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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方法并不新鲜，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烟雾腾腾的夜总会不仅为我们提供情报，而且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师团的情况，作战伤亡，给养问题，部队士气等等。
我们还记得旨特在比国领导西梅克斯戈公司，经常和德军高级军官打交道，也跟当地的实业家往来，从而搜集到大量军事和经济情报。他的女友玛尔茄雷德·芭尔察的住宅，成了纳粹官员爱去的交际场所。
比利时小组新招了一位出色的人物，名叫斯普林格。我从1930年便认识他。那时候，他在犹太组织工作。我来比京做演讲的时候，他当场跟我辩论，后来便加入了共产党，又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作战。战场上视死如归乃是家常便饭，可是他超群的勇敢一向脍炙人口。
对这样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反法西斯战士来说，德苏条约真是一场恶梦。他在1940年，在比国军队里当军官。我们一跟他联系上，他就答应为我·们工作，并且由他的夫人帮助他。接着，他便全力以赴，招来一些技术人员，情报员，在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些军官，成立了自己的小规模情报网。这些人各有专长，十分有用，有些是工业方面的专家，善能辨别材料的价值。再者，他本人就是化学家。在这些工业技术人员里面，应该指出格隆齐格（ 别名多里） 。他从1932年起便是共产党党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结识了铁托和马尔蒂。从1940年年底开始，他便组织破坏小组，跟他的妻子拉塞尔合作，给斯普林格提供兵工厂的情报。
斯普林格还有一位助手，名叫维拉·阿克曼。她芳龄不过三十二，却已经是老党员。她在西班牙一个医院里，一直工作到1939年2 月。她的丈夫在1936年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阵亡。
比利时小组里还有赫尔曼·伊斯布茨基（ 别号包布） ，资格更老了。他原籍波兰，1914年出生在安特卫普，从1939午起便跟我们一道工作。他是热忱的共产党员，办事不遗余力。我们让他当“红色乐队”的交通员。他骑辆摩托，到处走动。什么荒村野店，他都有熟人。要僻静的去处，他有门道，又善于收罗联络员。
他向我推荐他新收的一个年轻人，说是可以成为出色的情报员。我见过以后，给他头一个任务是把一只沉重而上了锁的箱子从安特卫普运到冈城去。他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一路上由包布陪送。
过了几天，我听到一些风声，引起了我怀疑：这位年轻的“候选人”告诉他的朋友说，他运了一箱军火。当然，他也曾一再叮咛叫人绝对保密。后果如何，自然不在话下了。这人既爱多嘴，又好吹牛，当然成绩好不了。我当下便把箱子的钥匙，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和包布，告诉他们箱子里装的东西，指示就在箱子里。
小伙子急忙打开箱子，原来是一箱石子。
考试没有及格。这种测验能让我们知道来人靠得住靠不住。
另外一次，包布搞得比较得法。他给我们带来一位犹太姑娘，名叫萨拉·哥尔德堡（ 别号黎莉） ，打算叫她收发报。她本来已经参加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的抗敌组织。这些人都是给德苏条约搞迷糊了的。
包布开门见山的对她说，“这门工作十分危险，最好让你充分意识到干这个的很少有好下场。”
萨拉同意一起干。可是对她原来的战友们有必要做个交代。她编了一套，说是她开始意识到工作的危险性，她本来胆于就小，还是不搞的好。可是谁也不信她这一套。那也只好由他们去了。我们很快就教会她收发报。万一包布出了事，马上便由她接替。
芭尔察又为西梅克斯公司引进她一位远房兄弟，捷克人，名叫亨利·劳赫。他时常给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但是，过不多久，我就怀疑他同时也给英国人搞情报。我尽管不反对，毕竟还是叮嘱他把两个方面的活动分开。
阿拉莫有一位朋友是画家，名叫比尔，霍力克。他出面替我们租房子，很给我们帮了忙。
还有奥古斯特·赛策，是位爱国志士，本来就搞无线电专业。他为我们在奥斯坦德市装配了一台备用的发报机。这样，比利时小组便满员了。
我们在荷兰的基地，有十二位战士，由温特林克领导。
这个小组有三台发报机，发送当地搜集的情报，主要是柏林小组送来的材料。
第六章 在第三帝国的心脏里面
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权后不久，一位德国贵族青年，名叫哈罗·舒尔茨·波森。大名鼎鼎的海军上将提尔匹茨，乃是他的叔祖。波森有个朋友，叫做艾伦格，是犹太人。有一天，他俩在一起被纳粹冲锋队逮住。好几年来，波森一直经营一家杂志。艾伦格是编辑之一。这家杂志不分门户，不管什么倾向的文章，它都登载。不过，杂志的名称到底还是别致。它名叫做《对手》。对手就是纳粹。
纳粹已经在德国大获全胜。冲锋队则是“治人者”，天生贵人的急先锋。由于波森和艾伦格一伙人长期猛烈抨击纳粹党和纳粹党魁，纳粹冲锋队势必要跟他们算账。他们这门拿手的把戏既有先驱，也有教师爷，那便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法西斯的“讨伐队”。
