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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明话来说就是我逃跑了。只有潘维茨一个人相信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他的这些活动没有半点进展，于是又决定采用他更为熟悉的办法（ 逮捕、酷刑） ，并决定最后一次活动，把他的特务同卡茨一起派到圣杰尔曼。在那里，卡茨又十分巧妙地对付过去。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他向乔琪和帕特里克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在最后一刻，居然能在两姊妹当中的一个耳边轻轻说，“吉尔伯有生命危险，盖世太保在追捕他。”
英雄的卡茨，直到最后一刻，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斗，为了拯救其他人，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后来，就在巴黎解放的同一天，我在一个同志阿历克斯·莱索沃伊的陪同下，回到纽伊监狱。这座房子的法国看门人普罗多姆先生向我们叙述了卡茨遭受的苦难。在我逃跑十多天后，别动队经常在夜晚把他带到索赛街。每天早上把他带回来时，情况可怕极了。他的苦难愈来愈难以忍受，所受拷打不断加重。原来的伤口还来不及结疤，新的拷问又开始了。看门人利用给他送饭的时候，同他交谈几句，并收集一些关于他遭受折磨的情况。别动队的刽子手指责他为我安排了越狱，说他知道我藏在那里，就是不肯说出来，责怪他跟他们去圣杰尔曼查问时，给我通风报信。
普罗多姆先生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卡茨的脸和手伤痕累累，他悄悄地对他说：“战争结束后，吉尔伯先生肯定会再到这里来。你一定告诉他，尽管酷刑和痛苦，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很幸福做了我所做的事。你只须要求他照顾我的孩子……”
几个钟头以后，盖世太保的人把他带走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卡茨是怎样死的。但是刽子手潘维茨知道，是他下令折磨然后杀害卡茨，也许搞了点假审判，也许连假审判也没有。我仍然看见卡茨，仍然看见这个模范战士。
对于他来说，英雄主义是当然的事，凡是自愿牺牲性命争取光辉灿烂的明天的人，都是这样。
在圣杰尔曼，别动队逮捕了那两姊妹。她们非常勇敢，不开口说话，一点也没有透露到过伯桑松，也没有透露关于潘维茨从我那里收到的信。第二天，盖世太保打到了维西内。
那群恶狗迫近了。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它们的吠声就会惊动徐雷纳。这样，又一次必须迅速行动，必须搭救奎里夫人，我说服了她离开家（ 她带了帕特里克躲到科雷齐她嫂嫂那里去） 。乔琪和我又一次得起锚转移。往哪个方向呢？ 我们思索着：我想到斯巴克，苏珊和克罗德他们那里。
我是1942年夏天才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这个时候，我到博乔莱街他们的住所通知他们的朋友索科尔夫妇被捕了。他们听到这消息，表现得很镇静，当时给我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没有一分钟怀疑过索科尔夫妇，确信这两个人宁愿死也不会招供的。事实也是这样：索科尔夫妇的名字列入反纳粹烈士长长的名单，他们把这个秘密，同其他许许多多秘密一起，带进了坟墓。
我们彼此信任，这是我下决心的最好保证。于是，乔琪便到斯巴克家去，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向她保证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这是黑夜里的一线光明。克罗德到徐雷纳我房间来看我。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这是多大的安慰啊I 眼前最急迫的是给我找个隐蔽的地方。我们一致同意，这必须是同抗敌人员没有关系的，第二个前提是必须同法国共产党恢复经常的联系。
首先必须找个藏身的地方，因为绝对不可能在徐雷纳再呆下去了。暂时要先躲起来，然后再到更可靠的地方去。乔琪在舞蹈班的那个朋友丹尼丝把夏巴奈街自己住的阁楼的钥匙交给她。我们便在11月24日晚住到那里去。我是勉强采纳这个办法的，因为总有点不放心，觉得丹尼丝不大靠得庄，觉得也许我们正好自己送上虎口。我在惊慌不安之中度过24号到25号这一夜，没有睡觉，注意听着周围的声音，每分钟都准备看见那些先生们突然在门口出现。
第二天—天亮，我们便离开这个可疑的地方到斯巴克家去，我们真正松了一口气。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幸而我们匆匆转移了。因为，丹尼丝被捕后，倾箱倒箧，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讲出了奎里一家的地址，于是马上得到了释放。
这时，潘维茨的确以为自己得手了。恶狗群扑到了那座别墅，但是太迟了。吹响合围号角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当时奎里先生在那里受到了惊扰。
潘维茨又转移他的火力。他安排了一个圈套，寄以很大希望。他确信帕特里克是我的儿子，便想利用他来要挟我，因为他打听到奎里夫人带着孩子躲起来了。他就让一个所谓“邻居”给她打电话，说她的丈夫摔断了腿，她必须赶紧回去，但是这个圈套太显眼了些，奎里夫人猜到了危险，便留在科雷齐不走。
