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两项重大改革（2）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混乱导致败亡
就在实施激进改革的同时，王莽采取了一项错误的金融政策：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币制5次。
先是从周代寻找钱币图案，废除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发行刀币形大钱。
后因刀币犯了繁体字“刘”字的忌（有刀做偏旁），又废刀币，发行小钱。
最后另造28种货币，称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连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成了货币，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币，使用旧钱治罪，结果“农商失业，贸易俱废”。这是在激进上面又加一个大混乱。
吕思勉说王莽为人迂阔不切实际，随意乱改币制不合经济规律，“致祸速亡，莫甚于此。”王莽还大幅度改变官制和更改地名，于事无补，徒增烦扰，可谓雪上加霜。
新始建国二年（10），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管”法，实行计划经济。内容包括：
一、政府控制物价。粮食布匹等供过于求时，政府按成本价买进；求过于供时，政府平价卖出。
二、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医疗、织布、旅馆、工匠、摆摊等，从前自由经营，现在政府征收10％所得税。
三、实行专卖制度。盐专卖、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以前大富豪可以自铸钱币）。
四、规定国内所有自然资源均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采。
五、首创政府贷款。老百姓没钱祭祀丧葬，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经商贷款，收10％利息。这些重大改革措施，也是胡适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些举措，意在抑制豪强巨富，避免因贫富不均爆发*。可是，一来改革规模过大，急风暴雨，齐头并进，很难奏效；二是当时土地私有化乃大趋势，国有化行不通；三是政府经商的重大弊端使不少措施反成了害民之举，以致加速了起义爆发。
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买卖奴隶的政策实行了3年，困难重重。新始建国四年（12），王莽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两禁令，准许买卖土地和奴隶，这标志了改革失败。后来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学乖了，把改革的开口缩小，单只就解放奴婢一项连下六道命令，收到成效。
王莽的另一败笔，是在平安的情况下，无端向周边少数民族诸国寻衅开战。比如贬西域诸国的国王为侯，把赐给他们的金印缩小，随意发兵攻打诸国等等，导致周边战争连年不断。王莽企图以此向国内民众显示威武，结果又适得其反。
国内民众不堪重压连连造反，刘氏贵族势力反对王莽“篡位”企图恢复汉朝，两者合流，给王莽造成巨大压力。王莽派兵*，但遭到失败。新地皇四年（23）十月，起义军攻入长安，杀死王莽。新朝15年历史结束。
王莽其人其事颇多争议。东汉迄今，不少人受“刘氏天下”的“正统”观念影响，把王莽问题的焦点完全放在“篡位”两字上，其他则不值一提。尤其是东汉史学界，情绪化十分严重。吕思勉指出，汉朝人对王莽的所作所为，“悉以一‘伪’字抹杀之”，缺乏客观态度。其实，王莽改革的情势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柏杨说，王莽夺取政权的目的与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不同，他有远大政治抱负，获取权力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世界。吕思勉论王莽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两位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虎父犬子
“虎父无犬子”这句话，用到北魏孝文帝元宏（原名拓跋宏）身上，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元宏是中国历史上了不得的人物。10岁的时候，他就能用手指弹破羊的膊骨，骑马狩猎，箭无虚发。
如果说这还算游牧民族看家本事的话，那么他涉猎诸子百家，擅长诗词歌赋，在马上口授文章一字不改，实在就是鲜卑族中的出类拔萃者了。
他的长子元恂却全然不同，其实父子俩年龄才相差16岁。元恂得了幼儿肥胖症，从小就非常懒惰。骑马打仗这样吃力的事情，自然叫苦不迭，敬谢不敏。书呢，也是一页不看。成天吃喝玩乐，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十足的纨绔子弟。
儿子如此不争气，元宏心里老大不快，父子俩少不了拌嘴。好在元宏年轻，自信来日多多。再加上平时没什么需要太子参与的大事，也就得过且过，一切推到明天。
没料到，在迁都这件大事上，元恂却充当了改革的绊脚石，令元宏进退失据，难过万分，父子俩矛盾总爆发。
把北魏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加速鲜卑族和中原汉族融合，是元宏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计划自公布之日起就遭到诸多显贵抵制，尚在元宏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反迁都的中心人物之一，竟然是14岁的太子元恂。
迁都恶斗（1）
鲜卑族早先生活在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如今的呼伦贝尔东部、齐齐哈尔西北一带。当时大兴安岭又名鲜卑山，鲜卑族由此得名。鲜卑人的生活曾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朴，也没有文字。
后来鲜卑族日渐强盛，收了一些中原降人，造些兵器甲盾，学习汉语和兵法，逐渐在“五胡”（匈奴族、羯族、鲜卑族、氐族、羌族）中占了上风。
新兴的鲜卑族由拓跋氏领军，向南扩张，屡战屡胜，占领河北及山西，公元386年建立北魏，公元397年定都平城，接着平定了柔然部落以及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北魏的贡献是，将西晋八王之乱以来“五胡十六国”分裂扰攘的局面，合为一个北方的中国政权。
