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候，盟军把大量武器运往苏联。
就在这个时候，杰林想利用“红色乐队”打入苏联在瑞士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是在战争初期建立的，领导人阿历山大·拉多，青年时代便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参加匈牙利贝拉·库恩的起义。另方面，拉多又是个科学家，著名的地理学家，会讲好几种外语。这个情报网的全部力量都是针对纳粹德国的。
原则上，“红色乐队’同这个组织不应有任何接触。但是1940年，情报中心委派肯特去瑞士训练拉多掌握无线电发报技术并把密码本交给他。这个任务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1940年，情报中心有别的办法，用不着派出一个在占领区工作的情报网负责人。两年后，肯特被捕了，并给招降过去。他出卖了关于拉多的情报，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因为他知道拉多的地址，密码和发报的波长。
拉多所发的电报从三个电台拍出，这些电台叫做“三红”。电报全部给德国人截获。虽然有肯特合作，他们要译出这些电报还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便决定派人到当地去。
瑞土的中立地位对德国的特务机关来说，是个问题。杰林便想到利用弗朗茨·施奈德。因为他是瑞士公民，同妻子杰曼妮一起，名列于在比利时被捕的艾弗雷莫夫小组人员中。
他同拉多几个极为重要的人员有联系。亏了肯特，杰林很了解瑞士小组的组织。但是，连续三次渗透尝试都失败了。
第一次，他利用一个特务，叫伊夫·拉莫，他以前的确认识拉多。拉莫见到了拉多，自荐参加工作，并吹嘘他在法国抗敌运动和肯特的组里有许许多多关系。拉多嗅到了是个圈套，便终止了会晤。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是派一个德国女特务去瑞士，冒名为维拉，阿克尔曼，她是“红色乐队”法国小组的一个密码员。
其实，在索科尔被捕后，我就把她调开了。我最初把她派到马赛肯特那里去，接着，由于有被捕的危险，又把她送到克勒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但是，杰林从肯特那里得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他计划把她逮捕，然后隔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认为那个德国女特务，冒她的名，就可以容易地打入拉多的情报网。只需告诉情报中心：说，由于安全起见，把她派到瑞士去了，这就行了。从表面看，这个计划很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再一次对付这种打击。
我告诉杰林说；“这个特务马上就会被识破。肯特说只有我知道维拉，阿克尔曼的地址。不错，可惜她就在日内瓦……”
杰林的第二个计划也落了空。维拉藏在中央山岳她的村子里，一直等到战争结束。
第三个计划是肯特制定的，办法是派一个信使给拉多的左右手阿历山大·富特。杰林向我打听过去这类接头是怎样进行的。我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以致第一次会晤时，富特就知道他到底是在同谁打交道了。
另方面，富特在回忆录里‘叙述说：情报中心通知他有危险，并命令他不要再答应其他的会晤，要注意不让德国的使者跟踪他，来查清他的地址。此外，杰林指示他的特务交给他要会晤的那个人一本大书，是用橙黄色十分显眼的纸包着的。书里面，密码电报就偷偷地放在两页粘着的书页中间。这个特务应要求把电报发给情报中心，并同他的对话人约定新的会晤。这种做法就足以把人暴露出来，证明他从来不曾担负过真正的任务。的确，必须有异想天开的想象力，才会在战时让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密码电报越过边界。这些电报又藏在这样一本古怪的书里，即使最麻痹的边防军也会加以注意的。
当时，所有的材料都拍成微型胶卷，藏在衣服里面递送的。另外，正象我在前面说过那样，没有一个稍为有点头脑的人竟然会如此荒唐，想规定一个接头，而不需要介绍。所有这些怪事合起来，使富特给这个拙劣的使者吃一顿闭门羹。这个家伙只好空手而回。
十五天之后，情报中心给肯特发了封电报，对于派去的信使是个盖世太保特务，表示惊讶。杰林设法挽回面子，解释说，真正的信使被捕了。盖世太保派出一个特务，冒名顶替。
利用“红色乐队”打入拉多情报网的企图接二连三失败了，但是在瑞士进行的工作太重要了，柏林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席伦堡亲自负责对付拉多情报网的事。经过长期和耐心的努力之后，他居然把一个特务打进去。这个特务引诱一个在“三红”电台工作的年青女密码员露丝。不久，一对名叫马雄的夫妇，冒充苏联的老谍报人员，麻痹我们的瑞士朋友，给柏林拍发了关于情报网如何工作的情报。最后席伦堡对瑞士的情报机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逼它解散整个拉多组织。
这些交涉需要时间，所以直到1944年，拉多仍继续给莫斯科拍发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是从德国国防军的高级军官那里得来的。
杰林还碰到别的障碍，那就是“红色乐队”的经费问题。
在人员被捕之前，商业公司斯梅克斯和斯梅克斯戈提供情报网所需费用，莫斯科无需筹款维持。由于杰林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承认这两家公司已落入敌人控制下，为了掩人耳目，自然就得索取经费了。
