到1938年，莫斯科才“洗清”了共产主义战士。十月革命的光辉，正在日薄西山奄然熄灭。革命蜕化变质，产生了恐怖惨酷的体制。社会主义的理想受到奚落。僵死的教条，成为化石，而刽子手们还居然有脸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然而，我们尽管心怀恐惧，行动上却千依百顺，让我们自己开动的齿轮把我们绞碎。我们也是这部机器的部件。恐怖把我们弄得如醉如痴。我们自己当人家的工具来压服自己。任何人抵制这部斯大林机器，都得负责，都得集体负责。
我本人也逃不出这个判决。
在这个时期，谁又提了抗议呢？谁又站了起来，表示深恶痛绝呢？
托洛斯基分子倒可以以此为荣。托洛斯基本人顽强抵制，脑袋挨一斧子。他的门徒则彻底反对斯大林也不过是空谷足音。在大清党期间，他们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喊叫他们的不平。让他们在冰雪里活着受苦，实际是要他们死得更解气。
他们在死亡营里没有丢脸，有时甚至值得钦佩‘。但是他们的呼声，在冰原上消失了。
今天，托洛斯基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