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话一句接着一句：“你来干什么？ 你打哪儿来的？ 你是干什么的？ ”
他便讲了一个小故事；他的铺子在奥斯当炸毁了（ 这倒是真的） ，从此只得搞点黑市维持生计。他说：“我正好来卖兔子。”
话说得很逼真。他那派头，他那兔子，确实象个游街串巷的小贩。
宪兵们商量一下，便叫他留下待命。
就在这工夫，我也来了。
12点正，我一按电铃，开门迎上德国宪兵。我清楚地觉得心脏停止跳动，使一使劲才平静下来，马上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哎哟！对不住。我不知道这所宅子住着德国部队，大概我搞错门了。”
宪兵不相信，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差点把骨头捏碎，呼拉一声把我拽进里屋。
好罢，咱们来一场紧凑的……。宅子里已经彻底搜过，乱得没法形容，正是一片典型的抄家景象。我上楼时，通过大屋子的玻璃隔板，瞧见阿拉莫。我不等德国人向我要，慢腾腾地掏出证件，递给了他，神情十分安详。
宪兵看罢证件吃了一惊，脸拉长了。证件上面，签名和盖章搞得花花绿绿，证明持件人吉伯特是多特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工程局局长咨会占领军各机关予以便利并加协助。
为了打破沉闷，我补充说明：“我以为对面车库里有废铜烂铁，谁知道没开门，所以我过来打听打听那车库到底什么时候开门。〃 宪兵显得和气了一些，不过，纪律毕竟是纪律，他答道：“我相信你，不过还得等我上级回来。”
“没办法，没办法，我得赶火车。多特工程局局长今天下午亲自等我去向他汇报工作，你这样会惹出事来的。不如把我带到你的上级那儿去。要不，就打个电话给他。”
宪兵迟疑一下，决定去打电话给皮普上尉，告诉他出现了我这个人。我今天还仿佛听得见对方在电话里大嚷大叫。
宪兵脸色发青，仿佛遭了五雷轰顶。
“混蛋！ 你扣着这个人想干什么？ 马上放了！”
阿拉莫也走了过来，也听见了这话，便向我投个眼色。
我跟宪兵一道走下楼去，走到门口，我向他问道：“这儿出了什么事？ 犹太人案子么？ ”
“吓！严重得多呢！ ”
“什么事，那末严重？ ”
“间谍案子。”
我听了假装关心，表示我很理解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分手时十分友好。我对他说：“要是你到巴黎去，千万去瞧瞧我，让我高兴高兴。”
走到街上，我意识到情况确实严重，打击真是不轻。我们好几个情报员落进了德军谍报的罗网。事情会搞到什么地步呢？ 瞧瞧表，十二点一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猛咕丁想起了斯普林格还在就近等我。一会儿也不能耽搁啦！ 他要等不到我，也钻进老鼠夹里怎么办？ 总算还好，他还在等我。我简单地把情况告诉他，问他身上有没有嫌疑品。他说：“满口袋都是。”
“到底是些什么？ ”
〃 安特卫普的港口图纸。”
“好家伙！ ”
我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局长表示要港口的详细图纸，看看潜艇能不能混进去。斯普林格居然弄到了手。
“这儿一秒钟也不能再呆了。咱俩再让人盘问一番，那就不妙啦！ ”
过了一小时，我找到了肯特。不用多说，他马上意识到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人被捕三个，尽管对他们十分信任，可是落进了盖世太保的手，那就没法说咯。尤其是丽达被捕，格外叫我担心。正因为她意识不到有什么必要只字不能泄漏，一定会问什么讲什么。她一共见过肯特两次。她认识斯普林格，听说过温策尔……德国人弄到了我们的电报，会不会搞清楚我们的密码？ 非得马上采取紧急保卫措施不可！肯特和斯普林格必须离开比国，越快越好。其余的人完全转入地下。
比国小组暂时停止活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行动要快，我走公路，去到里尔，转乘火车回返巴黎。
第二天，我跟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在一起，做了个小结，决定再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负责注意情况的发展，对付敌人的打击。小组成员得找几个极靠得住的人，总的由我那两位朋友领导。显然，自从出了阿特雷巴德事件，太平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德国人将白天黑夜放出群群警犬，追踪我们。
格罗斯沃格尔和包利奥尔动身去比京，把事情抓起来。
首先得设法把肯特搞到巴黎来，把斯普林格搞到里昂去。还要发指示给伊兹布茨基，莱希曼和温策尔。温策尔立刻搬家，尽量把行踪搞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两个月内，跟情报中心暂停一切联系。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被捕同志的情况。他们都关在比京圣吉尔监狱。巴黎去的那两位先跟参加抗敌的监狱看守搭上关系，打听到同志们的处境。原来德国人并没有搞清他们真的身份。阿拉莫在监里仍然叫阿拉莫。卡米仍然用他的假名字，叫戴斯梅。索菲叫做魏林顿。
