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联络员，她太脆弱，太没有经验。通过她，德国人知道我在布尔·拉·雷尼，同时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 “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库塞尔街威尔·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馆。征用的唯一理由是：威尔·皮卡德先生是犹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财产都给洗劫一空，整车卡整车卡地运到德国去，充实权贵中那些……艺术欣赏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注视这些有组织的劫掠，并在赃物中，抽出适合他审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尔·皮卡德收藏的画在法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引起了这些强盗的垂涎。但他那座楼并没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维茨就在这里安了家。他感到这将是在巴黎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了。房屋的布置是紧跟潮流的。刽子手们感觉到他们的失败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抬头。法国的抗敌活动骚扰着敌人。路卡出现了，同法国人民握手的招贴画却不见了，德国国防军楼房前面都布置了机枪，而法德友好团体却不再在元首的庇护下表演那种滑稽游行了。
这样，威尔·皮卡德的私人公馆，在别动队队长的操心下，给改造成堡垒。大门给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个小门，是从屋子里面用电开关的。正面放上一挺机枪，各个侧面的安全保卫都加强了。德国国防军利用公馆左边的空地来停放汽车。为小心起见，车辆是从来不开进院内的。来客从这个新建的停车场下车，经过在隔墙打开的一个口子入内，从外面是看不见这里的。公馆的侧面，有一扇门，通往地窖，那里已改建为牢房。从前的画廊，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主意，给改成了行刑室。这儿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玛格丽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复，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