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猛新秦
魔术发生效力，秦国大炮日渐威猛。孝公提拔商鞅当了大良造（总理兼军队最高指挥官），两位魔术师的地位日渐接近。
商鞅掌握大权之后，一直寻找机会攻打东邻魏国，为秦国报仇。先前，魏国实力强过秦国，夺取了原属秦国的黄河以西地区，压迫秦国。再说，商鞅来秦之前，在魏国一直屈居人下，长期不受重视。魏国相国（总理）公叔痤临死前，曾郑重其事地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魏惠王只是一笑了之，根本看不起商鞅，商鞅为此也衔恨魏国。
公元前354年，秦国军队夺取了魏国的少梁（陕西韩城）。公元前352年，商鞅又率领军队包围魏国旧都安邑（山西夏县），迫使魏国守军投降。此为锋芒初试，表明秦魏力量对比开始逆转。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军队大举*魏国，这一次是真正的争雄。一年前，魏国与齐国大战。齐国以孙膑为军师，田忌为大将，杀了魏国大将庞涓，取得胜利。商鞅向孝公建议说，魏国惨败，人心不稳，力量疲弱，应该趁机进攻魏国，孝公极力支持。
魏国派出公子昂迎击秦军。公子昂是商鞅在魏国时的熟人，商鞅给公子昂写信说：“我们是老朋友，阵前相遇，实在令人为难。不如我邀请你到我这里来相会，饮酒结盟，让两国永远和好算了。”傻乎乎的公子昂信以为真，前往秦营拜会商鞅，当然他也不想打这个仗，梦想和为贵。结果，当即被商鞅拿下。秦军立即出击，大破魏军。魏国被迫把河西大部分土地割让给秦国，为了躲避秦国锋芒，把国都也迁到了远离秦国的大梁（开封）。这一仗，向各国显示了一个经变法之后日益强大的新的秦国。从此，魏国完全拜了下风，直到被秦国消灭。
孝公雪洗了祖上大耻，无比高兴，亲自出来迎接商鞅，并把商、于（陕西商县到河南内乡县之间）地区15个邑封给商鞅，赐给他一个称号叫商君，商鞅的级别也成为二十级中最高的彻侯。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魔术演到尾声，主角孝公的身体病危了。
公元前338年，秦国上层都能预感到形势即将发生变化。此际，一个颇有点背景的人突然拜访商鞅，他叫赵良。
赵良对商鞅说：“你这么多年蛮干，用严刑峻法处罚贵族，杀人如麻，积怨太多。你每次出门，彪形大汉在车上护卫，全副武装的人跟在车旁奔跑，没有这些安保措施，你绝对不敢出门。为什么？不就是怕人报复吗？现在国君身体堪忧，我建议你利用这最后的机会，主动辞职，把封地还给国家，劝国君重新起用那些被压制的贵族，然后找个人烟稀少的地方，隐姓埋名，种地过日子。这样的话，某些大人物也许能够让你活下去。否则，国君一旦去世，想想后果吧，想要你命的人还会少吗？”
商鞅觉察到了赵良背后的势力。但是，即使按照赵良的建议去做，公子驷这些人就能善罢甘休吗？再说，自己毕竟让秦国强大起来了，新的国君恐怕也得顾及这一点吧。倔强的商鞅回答道：“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后悔。当初秦国多么落后，父子男女同室而居，是谁改变了这些陋习，是我。再说前些年，我指挥迁都咸阳，扩大了旧城，建成了比鲁国宫殿还要宏伟的宫殿，这些你都没看到吗？”
这一年，孝公因病去世。
公子驷继位当了国君，是为秦惠文王。蛰居多年的公子虔、公孙贾等人立即活跃起来，指控商鞅图谋造反。商鞅跑到魏国边界，被魏国拒绝入境，他又跑回自己的封地，仓促组织了一支小军队抵抗前来捉拿他的秦军，结果兵败被捕。秦惠文王判处商鞅车裂大刑，用几辆马车拽住手脚向不同方向奔驰，把他的身子拉裂成几大块。商鞅的家人也都被杀死。
魔术表演虽然落幕，但19年变法已经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制度基础，而且这些措施也收到了奇效。所以，秦惠文王杀商鞅报了私仇之后，从国家利益考虑，还是沿着惯性往前走。“商鞅死，秦法未败也。”除了后来秦庄襄王用商人吕不韦为相，停止排斥商人和游说之士的法令以外，其余也都相沿不变。这就最终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提到商鞅的魔术，都是全盘肯定，赞誉有加。这种情况在“*”中达到高峰。“*”后期，为了配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的政治需要，把商鞅抬到吓人的高度，甚至于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今天纪念商鞅，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商鞅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成就已如上述。但是，如果只用单一色调涂抹他，则有碍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毋庸讳言，商鞅的措施当中，也有一些很不足取。
古人与今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对于愉悦和痛苦的感觉有相通之处。商鞅实行“法西斯”连坐制，试问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中？
商鞅彻底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全国人都变成哑巴。为了不让人说话，甚至将赞扬改革的人也发配到边远之地，岂不是一种病态？司马迁批评商鞅这种政治风格是“刻薄、少恩”。联想起早于他200年的郑国子产“不毁乡校”，支持舆论监督的改革，不禁令人感叹。商鞅的病态作为，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四人帮”神化商鞅，就是例证。