他们在12月被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些情况。1942年4 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德国人已经弄清了索菲的身份。卡米变了达尼洛夫。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索菲说出真的身份，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德国人盘问得太紧，她说出姓名是表示好意，当然，这不过是表面。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她一向都用假姓名。说出了真姓名也不会暴露踪迹。其次，她要隐瞒她出生在波兰一个叫做卡里茨的小城市。因为她的老家还在那儿，隐瞒得过便免得德国人报复。她这种用心，我们当时是不明白的． 卡米的动机却不一样。他搞过二十年地下活动，接触过的人很多，他不愿意为了他牵连许多人。于是，这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便在一次审讯特紧的时候，“招供”自己名叫达尼洛夫，是苏军中尉。他俄国话说得不错，可以取信。他说，他在1941年在维希的苏联大使馆工作。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到比京跟阿拉莫合作．他说除了同时被捕的人以外，他谁也不认识。德国人居然信以为真。几个月以后，德国人讲起苏联军官达尼洛夫，还有点肃然起敬，说他表现得很勇敢，什么也不肯说。他自称军官，实在非常巧妙。
阿特雷巴德事件过后，追索放慢了一阵子。丽达给了皮普上尉两个地址，其中一个是抗敌积极分子道夫的地址。这人是斯普林格的朋友。
12月16日，就是说在搜查阿特雷巴德街以后三天，道夫在五街开设的皮货铺里，看见走来一个人，模样很怪，自称是“大首长”叫他来找斯普林格的。道夫觉得不对头，让那人过四十八小时再来找他。他把情况告诉了斯普林格。斯普林格也觉得来人象个特务，劝道夫多加小心。
那人如约重来，道夫把他让进铺面旁边一间屋子，又在近旁安排了一位朋友，准备随时出来干涉。那特务果然掏出枪来，放在身旁。道夫全不惊慌，只告诉他说，没有找到斯昔林格。过了几天，他又在一辆停着的汽车里瞧见那个人，越看越象一个盖世太保。道夫一见，急忙躲开。
丽达交代的另一个地址很可能牵连到斯普林格，再从他那儿找到我们组织的心腔。这便是丽达的表妹伊冯·吉斯林格的地址。伊冯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联络员。这一次，盖世太保的特务做得比较巧妙。他们先派几个不怎样化装的特务去找伊冯，用意似乎要吓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里他们却派人盯她的梢，想通过她发现斯普林格。可是他们这一手又没有成功。
在圣吉尔监狱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却很叫人担心。跟我们有联系的看守，说他已经送往柏林。这事本身就非同寻常。
更古怪的是，后来又送了回来，登记册上改名为米凯尔·马卡洛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但也没什么稀罕。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姓名。可是，我毕竟打了电报给情报中心查问这件事。回电是“肯定”。我马上又给局长去一个电报，通知他情况危险。
德军情报组织已开始围剿，但是走错了路。尤其关于阿拉莫，他们几乎失之交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时候，好几位抗敌战士在法国北部被捕，其中有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马蒂的秘书。德军情报组织就此认为这个法国抗敌核心跟比京的“红色乐队”同属国际纵队老战士的抗敌体系。我在上文已经讲过，阿拉莫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皮普就按这种想法，给柏林打报告，建议把逮捕的人送进集中营。这时候，杰林才出来过问这件事。以后，我还得跟他大打交道。
杰林是警探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到皮普上尉的一份报告。他不相信我们的组织跟法国北部的抗敌组织是以国际纵队旧人为纽带的。但是，他又记得他在破获捷克抗敌组织的时候，逮捕了几名苏联特工人员，供词中提到一个苏联空军军官，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
杰林觉得这个人特象皮普所描写的阿拉莫。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决定到比京去找阿拉莫。他坐飞机去把犯人带回柏林。他没把阿拉莫送进监狱，只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十五天。杰林是反共老手，懂得一些心理作用。他的几子在空战中打掉一只胳膊，跟阿拉莫谈得来。杰林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又去讯问监牢里的捷克被捕特工：认不认识阿拉莫？ 阿拉莫有没有参加过国际纵队？ 一面问，一面又把阿拉莫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答复是肯定的：就是他。跟他们都是在莫斯科情报洲练中心毕业的同期同学。戏法就此收场。
杰林前进了一大步。他再把阿拉莫送回比京圣吉尔监狱。我们全仗看守的报告，才知道阿拉莫的真名叫马卡洛夫。
刽子手们得知阿拉莫在地下斗争中的作用，便推论出索菲和卡米都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他们想多知道一些东西，觉得还很有油水，于是酷刑就开始了。
夏初，阿拉莫和卡米转送到布林敦克炮台，经常受酷刑。
