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来了几个星期，一清早便有人来臭虫旅馆敲我们屋子的门。开门一看，果然，来人的打扮错不了……他说：“我是五区警察局派来的。你的妻子来了已经一个月，至今还没把手续搞好……”
我回答说：“对不起。”接着我低下头，去他耳边轻声说，仿佛怕人听见似的，我说：“不是我的老婆，是情人。
过四十八小时，她就走了。”
“噢！这样的话……”警察挤挤眼笑着说。
法国是古德林的故乡（译注），色情故事常受欢迎，特别在警察界为甚。
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当困难。头一个孩子快要出世，实在叫人操心。幸而有一个油漆包工商是犹太人，想帮我的忙，雇用了我。可是，使刷子不是我的专长，摘来搞去，只会东涂西抹，不成气候。而我那东家却成了大资本家。
我的妻子在家缝皮货。一周两次，她去领回大包皮货，每天缝纫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她也是党的活动分子。反法西斯第一次会议于1931年在巴黎举行，她还当了犹太组的代表。
我呢，我当了中央委员会，外国劳工局、犹太组的代表。
我和局里的另一位同志被邀到中央委员会去会见加香同志。他那时候主编《人道报》，见了我们很亲热。
“你们好！”他说，“犹太人的工作搞得怎么样？”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纳粹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犹太人中问必须加强宣传。我们需要办一份犹太文的报纸，在法国和比利时推销。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要见你们。”
“很好，可是谁出钱哪？”
加香打断我的话说，“怎么，你没读过列宁的书？你不知道共产党办报怎样筹款？向工人募捐嘛……”
“我们愿意搞一次大的筹款运动，开一次群众大会来壮声势。您能参加吗？”
“当然很愿意，只要我有时间。”
这次谈话以后不久，就在蒙特娄开了一次群众大会。那儿犹太人很多。唯一可用的会场，只有犹太教堂的大殿。教长答应借给我们。到了那天，犹太商人，工匠把教堂挤得满满的。我在主席台上，坐在加香身旁。这位年迈的领导人站起来发言，嗓子洪亮有力。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非常光荣，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们，肩并肩坐在一起。这个民族曾为人类出了三位大革命家。我指的是耶稣基督，斯宾诺莎，马克思！”
掌声爆发，有如春雷滚滚。我听了既感觉吃惊，又有点发窘。这味儿不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吗？我低了头，不敢端详会场。可是加香依然用这个调门说下去。
“朋友们，你们不会不知道，马克思的祖父是犹太·教长。”
我心里想，这关我屁事。可是满场听众好象触了电一般，仿佛当一个犹太教长的孙子，比写《资本论》要紧得多！
加香讲得差不多，又来一段激昂动人的话。全场又热烈欢呼。散场开始筹捐，成绩可观。加香很满意，动身时对我说：“董伯，你瞧，八成行啦。报纸一定出得来！”
过了几个星期，第一期《晨报》问世了，每周四页，发行数字很快增加。我时常写文章，也写社论，但是经费不太靠得住。编辑部一位编辑提议辟一个广告栏。以往，广告是根据共产主义道德从来不登的。那末，资本家的广告登不登呢？问题一直提到中央委员会，决定先用我们的报作为试点，但有条件，只登小商人，饭馆和手工业者的广告。负责这个工作的同志，昼夜奔忙，成绩卓著，结果给《人道报》请了去搞广告。
1931年4 月3 日，我们的儿子出世了。这一天，安德烈·马蒂出狱。晚上在美人仓开犹太工人大会，马蒂也来参加。
三喜临门，太该纪念，我们两口子便决定给孩子起名为安马蒂。我很明白，到了今天，大家会觉得古怪。可在那时候，个人崇拜还没有受到批判，这个举动正足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是多么受人崇敬。
我还记得十九区市政厅，就在我们小屋子的附近。我向户口干事报告孩子出生，取名安马蒂。那人吓了一跳，嚷嚷说，“哪有这么个名字！”这个区还是共产区呢！
我说：“为的是纪念安德烈·马蒂获得释放。”
“我明白，我要是你，为了免出麻烦，还不如换个名字。”
我回去征求露芭的意见。为了纪念我们在巴黎最先住在拉丁区，也叫圣米歇区，所以便给孩子取名米歇。
露芭跟我一样，都参加党的活动。问题在于晚上谁看孩子。—朋友们都得出把气力嘛，轮流看看孩子吧。
他们说：“不用道谢啦，这是当然的事，反正都是给党办事嘛！”
毛病只有一个，有些同志宁愿看米歇，不愿去开会。