由此，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令人炫目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史学家许倬云说，东汉末年至“五胡十六国”，天灾人祸，北方汉族人口减少了一半。各种胡须样式和蓝绿眼睛的胡人大规模进入北方，填补人口空间，一些汉人则向江南流亡。“这一次为时200年的人口大变动，在中国历史上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胡汉文化大融合。胡人定居，渐渐汉化。汉族中的大族也参加胡人的政权。汉人同化胡人，胡人同化汉人。这个过程不免反复冲突，痛苦多多，元宏家中爆发的冲突即是其中之一。但总的来说，是一步一步熔铸了中国北方新的华夏文化。
元宏所作所为，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元宏自幼饱读汉族诗书，对当时发达的中原文化心向往之。北魏扩张之际，吸纳了很多汉族士人担任官员，并采用了汉族政权的典章制度。鲜卑人当中的改革者还开设学馆，让鲜卑贵族子弟研习汉族的诗书礼乐，祭拜周公、孔子，提倡农业。
旧史书说：“魏之儒风始振”，这是指鲜卑族吸纳了大批汉族官员学者之后，提升了本民族文化。两种文化互相激荡比较的结果是，元宏立下一个誓愿：一定要彻底改革草原游牧民族的原始习俗，使鲜卑族尽快融入发达的中原农业文化，成为“诗礼簪缨”之族。
从塞北平城迁都中原重镇洛阳，就是改革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渡到农业文化的象征。
据《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转》载，平城这座城市是“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既有中原文化的特质，也保存了草原文化的色彩。
元宏登基时，北魏在平城已经建都百年。一开始，元宏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只是想把平城改造成为中国文化式的都城。
他在这里大兴土木，建设了孔庙、祭祀寰丘等一系列具有中原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并且进行了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换句话说，他要在平城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
年轻的元宏这些“汉化”改革，遭到了为数众多的鲜卑*贵族坚决反对。
这些*贵族认为，拓跋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靠那种“马背上生活”的草原习惯，这种生活习惯与他们剽悍的战斗方式是一致的。如果改变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风消逝。其结果就是，不仅不能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人同化，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战斗力优势也就完蛋了。
显然，这种舆论在保守的鲜卑部落里占了上风。随着意识形态转型逐渐深入，元宏以及他周围一批二三十岁的鲜卑族精英，越来越孤立了。
种种强大的阻力，迫使元宏不得不放弃了以平城为基础进行改革的计划，另外寻找适合实现他的理想的环境。既然在旧势力钳制下无法施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他们。
当时选址方案中还有邺城（河北大名），这里物产富庶，形势险要，安全系数高，而洛阳在黄河以南，做为国都则显得过于突出，洛阳南方很少有可以据守的天险重镇，在与南朝对峙的形势下，容易出事。
迁都恶斗（2）
可是，元宏选择新国都的动机，重点在于文化，所以他看中了洛阳，洛阳正是中国农业文明比较优越的地方。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是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那段历史时期，洛阳的地位有如今天的北京之于中国。
北魏时，保定才子杨衔之著《洛阳伽蓝记》，描述洛阳往昔景色，有“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的句子，可见都城的文化涵蕴与繁华盛景。
元宏曾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迁都问题，元丕、穆真、陆睿、穆泰等重臣坚决反对，吵得几近分裂。
人的习性大都安于现状，因循苟且。看看目前东邻韩国正在策划的迁都遇到多少障碍，就能明白迁都不易。北魏开国百年来，鲜卑族王公贵族世世代代在平城累积了大量动产和不动产，要说搬家，一百个不愿意。*贵族们又说，鲜卑族到南方，水土不服，一个个闹起病来死于非命，该谁负责？
元宏迫不得已，在公元493年春天精心导演了一出以假乱真的危情大片。
先是，元宏命令太常卿（负责教育、礼乐、祭祀的部长）王谌就迁都一事占卜，得到吉利的“革”字卦。元宏兴奋地说：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卦也！
于是，元宏召集文武大臣，一句不提迁都的事，只是宣布要攻打南齐。
元宏的堂叔、任城王元澄不赞成。原因是，公元450年时北魏曾发大军攻打南朝，结果严重受挫，死伤甚重。从那以后，鲜卑人害怕同南朝作战。一些官员们也附和元澄。理由是北魏多年来戎马倥偬，元气损耗，应该喘一口气。
元宏大怒，斥责元澄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这样讲，难道想要破坏我的大局吗？”
元澄赶紧说：“社稷的确是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但是我看到了危险，所以才讲。”
元宏寻思了一会儿，缓和下来：“各言其志吧，也没有关系。”
退朝之后，元宏把元澄召进宫来，屏退左右密谈。元澄在辈分上虽然是元宏的叔叔，可年纪跟元宏一样大，而且一直是元宏的心腹助手。
元宏说了真话：“刚才怕群臣非议太多，所以话说重了，叔叔不要在意。*南齐是大仗硬仗，有不同看法也正常。其实，我以用兵为名，真意是想迁都。平城这个地方，地处边塞，气候严寒，交通不便，打仗倒是个重要关口，若要论到文化建设和国都气势，就不理想了。我想把国都迁到中原文化的中心洛阳，你看怎么样？”
实际上，元宏并非是跟元澄协商，他只是在给元澄做工作。至于迁都的策划，早就由另外几个智囊在幕后沙盘推演完成了。鉴于迁都问题在当时极富爆炸性，元宏的操作十分秘密，就连元澄也没有事先告知。
元澄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我赞成！”
元宏又说：“咱们北方人安于现状，不图进取，这怎么办呢？”
元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非常之事。陛下就是非常之人，大胆放心地干吧！大伙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
元宏高兴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军师啊！”
过了不久，元宏命令在黄河上架桥，声言大举南征。公元493年9月，元宏率领20万大军，浩浩荡荡抵达洛阳。
他巡视了战乱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