商鞅主张愚民，不许老百姓听音乐，也不许自由迁徙。他说，假如人民愚昧，不追求知识，就会一心一意种地。商鞅烧诗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黄金时代开始沉没的先兆。后来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国人思想空间几乎丧失。从长远效果来看，这是中国长期停滞不前，创造力贫弱，现代化进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商鞅变法中的税赋改革，主要是把按田亩征税改为按人口征税，并加重徭役和兵役负担。《商君书·垦令》说：“收取人口税，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懒惰的人就没办法了，必须尽力开荒种田。”
关于当时秦国人生活的状况，一直存在着不同说法。《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对于商鞅改革之后秦国的赋税有一个计算，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当时实物剥削量（商鞅时期秦国还未使用钱）占农民总收入2/3，劳役至少占农民劳动时间的1/7，全部剥削量约占农民总劳动量的4/5。所以当时国家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农民日子并不好过，不像“四人帮”在“评法批儒”中所宣传的那样，人民“发家致富”了。商鞅的目标，是为了实现霸业而建造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他做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多久就覆亡了，为什么？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统治集团残酷的压迫。
四面楚歌
《东周列国志》这样描写赵武灵王赵雍：
身长八尺四寸，龙颜鸟喙，广鬓虬髯，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
《东周列国志》是小说而不是信史。再说赵武灵王并没有留下*集，他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有待考证。
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知道，诸多古典小说描写武士，大都套用这些词汇。古人写文章的缺点之一，是不顾及细节，只图省事，《东周列国志》中赵雍的外貌便是个例子。
不过，龙颜其实并不好看。按柏杨的说法，“跟虾米差不多”。鸟喙呢，大概是嘴部向前突出。晚上见到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吓得半死。这副尊容，也未必是小说作者愿意见到的。
首府设在邯郸的赵国，是公元前403年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同时从晋国分出来的还有魏、韩两国。赵、魏、韩原是晋国的三家贵族。三家坐大了，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斗来斗去，晋国的国君竟然要去朝拜三家贵族。
到公元前403年，奄奄一息的大家长——东周周威烈王发挥最后一点作用和余热，在接受三家大笔贿赂之后，干脆封三家贵族的族长为国君，于是三个新国出现了，晋国淡出历史。
史学界多数意见认为，从“三家分晋”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战国时代，直至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为止。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就从公元前403年写起。
赵雍于公元前326年登基，是赵国第六任国君。
赵雍闲不住，身体也棒，喜欢深入基层调研，体验风俗民情。好在赵国并不太大，大体上是今天河北中南部到山西东部，以及山东西部这一片地方。按地盘来说，赵雍的管辖权限，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赵雍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了一圈，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原来70多年前赵国建国之初，是三国中最强大的，魏、韩都差一点。后来南面的魏国重用李悝、吴起，实行变法，逐渐强大，实力超过了赵国，并多次攻赵。赵国西南是摩擦不断的韩国，西边是虎视眈眈的强秦，东边则是强邻齐国。齐国经常攻打赵国，还怂恿小国中山国从东面骚扰赵国。赵国北面是时战时和的燕国，西北则是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胡人部落是游牧民族，不时袭击赵国，掠夺民众、粮食、牲口和土地。
当时人称赵国是“四战之国”，意思是环绕赵国的都是战争。
赵雍望着国家残缺的边境，想起前几代赵国君主耽误的时间，心情越来越沉重，实在不敢再往下想了。
“西服”的优势
从“战国”这个称谓不难猜出，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国之间关系的主旋律就是战争。天天战，月月战，年年战。正如唐代诗人王维所作《夷门歌》：
七雄雄雌犹未分，
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
魏王不救平原君。
翻开战国的古史记载，每一页都是兵戈相向、攻城略地，每一页都是血肉横飞、肝脑涂地。