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曾有机会向杰休提到过这个问题，并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使他大大出丑。我劝他先从比利时和荷兰做起，并要求先给温策尔一笔钱。于是，从保加利亚给他送来了一件“礼物”，这正好是他刚刚逃跑之后。在一个豌豆大罐头底部，藏着区区十英镑的款项。
别动队的人完全缺乏幽默感，他们设法解释为什么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给他们提出一个解释，使他们大为满意。我对他们说， “这简单得很，情报中心肯定要先检验检验联系是否畅通无阻，然后再送大笔钱来……”
他们便老等着以后的拨款。
关于荷兰方面，别动队要求给温特林克拨一大笔钱：情报中心回复说完全同意，但要求指定一个万无一失的信箱。
这些先生们高兴若狂，赶紧把一个前荷兰共产党员的地址报出去……但是情报中心发来的电报给他们泼了盆冷水：为什么把盖世太保所熟悉的一个地址报来呢？别动队十分狼狈，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情报中心便主动叫温特林克同布鲁塞尔某工程师接触，向他要五千美元。别动队高兴得情不自禁，马上派去一个特务。那个工程师目瞪口呆，还以为是开什么4 月1 日愚人节的玩笑呢。别动队只好又一次画饼充饥。
情报中心还寻开心，再次捉弄他们，把一个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艾弗雷莫夫，说这个人欠下了莫斯科市政当局一笔五万法郎的款项。实际上正好相反。情报中心把墓碑商人的地址告诉对方，是象征性地通知对方，到埋葬这个经费故事的时候了。但这种玩笑是别动队所不能明白的。
第二十四章布拉格的刽子手
1943年6 月，杰林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喉癌有了严重的发展。我独创的药方——我介绍他喝白兰地，但是，即使我不介绍，他自己也会选择这种治疗办法的——这个药方也不灵。他喝得愈来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不久就要退场了。尽管他向柏林写报告，次次都说胜利了。但可以肯定，他并不是信心十足的。毫无疑问，为了让上司安心，他给柏林写道，大首长已经投到德国一边。但是每一次我同他长谈，他总是老话重提，表现出他的不安。有什么更深的原因促使我参加“大赌博”呢？ 我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那就是预料到苏联和德国会单独议和。
他并非深信不疑的，他知道我是犹太人，也知道我始终是个共产党人，而且是坚决反对纳粹的。
杰林是个聪明的警探，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他不能不按照逻辑来思考问题。如果有人向他揭发：在牢房里，虽然日夜受到监视，但是我竟能写了报告，并且交给了朱丽叶。他一定会回答说，不可能。同样地，那些苏联反间谍组织幽灵使他胆战心惊，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确有这样的组织，因为这是合手逻辑的。
有一个念头始终指导他的行动，那就是：只有别动队的头头应该了解整个行动如何开展。他经常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向我谈他行动的原则：“一个人领导着象我领导的那种大赌博，应该善于断定，在同他合作人的关系中，应有多大分量是事实，又有多大分量是谎言……对于柏林的负责人，主要是让他们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他们相信一切顺利。至于军人嘛……他们对于这桩事的微妙性质懂不了什么。还有德军情报部，他们知道得愈少愈好，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多少才告诉他们多少，唯一掌握全部真情的人就是我。……”
下属所接触到的情报仅仅是严格地对他们工作有用的那一些。
当潘维茨代替杰林出任别动队头头时，他没有别的材料做依据去估计情况，只有发给柏林的报告，但内容同现实形势相去甚远。我深知杰林是个残酷无情的敌人，狡猾，诡计多端。但是，我也担心，他的继任人会使“大赌博”的结局更加惨酷。我应该指出，与此同时，雷塞也给解职了，并调到卡尔斯路赫的盖世太保总部去。这样，我的对手都换了人。
我在1943年7 月初认识潘维茨。我记得十分清楚他到纽伊走进我房间的那一天．当时，我非常注意和好奇地观察别动队的这个新头头。我之所以好奇，以后大家会明白的。这个人成了我的主要对手。从外表上，他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年青，肥胖，面庞又圆又红，贼溜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眼镜后面，穿着得很讲究，派头象个小市民，一会儿沉着，一会儿急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一个黏糊糊、不好抓的球。
他1911年诞生于柏林。他发展成为刑事警察确实可以为精神病学家提供大好的研究题材。少年时代，他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童子军组织。由于在家里接受了严格的基督教教育，他接着就研读神学，花了三年时间b 但是他没有成为牧师，却当了刽子手，上帝的道路是无法捉摸的。