别动队队长并不灰心。就这样，他决定了，既然奥托的“儿子”不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就移樽就教吧。于是，他布置一次出征，去科雷齐把那个小帕特里克找来。虽然戈培尔博士在这1943年底高叫他深信第三帝国将会得胜，潘维茨并不把这些大言不惭和安定人心的话当真。他很了解科雷齐是在游击区，所以布置了一次真正的军事行动。塞满了武装盖世太保的车子出动了，目标是：“红色乐队”的一个危险分子，年龄四周岁。
任务完成了，潘维茨高兴得直搓手掌。他追捕我追捕了两周，现在自认为掌握了逮捕我的关键。他想，“大首长”
的儿子落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便可以顺藤摸瓜把他老子揪出来。他满怀信心，特别是因为进行了一次试验，他认为是决定性的。他把我的照片拿给小帕特里克看，叫他认认“那个先生”是谁，结果听见他叫道：“爸爸那努”。这就肯定无疑了。但是别动队队长并不知道帕特里克一向是这样叫我的，就象他一向把奎里夫人叫做“妈眯安妮”。
我一方面为潘维茨犯错误而高兴，同时十分担心小家伙的命运。我也估计到潘维茨要千方百计抓到乔琪。后来，我们得悉盖世太保的人对如何处理帕特里克，意见分歧。一些人想把他遣送到德国去，另外一些人主张把他留在手头边。
由于无论如何不便把他关进牢房里，他们便把他和奎里夫人一起放在圣杰尔曼德国人所征用的一所私人学校，直到1944年土月以后才把他们转移到徐雷纳，德国人日以继夜地监视着他们。这样，他们希望我受不了同我“儿子”分离之苦，会在附近徘徊，自投罗网。
潘维茨大错特错了，我现在藏在斯巴克家里。尽管我对他们完全信任，但是，他们这个地方同我以往躲藏过的地方比起来，毕竟是最不安全的。我知道他们夫妇俩都参加了抗敌活动，但是，当时，并没有考虑他们参加到什么程度。特别是苏珊，她同时从事多种地下活动。1942年，她致力于拯救犹太儿童，参加全国反种族主义运动。但是，1943年9 月她收留我时，我并不知道她还为好几个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她参加了最危险的活动，但对危险却一点不在乎。
因此，她最容易暴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还是分手比较谨慎些。以后的两夜，我们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的。这次收留我们的是教堂牧师，他一向提供房间，收藏苏珊从德国人魔爪下抢救出来的犹太儿童。
多亏斯巴克的帮助，我又从奥拉托利教堂到了一个养老院。看来，这是躲避盖世太保最好的地方了，但是“养老”
这两个字却使我背上发凉。
第二十六章 大战盖世太保
我三十九岁，是“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却不得不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扮演多多少少已经老朽的退休者。这儿叫白宫，位于布尔·拉·雷尼。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决定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靠一个女看护照应。乔琪肯定是不能留在这里了。我们请了一个人，叫梅太太，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歌手的遗孀。她恨透了纳粹，准备参加地下斗争。多亏了乔琪，找到了这个稀有的宝贝（ 要找一个完全信得过的，准备好对付这样风险的妇女，不是容易的事） 。对外来说，她是我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实际上，她当联络员。
起初，我在白宫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我发现好几个住院的人，看来同我一样，难以保持扮演安安静静的老人的角色。许多迹象泄露了他们的年龄和真正的职业。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他们好象我那样是来躲开德国人的耳目的……气氛是很友好的，但是彼此都保持一定距离，好象害怕别人多嘴多舌，并且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确，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养老院。
要对付潘维茨的计划，虽然希望并不大，但是仍然值得试一试。因此，9 月底，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想必还记得，我在头一封信里告诉他说，我在苏联反问谍人员的陪同下到瑞上去。但是从那以后，他发现我到过圣杰尔曼，维西内和徐雷纳……由于我必须给他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我就告诉他，在反间谍人员的同意下，我已回到了巴黎。
我这种说法会引起什么反应，那是马上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呀，人家会对我说，你难道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有告诉别动队你在巴黎吗？ 对于一个逃脱了的，并且仍在逃走的人来说，你得承认，这是个奇怪的行为！这等于给猎人指出猎物的脚印，你冒着极大的危险啊。——我很了解这种吃惊的心情。但是，我得回答说，应该考虑到一个盖世太保特务比较简单的心理；只要你告诉他你在巴黎，他就会到欧洲四面八方去找你！
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巴黎是地下工作者的乐园。一个人遭到追捕，只要能够断绝以前的关系，就很有可能逃脱追捕他的人。 我在信中故意表现得镇静而有把握，对别动队的态度表示愤慨，指责它有意制造恐慌，逮捕同我情报网无关的无辜者。我又说，以后，我如何对待别动队，就看被捕的人是否得到释放。