我们就这样好好歹歹安排了新钓生活，挣的钱还够维持，党的活动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寄托，作为革命者，当然只能过一天算一天。革命的道路是荆棘丛生的。要走这条路，就得应付一切，特别是应付意外的变故。1932年6 月一个早晨，只见斯特罗姆满腹心事似的走来问我，有没有人寄给他一封信。这件事马上说明，搞革命的人，总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外来。
我反问他说：“私人的信件吗？”
“不，不，信很要紧。”
我觉得他古怪，便对他说：“我是外劳局负责人，寄信给我谈非法活动，非得百倍警惕。”
斯特罗姆原本跟我一道在文化联盟搞工作。1931年，他爸妈寄钱给他，在技师学校报了名，想学当绘图员。从此，他便不再在公共场所露面。我没有叫他摆明问题，只怀疑他参加波共的地下活动。
过了两天，他更加忧心仲忡地来问我曾否接到给他的信。
临走时，他叮嘱说：“不管怎么样，多加小心。”
我根本想不到，横祸会从哪儿来。可是不用几天，报纸便告诉了我。斯特罗姆被捕了。说他替苏联搞间谍活动。间谍网的头头叫比尔，大概颇有才能，连警察都给他起了绰号，叫做魔侠。《人道报，的记者李杰，也受到牵连，成了所谓“魔侠事件”。
巴黎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议论这件案子。这么好的机会哪能放过了，不去揭共产党的疮疤，指控它“受外国的雇佣”？法国从来爱搞文字游戏，魔侠案变了魔马案，马是影射马克思。
至于我，我跟魔侠集团有什么关联呢？除非就是我跟斯特罗姆是朋友。不过，我是党的积极分子，自己觉得有责任把自已的情况报告组织。经过了研究，还是劝我离开巴黎。因为，警察有可能利用我跟斯特罗姆的朋友关系，来打击犹太侨民。这种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反动报刊早巳在指摘“移民没边”，同时又吹又煽，想把最庸俗的排犹思想煽得死灰复燃。我的一切手续都是完备的，只要我愿。
意，就可以到，比方说，到布鲁塞尔去等候事态逐渐平息。
可是，我想趁机会去苏联，因为从1931年开始，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呢？为的是打从离开波兰以来，我一直没有喘息的时间，就算在经验方面收获很大，毕竟还缺乏理沦知识。该及时补上这个漏洞了。
我的档案大概已经送去，人选则由法共领导向莫斯科提出。主管机关是第三国际的干部局，而主管法国的则是马纽尔斯基的妻子勒别德娃。我的妻子随后再去。这样，1932年初夏，我匝去到苏联首都。
第五章 终于来到莫斯科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天。
在那儿碰到的一些左派活动家，都低估了纳粹的危险。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只根据议会选举来看问题，认定希特勒的党绝对得不到国会多数。我一说纳粹会以暴力夺取政权，说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准备远远胜于其他任何工人党派，听的人都不以为然。
纳粹冲锋队的靴子声，却越来越把大街小巷敲得震天响，巷战成了家常便饭，冲锋队干脆袭击左派的一切活动分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一共掌握一千四百万选民，就是不肯成立统一战线。德共总书记台尔曼有句名言，说是“纳粹是棵树，社会民主党是树林，不可见木不见林。”半年以后，纳粹这棵树的阴影，已经笼罩了整个德国。
一直要到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才从惨败中汲取教训，主张实现统一战线。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却在集中营铁丝网后面，实行统一战线已经有一个时期了。
我离开柏林的时候，已经肯定大难即将临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旅客不多，过境时，只有我一个人，不仅我那座卡里只有我一个人，整个车厢里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时候，苏联在外界心目中还是一个谜。世界各大洲的有钱人，都把它当做一场恶梦，而我却把它当做劳动人民的祖国。
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
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