这就是赵国面临的最大压力。比如中山国的国土从东面深深插进赵国国土，几乎将赵国裂为两块。这个小国丝毫不把赵国放在眼里，经常袭击赵国，使赵国如鲠在喉。赵国如果想在诸侯中确立大国地位，首先要平定中山。
公元前307年，赵雍正是怀着这个雄心，亲率大军进攻中山。出乎赵雍意料的是，赵国的兵车和步兵很快被中山军队击败。赵国不但损兵折将，连边境一些重镇也被中山占领。赵雍垂头丧气，连小小的中山都对付不了，遑论其他？
谈起战争中各国战略以及兵器的优劣，赵国诸大臣滔滔不绝者比比皆是。但是，赵雍偏偏把目光牢牢盯住了与赵国交战并不多的西胡——地处赵国西北的林胡、楼烦等游牧部落，很令大臣不解。林胡、楼烦等部落，没有和赵国打过大仗，属于“打一把就跑”的鼠窃狗偷之辈，因此很为赵国大臣看不起。
其实这正是赵雍的过人之处。
赵雍看中了胡人什么呢？胡人和赵国军队作战，都是骑在马上。胡人身穿短衣长裤，总之是一身短打扮，动作灵活，上马下马十分方便，开弓射箭运用自如，往来奔跑也很迅速。
赵国就不然了。赵国军队的武器比胡人精良，但绝大多数是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官兵都是身穿长袍，甲靠笨重，结扎繁琐。这样的服饰很有威仪，检阅的时候耐看。但要想骑马打仗，就不便了。
当时中原各大国都是以“带甲”的步兵和兵车为主，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骑兵则很少很少，最多也不过五六千骑。
战国时的兵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形车。车上面站着两排兵。
进攻时千车启动，黄沙滚滚，势如排山倒海。防御时则成为一个营垒。这是兵车的优势。但是，一遇到胡人的骑兵部队，毛病就暴露出来。兵车笨重，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乌龟，心急如火，却无论如何追不上骑兵。还没追几步，敌人早已无影无踪。退却时也像一群乌龟，只有身陷重围，被动挨打的份。还有，兵车只适宜在平坦地方作战，地形稍微复杂一点，有个沟坎什么的，就全完蛋，更不用说翻山越岭。而骑兵呢，攻势迅猛，运转自如，速进速退，动静也轻，一般的小山小河不在话下。
再说步兵。众多步卒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无须论证。以人的两条腿，要想跑过马，那是妄想。因此，说到捕捉战机，长途奔袭，速战速决，只好甘拜下风。
赵雍对此考虑了很久，颇想采纳胡人的骑射战术，进行军事改革。要想学习骑射，首先必须抛弃长袍，像胡人一样短装打扮。短装打扮不但骑射自如，就是在劳动与生活中也很方便。但是，中原各大国是看重礼仪的国家，服装乃礼仪的重要标志，能说改就改吗？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赵雍遇到的阻力有多大，今天的人也许难以想象。这里且先不说赵雍，只说比赵先生晚了约2000年之久的李鸿章。2000年可不短啊，想一想，跨越2000年，人们的观念应该发生多大的变化？至少对服装变化这样的事总可以接受了吧。可是，请你看看李鸿章对服装改革的态度。
1875年11月，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保定，拜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们两人的谈话，有一段涉及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服装改革的问题，颇为有趣。下面是这段谈话的记录：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指明治维新）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有礼：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到的，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衣服旧制是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1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有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的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花费。
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改穿欧服，对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是觉得费了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轻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图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采之用于我国。
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指清军入关之前的明朝），也该没有人喜欢现在（清朝马蹄袖等）这种服装。
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贵国强迫做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和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