冲锋队把他们俩逮住以后，大发兽性，先把他俩的上身衣服剥光，然后叫他们从两列手挥马鞭的人中间走过去。走了一遍，再走一遍，打得体无完肤。刚要罢手，波森回过头去向刽子手们叫道：“你们何妨再来一遍！ ”
走完了这一遍，他向冲锋队长行个礼，说道：“这一遍是我请客。”
纳粹党徒一个个目瞪口呆，走拢来说：“跟我们一道干吧。你这样有骨气的人，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 ”
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扑向艾伦格，当着波森的面，把他处死。艾伦格是犹太人嘛……
后来，波森告诉他的朋友们说：“艾伦格遇难，使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对波森来说，叫做覆水难收。
纳粹夺得政权以后，刚毅的人决计投身地下抵抗。波森首先成立组织，成员有：作家根室·魏森堡，大夫爱尔菲拉·保尔，吉赛尔·冯·贝尔妮茨，瓦尔特·库亨迈斯特，还有舒马赫夫妇：库尔特和爱丽莎白。后来又添了些生力军。
1936年，波森结婚。新夫人是奥伦堡郡王的孙女。郡王府里有一位熟客，就是日后那位大名鼎鼎的赫尔曼·戈林元帅。这位元帅很关照波森，特地保送他进戈林研究所，从事最尖端的军事研究。波森青云直上，等到大战爆发，他已经在航空部占有关键性的岗位。他利用这种有利条件，越发全身投入地下抵抗。1939年，他的地下组织与阿尔维德·哈纳克的组织合并。
波森的斗争激情，热烈洋溢，而哈纳克则特别沉着，善于思考问题。他比波森年纪大一些，家庭是大学里教书的。
他自己是哲学博士，留学美国学经济。他在美国和一位文学教授菲希姑娘结了婚，回国后，进经济部工作。1936年，苏联方面跟他搭上关系，他的职位已经很高，可是没有什么机会发挥他的才能，因为，当时斯大林禁止情报人员在德国搞情报，借口是怕中别人的离间计。
后来，波森和哈纳克的情报小组里又添进了一位作家，名叫亚当·库霍夫。他写的剧本《淘气鬼梯儿》，出了大名。他的夫人格蕾达也加入了组织。还有格林博士，社会党人，曾在普鲁士当过部长。约翰·谢格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德共《红旗》报的编辑。还有汉斯·柯比，亨利希·谢尔，包顿希莱格，瑛娜·英顿……都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战争一爆发，波森——哈纳克小组里面最精干的组员都派出去搞情报工作。实际上，这个小组的抵抗活动并没有跟“红色乐队”彻底分开，两个组织都由波森领导，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要吃大苦头。抵抗小组的活动，在德国首都里并非觉察不出的。他们把传单发在邮政信箱里，贴标语，出一份报纸，用了五种文字，还在战俘营里搞“内部战线”。他们的工作，并不限于宣传。他们还组织逃亡网，帮助犹太人和战俘逃亡，跟外国工人联系，打进工厂企业，暗中破坏兵工生产。场面比较大的是一次破坏展览会的活动。这个展览会是戈培尔的手下人搞的，名叫“苏联乐园”。
有一天深夜，柏林各处墙上都贴了告示，大书特书：“纳粹乐园，等于战争，饥荒，欺骗，盖世太保。寿命到底还有多长？ ”
在1942年第三帝国的首都，搞这样的活动，能有人相信吗？ 波森要到1941年才与苏联情报系统取得有效的联系。他在1936年，曾一旦身手。他把一份名单交给苏联大使馆，名单上登的都是打进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纳粹特务。在侵略波兰以前几天，他又把德军的攻击计划交给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战争开始以后，波森利用他在航空部的地位，搜集了许多情报。他还有好几个助手。一个是上校艾尔温．盖尔茨。他是空军干训第三组组长。一个是约翰·格朗本，在麦赛希密特飞机制造厂工作。一个是霍斯特·海尔曼。他原本是纳粹青年团员，在沃克博土那儿管机要密电。沃克这个人，下文还要提到池。一个是赫伯特·高里诺大。他领导的不多不少，恰恰是在苏联后方作战的伞兵队。
至于哈纳克呢，他能接触到最机密的工业生产，包括军事生产。
这足以说明“红色乐队”柏林小组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无可否认，德国国内的抵抗战士在反对纳粹的战斗中，曾经起了多么特殊的作用。当然，法国人、比国人、波兰人，捷克人，投身于这样的战斗，并不引起什么良心问题。不仅如此，对他们来说，这乃是他们职责所在。可是，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不算叛国，还能算是什么呢？ 在这上面，波森和哈纳克早有成竹在胸。他们对于纳粹的滔天罪恶，比谁都富有切身经历，对于纳粹得胜的后果，也有充分的估计：那就是全世界将沉沦于黑暗之中。他们深知，只有盟国的军队能够歼此孽畜，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处于德国心脏部门，象他们那样的人能给盟军参谋部以多大的臂助。所以他们便作出了这样的抉择。
我很明白他们的抉择在今天是备受责难的。在德意志联邦，人们很倾向于把他们当作卖国贼。而为英国人搞情报的，却颂扬备至，尊之为英雄豪杰。仿佛跟苏联合作就不算为同一胜利出过气力！
第七章 大老板的死信念
我们到英国去……
法国军队崩溃以后，德军士兵最爱唱的一首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纳粹参谋部究竟目的何在。希特勒的将领们，以齐罗夫密码为名，加紧拟定进攻英伦三岛的计划。8 月里，德军最高指挥部下令陆、海、空三军对英国发动攻势。9 月7 日，伦敦首遭空袭轰炸。接连六十五夜，英国人一直在防空壕里睡觉。谁都认为德军登陆已经迫在眉睫。