他俩英勇不屈，什么也不说，一个人名字也不吐露，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俩而被捕。 “红色乐队”的踪迹到此为止，德军情报局的线索断了。
第十二章情报中心的错误
我们派在比国的情报小组，就此烟消云散。
肯特去马赛途中，路过巴黎。他在6 月里刚和玛格丽特．芭尔扎结婚。他本该分路先走，可是他不愿意劳燕分飞，非要一路走。肯特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他时常去德国、捷克，瑞士，知道的事情太多，绝对不能冒险。
我在巴黎见到他，觉得他情绪很不好。他负责建立并领导比国小组，已经历时一年，工作十分繁重，忽然毁于一旦，自然对他打击很大。他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你决定把我派到马赛去，这是正确的，不过我敢肯定莫斯科不会理解。我本来是苏联军官，将来回去，一定要跟我算阿特雷巴德这笔账。”
斯普林格打算跟他的妻子在里昂成立一个小组。我向情报中心建议把剩下的比国小组拆散，人自为战。最能干的战士如；伊兹布茨基，塞赛，莱希曼，各人都有发报机，可以让他们直接联系情报中心。至于西梅克斯戈公司呢，肯特定后，经理由德拉伊接任。
局长给我的答复叫我吃了一惊，并且搞得我心乱如麻。
局长命令我跟苏联上尉艾弗雷莫夫（ 又名博尔多） 碰头，把比国小组的旧人交给他领导，温策尔小组也拨归他领导。
我不认识艾弗雷莫夫。1942年春天头一次会见他，他给我的印象不好。他从1939年便在比京定居。直到1942年，他只满足于隐蔽自己。他本来懂化学，便作为芬兰学生，在科技大学报了名。他搞情报的成绩很有限，送出去的消息毫无价值，不仅象客串，而且有点丑化这门工作。他报道的尽是些夜总会里德国官兵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他就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成大文章，从中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不打紧，情报中心的官老爷，宁可要上过三个月情报课的上尉，不要象温策尔那样搞秘密情报的老手。
我克服了自己的担心和火气，说明了责任该由情报中心担负，然后把全部情况向艾弗雷莫夫做了交代。温策尔，伊兹布茨基，莱希曼这一班老战士对这个决定都十分遗憾。莱希曼一听到就叫道： “听这个傻瓜指挥J 他会让大家都把命送掉。”我只好逐个去劝解，叫他们服从纪律。为了在这上面毫不含糊，我在4 月里向情报中心打了一份报告，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决定。过了两个月，局长考虑了整个情况，答复我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叫我解散比国小组。
来不及了！1942年7 月，艾弗雷莫夫被捕。由于缺乏经验，他埋头钻进了人家给他安下的圈套。4 月里，我到比国会见艾弗雷莫夫。莱希曼告诉我说，他又偶然碰见了比国警探马丘。这人在1940年办过他的伪造证件案。马丘对莱希曼说，他参加了抗敌运动，很想出点气力，因为他怀疑莱希曼为地下组织工作。他最能效劳的是提供真的身份证。
我对马丘毫无信心，就吩咐莱希曼跟他断绝联系。艾弗雷莫夫却认为银盘托来崭新的身份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一走便不睬我的嘱咐。马丘又去向他提议在他家里藏一个发报员。艾弗雷莫夫屁滚尿流地答应了，又把自己的照片交给马丘，托他搞身份证，真糊糊涂得没法形容。约会订在天文台附近，马丘来了，可不止他一个人，好些身穿风衣的人坐在黑卧车里等他。
伊兹布茨基赶到巴黎，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格罗斯沃格尔，立刻前往比京处理这件事。过了三天，艾弗雷莫夫又露面啦，陪着一位“朋友”，行动象一阵清风那样自由自在。他告诉门房说，比国警察查了一查他的身份证，问题都解决了。
不错，都解决了。随后几天，塞赛，伊兹布茨基，莫利斯·贝伯（ 负责联络荷兰） 一一被捕。贝伯受了酷刑，于8 月17日供出他跟荷兰的联系人温特林克。温特林克和希尔波林夫妇俩一齐被捕。九个组员，两个发报员幸免于难。
艾弗雷莫夫还初步供出了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个公司，但是说不出具体情况，因为我们没让他知道。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两个公司的活动都遭受严密而隐秘的监视。
有人去把西梅克斯戈公司的地址告诉皮普上尉，他认为是瞎开玩笑。他租的办事处就在同一座大楼里面，等到艾弗雷莫夫向他描绘大老板的形象时，他拍拍脑门子喊道：“我的天哪！我在楼梯上碰见过他，还跟他打过招呼呢！”
艾弗雷莫夫没有动刑便一一招供。盖世太保很会鼓动民族意识，打动他心坎深处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们对他说，“你是乌克兰人，怎么去听犹太人指挥？ ”
他们威胁他，要难为他的家属，又邀请他到德国去游览，参观大德意志帝国的种种成就。总之，艾弗雷莫夫招供了。
因此，被捕的超过三十人，有的人全家被捕，超过比国小组全体人数的一倍。
8 月底，艾弗雷莫夫碰到日尔曼·施奈德。施奈德是温策尔小组的成员。艾弗雷莫夫对她交了底，说他被捕后为了保住性命，把什么都交代了，劝施奈德跟他一起干。他说：“你该明白，奥托他呀，总有办法脱身，吃苦的反正老是咱们。若要保全一点东西，最好是投奔德国佬。”
施奈德答应他第二天给回音，马上赶到巴黎向我报信。
我立刻派她去里昂。德国人发现施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