潘维茨二十岁时，希特勒上了台。他在刑事警察部门当差，后被凋到“难案”组。但是，他负责处理的刑事案不能真正地让他大显身手。呸！多么庸俗呀。他所要干的是政治镇压。他认为只有这样，英雄才有用武之地。为了在纳粹制度下一步一步爬上去，最可靠和最迅速的道路就是走“盖世太保”的道路。他狗运亨通，受到了注意和赏识。这条狼崽子便高攀兽王了。他成了诲德利希的助手。当时海德利希招募一批年青有为、野心勃勃的潜在杀人犯。这帮人后来都哄动一时，他们叫做艾克曼，叫做席伦堡。
1941年9 月29日，海德利希提升为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的总督，进驻布拉格，他的左右手是潘维茨。这样，捷克人民便经历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到处都是集中营，反抗纳粹主义的人成百成百地被枪决，流放和折磨。伦敦和捷克流亡政府决定空投游击队反击褐色恐怖。1942年5 月27日，经过精心的准备后，袭击了海德利希的座车。这个刽子手受了重伤，6 月4 日丧了命。
报复是可怕的。潘维茨是亲自负责海德利希的安全的，这次竟然措手不及出了事，所以怀恨在心，布置围剿。戈培尔宣布，犹太人首先要对此负责。于是，他们当中，囚禁在特西恩斯塔集中营的几百人遭到杀害。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有三千人被捕。而且，海德利希6 月4 日丧命后，恐怖政策加剧了，实行了血洗，仅仅在布拉格监狱，就有一千七百捷克人被处决。在布罗诺，有一千三百人被处决。6 月10日，利迪斯这个小村庄的全部男人和儿童遭到屠杀，妇女一律流放到拉文斯布鲁克。
潘维茨亲自指挥追缉这次袭击的执行人。他就是所有这些屠杀的罪魁祸首。他肯定没有忘记这一切，肯定看见无数的受害者的身影，看见布拉格监狱地牢一幕接一幕的酷刑出现在眼前。又是他亲自指挥一团党卫军特务进攻圣·查尔斯·博罗海教堂，里面藏着执行这次袭击的游击队。
这些事情发生后，潘维茨同他的柏林上司之间，出现了一些麻烦。因此他宁愿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到俄罗斯前线去，在部队里呆了四个月，无疑地觉得那里的气候，对于他虚弱的身体来说是太恶劣了。1943年初，他回到了柏林，当盖世太保——缪勒的帮凶。他负责审查从巴黎别动队拍来的电报。他的新上司赏识他的才能，知道他不仅是个呱呱叫的刽子手，而且有能力担负“高级政治”活动。潘维茨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刚回到布拉格，便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自认为这就能消灭捷克的抵抗力量。他解释说，这也是他的经验谈，每逮捕一个爱国者，就会起来十个爱国者。因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逮捕他们的头头，并招降他们。等到他们倒向德国一边，但是仍然保留在抗敌运动里的地位，这样才能破坏地下活动。
潘维茨的计划，在纸面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并不适应紧急形势。在捷克，盖世太保连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了，必须迅速而又有力地进行打击。于是，就仍按得力的老办法行事。
潘维茨一看到巴黎别动队的报告便跳起来；至少，那里在执行他的计划。至少，那里是懂得了。此外，潘维茨之所以更加深信自己的想法十分美妙，是因为杰林为了丑表功，加油添醋地宣传“红色乐队”的大首长以及其他队员如何变节，如何不费吹灰之力便投效德国。这样，他的计划是明确的：即设法得到任命，取代杰林。这个病号马上就要离职了。
为了达到目的，他便利用他所拉拢的一切上级关系。
我第一次看见潘维茨，想不到这个举动象个小会计的家伙，双手竟然沾满了捷克爱国者的鲜血。他假装斯文，好象只搞“高级政治”活动。他不久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他来得正是时候。他的柏林上司认为“大赌博”的头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在尽了一切努力——和作出了许多牺牲——博得情报中心的信任后，要更进一步，开展第二阶段。
事情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新的政策。战争的势头变了。自从斯大林格勒一仗以来，红军象碾路机一样轰隆隆地压过去，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1943年7 月10日，美国人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英，美军队在西海岸登陆的前景愈来愈接近了。柏林知道，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了。希姆莱，席伦堡，卡纳里斯等人对于最后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单独同西方媾和上。从这种希望和这种思想方法出发，就可以理解“大赌博”在他们眼里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加快步伐。潘维茨就是带着这种指示到达巴黎的。
是的，得赶紧了。从1943年夏季开始，马丁·包尔曼——领袖的左右手——十分关心这件事。他不仅组织一个专家组，负责准备材料，以便为“大赌博”服务，而且亲自动手，草拟电报。希特勒也知道了，但是他肯定不知道他的副手们的真正意图。在反对这个战略的阵营中，卡纳里斯和里宾特洛甫占有重要的位置。外交部长的敌意是很碍事的。因为提供外交方面的材料，必须经过他的手。自从包尔曼亲自掌握这件事以来，局势改变了：他拥有必需的权威去压服里宾特洛甫和伦斯德特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