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一顿。
以后，对于梅太太来说，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特务把她带到索赛街去，把交易摆在她面前：要么是她儿子的命，要么把地址交出来。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她不说话，坚持了好几个钟头。到下午六时，再也受不下去了，她屈服了，把我在白宫的地址，斯巴克一家的地址，都说了出来，还说自己在他们和我之间充当联络员。
可怜的梅太太，她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人……几小时之内，盖世太保竟然搞成了很危险的一手。斯巴克一家、乔琪和我都受到了威胁。我必须行动，极其迅速地行动。下午三点左右，看到梅太太还没有回来，我便要求紧急会见白宫养老院的女院长帕伦夫人。我把最近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并且警告她，盖世太保随时都可能来，劝她通知住院的所有“特别”
住客。她十分镇静，马上就劝告有危险的人转移。
至于我自己，我同帕伦夫人约定，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回答说我出去散步了，要到七点二十分才回来。因为我认为潘维茨不会马上把狗群放到白宫来，而是设法让我安心，不用为梅太太迟迟不回来而担心。我让别动队认为我七点左右才散步回来，造成这种印象，好象我并不担心。我想，潘维茨会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布尔·拉·雷尼，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四面出击。要把他拖在白宫，时间越长越好。
下午3 点30分，我离开了养老院，事先小心地把我的身份证撕毁。法共给我的后备证件，证明我是一个外地德国人。这些证件给我主要的好处是晚上戒严后还可以在街上通行。我十分小心地把我所有的物件都留下来，并且不把门关上，给人一个印象，好象我外出不多久。最后，为了使可能来访的客人深信不疑，我还稍稍布置了一下：桌子上放上一本打开的书——一本无关重要的书——，床铺没有收拾，床头桌上放着药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盖世太保等我回来。
我十分镇静，这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反应了，每逢我感到危险逼近，就反而安静下来。我需要我的全部力量，来从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手里救出斯巴克一家。我一口气走到普勒西斯·罗宾宋。这一天天气晴朗，街上一大群人在散步，过路人似乎很快活，无忧无虑，可能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十分焦虑，思想翻腾，而盛装的路人表面十分安静，对比鲜明，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这时最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是十分偶然的巧合：我看到了米歇的身影，他是法共和我之间的联系人。当时有人同他在一起。我真有点情不自禁想走到池身旁，把我们挣扎着对付局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他，请他指点和帮助。但是，我马上就放下了这个念头，我没有权利暴露他，也许，我自己后面就有人跟踪，也许我已经被发现了。从我逃跑以来，不幸的遭遇接连发生（ 圣杰尔曼两姊妹、奎里一家、梅太太、白宫养老院，而现在又是斯巴克一家都出了事） 。自此以后，我给自己严格规定，凡是会因我的关系而受牵连的人，一概不接触。我努力说服我自己，一个人从监狱或纳粹集中营逃出来只能靠自己，这是不止一次地为事实所证明的。这种想法，虽然坚定了我的决心，重新鼓起我的勇气，但是并投有解决这个纠缠着我的问题，怎么办？ 然后是，哪里去？ ……怎么办？ 我知道：那就是要搭救斯巴克一家。但是，哪里去呢？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黑了，被追捕的人孤独无靠。我一再问自己：怎么办？ 突然之间，自己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注一辆出租汽车。我脱口而出告诉司机博乔莱街斯巴克家的地址。
这显然是个奇怪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不行的，用不着是个地下斗争的大行家才知道不行。去找斯巴克一家吗？ 这简直是自投罗网！对的，对的。但是难道我还有别的办法去搭救我的朋友吗？ 我在孤注一掷，没有其他办法。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一天晚上为我所做的一切。
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