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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是合家遭殃的，象德赖伊、格罗斯沃格尔、施奈德、科尔班等。在德国警察的档案里，我发现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后，很多人由于牵涉到“红色乐队”而被捕，象马塞尔·维兰克斯，路易·布尔金、雷吉纳尔·戈德马尔、埃米尔·卡洛斯、博兰吉尔等。他们当中同我们的情报网都没有任何关系。
“红色乐队”的档案，1945年春天，按照柏林方面的命令，在甘堡城堡给烧毁了。战后，只存下来缪勒1942年12月写的一份稿件和德军情报部的文件。皮普上尉（我记得就是他测出阿特雷巴德街的发报台的）谈到了德军情报机关从1942年夏天起如何在有关“红色乐队”一切主要方面被撇在一边。别动队只是时不时把经过删节的或部分的情报通知德军情报部。
战后，为了保住脑袋，别动队的人员捏造了许多故事，一个比一个更荒唐。依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只是依靠“红色乐队”的人，包括“大首长”在内，只是靠他们自发招供和合作而取得成绩的。至于酷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当时只不过是战士，是虔诚的骑侠，只用光明磊落的武器。不幸的是，为了用最卑鄙的办法强奸事实，为了在其他方面掩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和同谋！ 但是，无论有没有盟友和同谋，谎言是无法永久保住的，真相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在柏林，在布鲁塞尔，在巴黎， “红色乐队”数十名战士受尽严重的考验，好象爬楼梯，每登一级，都要忍受新的痛苦，而到头是英勇就义。他们为了消灭褐色瘟疫而牺牲。
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希望明天的世界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证明这一切，会记住这一切的。他们的明天就是我们的今天，世界继续无情地转动，沉默更加森严。无论是在巴黎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还是他们在柏林的上司都有理由要把这些罪行掩盖起来，但是他们的名字是刻在那上面的。以党卫军头子雷塞为例，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7 月，他在法国指挥别动队。他把手拍着胸口宣称；“我的机关从来不用刑。”
他雷塞的良心清白无瑕，他的手从来没有“摸”过一个俘虏。但是，就是这只手多少次签署命令，把受害者交到强化刑讯机关的刽子手专家手里？ 是谁下令一个月内，三次酷刑拷问阿尔弗雷德·科尔班？ 是谁下令把索科尔夫妇拷打至死？ 在雷塞的机关里是不用刑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设备吧？ 那里没有一小箱一小箱的刑具。遵照雷塞的指示，这是刽子手专家从柏林随身带来的！
雷塞只不过是个例子。我可以列举柏林别动队指挥部所有人员的姓名，可以列举巴黎别动队所有人员的姓名，战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主子，以冤仇宜解不宜结为名，为他们洗刷一切罪行。
对这些刽子手，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他们是什么人呢？ 无疑，他们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伸出胳膊，口呼“希特勒万岁”的。
在盖世太保当中，不少一部分人是后期的纳粹分子。他们早先曾经是魏玛共和国的“体面的公仆”，于1939年或1940年才参加国家社会党的。缪勒，全世界把他叫做盖世太保
——缪勒，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到1939年才成为国家社会党党员。但是还未穿上褐衫，他的灵魂就是纳粹的了。这个右派分子，虔诚的天主教徒，由于疯狂地憎恨共产主义，成了潜在的盖世太保。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已经显露出暗探的才能。缪勒成为暗探是合乎他的天性的。刚够十九岁，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当差。十年以后，也就是1929年，他分到慕尼黑警察第四师去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纳粹掌了权，这个才能出众的警察便请求海德里希录用，很快就成为一个得力的助手。1936年，缪勒被任命为盖世太保头子。巴威略邦小小的暗探成了盖世太保——缪勒。他参加了纳粹党，1941年提升为党卫军的军团长和警察中将。正是在他最得志的时期，负责进行“大赌博’。
缪勒的两个左右手是国家保安局第四处A 主任潘津格和柯普科夫。后者曾领导反“共党破坏”斗争处。他们领导对付“红色乐队”的别动队指挥部。这个机构设于1942年8 月，旨在统一对付“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活动。请记住这两个名字，他们要对柏林组战土所受的残暴行为负责。这两个人的履历同他们的头子兼朋友缪勒没有多大差别。潘津格一辈子当警察。
1919年，他便在慕尼黑警察局里开始他的生涯，当时他才十六岁，真是个奇才！很快便步步高升，战争开始时参加了国家社会党。要当盖世太保匪徒，不一定非早期参加纳粹党不可。盖世太保——缪勒，潘津恪，杰林三个例子表明，对于这些天生的暗探来说，参加党是一生的顶点。事实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是在更大的规模上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警察传统。
杰林，雷塞之流负责对“红色乐队”进行斗争。我们不要因此而忘记了盖世太保在法国和比利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也要负责．例如，雷塞从1940年夏天到1942年11月在巴黎指挥一个特务处，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巴黎别动队队员杨格专门执行刽于手任务，还有柏林别动队指挥部的教官约翰，斯特里炳。他们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无法抵赖。他们不但奉令充当刽于手，而且嗜杀成性，是出于对他们“职业”的酷爱．杰林虽然是天生的暗探，他的智力却在普通水平之上．他擅长于挑拨离间。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第二十二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我当初提议同共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
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部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口红色乐队’并末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斯公司棱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 月到了巴黎，捞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为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政府总理卡巴勒罗。
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