10月12日，起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希特勒下令延期执行齐罗夫作战计划。我马上就得到了这个消息，因为我们有几个情报员手里有德军通行证，可以出入大西洋海岸。而且紧急的备战活动一下子停了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军舰开走了，来的是些旧货轮。更重要的是，本来准备渡海登陆的师团一一撤走。我打电报给情报中心，报告德军放弃进攻英国，延期多久，尚无分晓。过不多时，我们有了确息：部队都往东开拔。德军第四，第十二，第十八，三个师本来驻扎在大西洋边，现在都开往波兰，驻在波兹南附近。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签发第二十一号指令，就是一般人知道的“红胡子”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开头一句话便说得十分明白：“德军必须准备就绪，在对英战事尚未结束以前，即行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理查·索尔格立即报告情报中心，并且附送了一份指令的抄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红军情报部的领导陆续接到德军备战的新消息。1941年初，波森把作战计划的详细部署都报告到情报中心。这些部署是：大规模轰炸列宁格勒，基辅，维堡……出动师团的具体数字等等，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同年2 月，我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5 月里，我托驻在维希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送出一份原定的攻击计划情报，并且指明原定5 月15日发动攻势，后来改期，以及最后决定的攻击日期。5 月12日索尔格通知莫斯科，说是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一百五十个师。5 月15日，他又报告发动攻势的日期已经定为6 月21日。波森从柏林送出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个日期。
这些消息并非只有苏联的情报机关知道，1941年2 月11日，罗斯福便把“红胡子”作战计划交给了苏联大使。消息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搞到的。6 月10日，英国外交次长贾德干也提供了同样的情报。苏联的情报人员，则在与波兰和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发出了军队集中的详细报告。
哪怕在大白天，谁要紧闭着双眼，照样什么也瞧不见。
斯大林和他的左右亲信便是一例。这位总司令只相信自己的政治嗅觉，不相信桌上成堆的秘密报告。可是他的嗅觉也不见得怎么样。他深信跟德国签的条约必能天长地久，传之万世，嘴里便叭嗒叭嗒抽起太平烟来，赶快把战斧埋进地里，恨不得再也别挖出来使唤。
大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格列哥夫元帅在苏联一本历史刊物里，正式追认当时接到的情报是有价值的。他写道：“苏联的情报组织曾经及时地打听到德军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并且及时地发出了警报。关于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潜力，兵员的确数，武器的数量以及德军总部的战略计划，苏联的情报组织都提供了准确的材料。”
格列哥夫元帅做出这样的声明，真是最恰当不过。他从1940年6 月到1941年？月，一直担任红军情报首长。也许他也能够说明总部既然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德军一击，便如同摧枯拉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消看一看1941年3 月20口，格列哥夫本人发给他部下的通知。内中有这么一句话：“任何材料，凡是胡说什么战争迫在眉睫等等，一律应该认为是英国方面搞的鬼，甚至是德国人用的计。”
在许多极重要的密电上，有的是索尔格发的，有的是波森发的，有的是特雷伯发的，不分青红皂白，格列哥夫一概在文件边上批注：“双重特务”，或者批上“英国消息”。
格列哥夫元帅并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需要象他那样玫写历史的人还为数不少呢！
1972年，莫斯科开过一次会，讨论历史学家奈克利奇写的一本书，名叫《1941年6 月22日》：会上有苏斯洛巴罗夫发言。他说，他那时候正在维希当武官，曾经报告莫斯科德军进犯，业已箭在弦上。可惜我没能亲去作证，让这位武官大人不得不谦虚一些。事实是这样；每逢我去向他提供有关德军备战的材料时，他总是故作谦恭地拍拍我的肩膀，哼哼哈哈，说是：“可怜的老弟，你的电报我会发的，不过完全为了顾全你的面子罢了。”
1941年6 月21日，我们接到马克西莫维奇和波森的通知，证实了德军在第二天即行发动进攻。这时候让红军紧急备战，还是来得及的。我马上跟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赶到维希。
而那位武官大人呢？ 他照样不肯相信，反而想说服我们。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