潘维茨自以为别动队从一开始就完全掌握了“大赌博”，现在却被我的信弄得不知所措。他揣摩我的意图，不了解为什么我逃跑以后并没有向情报中心揭露全部真情。显然他不知道从1943年2 月朱丽叶事件以来，莫斯科对真正的局势是一清二楚的。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法国共产党同情报中心恢复稳定的联系。我希望依靠苏珊·斯巴克做到这一点。虽然她不是党员，但是在拯救犹太儿童的斗争中，她同一个年青的医生歇托克博士合作，这个医生又同一个法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勒德曼律师有联系。勒德曼是法国犹太抗战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过去，我参加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在全国范围内，他同外籍战斗人员组织的领导人科瓦尔斯基有联系，后者是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移民工人组织的第二把手。
我很了解科瓦尔斯基，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因为他同法共的领导机构和米歇都有联系，米歇从1941年起，便负责在法共和我之间进行联系。
要找到科瓦尔斯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通过整个系统。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我在当月的1 号和15号派了一个信使到布特，顾蒙教堂，那是长期以来同情报中心约定了的一个永久接头地点。但是，这个点是不是还起作用呢？10 月1 日，乔琪到这个接头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斯巴克夫妇在两个英国女友鲁恩·彼得丝和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的协助下，说服了乔琪离开当地。这两个英国妇女在巴黎过着地下生活。安东尼娅·莱昂·史密斯曾经建议写信给容克博士，这是她的一个亲属，住在圣皮埃尔·德·夏特雷斯，离瑞士边界只有两步远。容克博士是个坚决的反纳粹战士，他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方便难民进入瑞士。在等候答复时，我们决定让乔琪到夏特尔附近的博斯一个小村庄去隐蔽一下，等到有了信息，再到瑞士边境。但是乔琪再也等不下去了。她神经极度紧张，于10月14日来到了布尔·拉·雷尼。我终于说服她回到博斯去。出发前，就在10月15日晨，她瞒着我把一块纸片交给了梅太太，上面写着新地址，到那里可以找到她。梅太太把这张纸片留在身边。按预定计划，她这一天就要到布特·顾蒙这个接头地点去。
这次接头是经过我同梅太太仔细安排的。她应该离开教堂一定距离，保证安全，并且——我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接头后，无论如何不要经过她的家，因为她就住在附近。 丹尼丝，大家还没有忘记她吧。过去，她在跳舞班同乔琪跳两步舞。从这个时期以来，毫无疑问，她又同别动队跳探戈舞了。我们可以肯定，自从突袭徐雷纳以来，她把脚尖然后是脚踝都伸进叛卖的泥坑了，不幸的是丹尼丝熟悉梅太太，知道她住在哪里。
我住在白宫养老院的时候，有机会了解梅太太。她已经年纪大了，话不太多，聪明，就象所有帮助过我逃跑的人。
她激烈反对纳粹，慷慨，有战斗性，但是，对什么是地下活动，什么是非法工作，却一点概念都没有。她属于那一大批值得赞叹的业余活动家。这些人由于缺乏经验，却大大方便了盖世太保的职业特务。她曾经告诉我，她的独生子在她丈夫死后是她全心全意所爱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战俘。我可以想象要是她不幸落到这些穷凶极恶的人手里，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要挟。所以我要求她，万一出了事情，无论如何要坚持两三个钟头不说话。
布特·顾蒙的约会定于正午。我等她等到一点钟以后。
时间过去了，但是，她没有回来，到三点钟，还是不见人。用不着什么神机妙算也可以得出结论：她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开始作种种的猜想。
在我看来，梅太太不会在约会地点出事，因为那个地点的方位，只有乔琪，情报中心和我知道。另一个设想是：她违反了我最郑重的指示，回家去看了看。不幸得很，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正好是这样。起先，她在教堂附近等了一刻钟，谁也没有来。但是她却不回到布尔·拉·雷尼，却决定到家里去一趟。你就试试猜一猜吧，一个母亲最心疼的儿子当了俘虏，好久没有消息了，她心里会怎么想的！
我给她规定要直接回到布尔·拉·雷尼，但是她希望就近走一两步，也许有信等着她呢。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什么信呀！ 在这间变成耗子笼的屋子里，她所发现的却是盖世太保的法国帮凶拉方那一帮子人。在梅太太口袋角落里，他们发现了那张纸条……还有乔琪在博斯的地址。
丹尼丝也许没有当上“白耗子”，但是她的行动证明当了“灰耗子”，她是有前途的。潘维茨把臭名远扬的亨利·钱伯林·拉方的心腹杀人犯布置在梅太太家里。他信任这帮人。他们已证明了他们的奴性和“能力”。潘维茨知道，梅太太家的来客只要一到，就会受到他们有效的拷问。
但是，情况的发展并不完全象他们预料那样。梅太太中了圈套，大怒之下，开始狠揍拉方这帮子特务。虽然这些家伙更为习惯的是揍人而不是挨揍。这些杀人犯大大吃了一顿拳头。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制服了。接着便把潘维茨叫来。这家伙赶来了，也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