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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情况对二王刘柳产生了致命威胁，那就是顺宗的病情越来越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
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人均寿命也不长。朝臣们见到顺宗这个身体状况，私下里不免掐算着皇帝驾鹤西去的日子。这时，朝内外就起了一种议论：假如顺宗突然咽气，朝廷岂不要陷入混乱？议论的中心，就是要尽早确立太子。
老谋深算的宦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利用顺宗病重无暇顾及宫内其他事情的当口，在大内展开了政治活动。宦官们探知到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纯（778～820）对二王很不感兴趣，于是就拉拢李纯，谋划让李纯尽快取代顺宗，以便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打倒二王刘柳。
攻坚白刃（2）
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召来德宗时的*郑、卫次公等入宫商议此事。不赞同改革的*们对宦官的提议心知肚明，商量了一会儿，写下四个大字“立嫡以长”呈上。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各方压力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四月六日为李纯举行了确立接班人的典礼。
聪明的王叔文立即看出了这是企图取代顺宗、铲除改革者的第一步，但他又能说什么呢？预感到山雨欲来的王叔文，这时不停地吟诵杜甫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大有英雄末路之叹。
宰相韦执谊当然也有点慌，他想摸摸李纯到底是什么态度。四月中，他让陆质去做太子侍读，想模仿当初二王陪李诵下棋写字的模式，向李纯施加影响。
谁知陆质见了太子，刚议论朝政几句，就遭到李纯斥责：“陛下让先生为我讲经，为什么说其他事？”吓得陆质赶快退出去了。
最后摊牌（1）
五月，得知这些消息的二王刘柳决定绝地大反击，痛下杀手，企图一举谋夺宦官兵权，以便制服宦官。
宦官掌握军权的重大弊政，自肃宗时代就开始了，德宗更将其制度化。德宗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至唐朝灭亡终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为了获取特殊待遇，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神策军扩大到15万人。这是宦官集团肆意妄为，左右朝政的根本。
中唐以后，宦官之所以敢于任意杀害皇帝和大臣，也是凭了这一条。其实，宦官们此时急切要拥立的李纯（唐宪宗），后来也是由于不中宦官的意，被宦官杀害了。
宦官手中掌握的神策军当时猖狂凶恶到什么地步呢？白居易《宿紫阁山北村》一诗作了形象具体的描绘。这首诗明白如话：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
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尊。
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
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
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
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
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
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白居易是著名官员，见到神策军的附属机构的小卒子，也是两股战战，大气都不敢出。
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极端黑暗的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他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范希朝是当时最具威望的老将军，功勋卓著，人称战神。派范希朝接掌神策军，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同时，王叔文又委任韩泰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率神策军。这一来，实际权力就落在了韩泰手里。王叔文这一计谋，宦官当然看出来了。
二王刘柳想把军权从宦官手里夺回到政府手中，是一种制度进步，不能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样含混的话一笔抹杀。
这就要了宦官的命了。一些将领对俱文珍说：“范希朝统兵以后，就没你们的事了。”俱文珍暴跳如雷，决定拼了。他对宦官们说：“王叔文的阴谋如果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手里！”
宦官们马上秘密通知各地将领，不要听范希朝的，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范希朝带领韩泰到奉天（陕西乾县）视察军队，军队将领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见的。战神碰到宦官大权也不灵了。韩泰见到这种情况，大惊失色，飞马回来报告王叔文。王叔文无计可施，叹气说：“这怎么办哪？”
此时，宦官们突然以顺宗名义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继续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削去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如果没有这一职务，就不能到翰林院议政，更无由入宫。显然，这个文件并非出自顺宗本意，而是宦官自己做主发下来的。
这是宦官准备对顺宗下毒手的一个前奏。要想谋害顺宗，当然是越秘密越好，尤其不能让王叔文知道丝毫风声。因此，取消王叔文自由进入皇宫的权力就十分重要。
王看出了这里面的风险，非常着急，四处活动，多次要求恢复王叔文的学士职务。最后，总算争取到王叔文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设在宫内）一次。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六月，又一严峻考验来到。剑南西川（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想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携重金出差到长安，要求朝廷把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四川绵阳）和山南西道（陕西汉中）这三个地盘都划给他，并传话给王叔文说，如果批准，定当厚报；如果不准，必将报复。
韦皋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节度使（藩镇）仗着兵强马壮，天高皇帝远，割据独立，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公开向中央政府宣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最后摊牌（2）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非分要求，并准备处死刘辟。韦执谊露了点口风，刘辟听说，腿快逃走。
除此之外，王叔文还建议顺宗下诏免去浙西（从江苏苏州到浙江杭州一带）观察使（地方军政长官，低于节度使，高于州刺史）李兼任的诸道盐铁转运使（全国盐铁运输长官）职务，以震慑各地节度使。
李是个贪官。他兼任盐铁转运使，专断“榷酒漕运”，把盐铁之利收入自己口袋。有人向朝廷举报，他竟把举报者活埋。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以顺宗身体不支为名，竟然上书要求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看来，光是当了皇帝还不行，还要有“势”。顺宗虽然还是皇帝，但他的“势”失去了。
韦皋犹嫌不足，还要进一步惩戒皇帝。他单独给太子李纯写了一封信，告皇帝的状。信中说：“当今皇上把大权交给王叔文、王，这些人任意胡行，唐朝基业要毁在他们手里，希望太子努力斥逐群小。”
不少节度使对二王既恨又怕，现在有人出头，正中他们下怀。于是，荆南（湖北荆州）节度使裴均、河东（山西运城）节度使严绶这两人相继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宦官势力和藩镇势力合在一起，在朝内外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打击接踵而来。这个时候，另一位*宰相贾耽因与王叔文、韦执谊政见不合，称病撂挑子回家了。革新集团日益孤立。
艰危之际，改革派内部出现裂痕。有个叫羊士谔的人指责革新运动，王叔文要杀他，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气得不得了。其实韦执谊的用意，是为了缓解改革者与众多朝官的紧张。韦执谊派人向王叔文解释说：“我并不是违背约定，只是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杀掉韦执谊。王、韦交恶，决策中心和执行系统脱节，也给宦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缝隙。
此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细一想，杜黄裳可谓老谋深算。但是韦执谊不但拒绝了这个提议，还把老丈人训了一通。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可能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至少日后反攻倒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母亲病危。按规矩，他要离职照顾母亲尽孝。王叔文感到大事不妙。他临行之前，开了个豪华宴会，请诸位学士、李忠言，以及仇家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企图缓和关系，但话不投机，宴会不欢而散。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守丧，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
王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大为恐惧，急火攻心，一时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宦官的清算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及藩镇持续压迫下，被迫同意太子监国。二十九日，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四日，顺宗下诏禅让，宣布将这一年改年号为永贞，自称太上皇，决定九日太子正式登基。
离李纯正式即位还差3天，宦官就急得不行了，开始清算。
八月六日，诏书下，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辅佐官员）。王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辅佐官员）。这一天，顺宗还是名义上的皇帝，顺宗怎么能下诏书痛贬王叔文和王呢？这说明顺宗已完全被宦官掌控。
王本来就中风了，在万念俱灰中，挣扎着到贬所，没几天就病死了。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十一月，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广东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湖南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
其实，宪宗在九月份曾颁布一个诏书，除韦执谊暂时未动之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到外地任刺史。但朝官们都说贬得太轻，于是加重处分，到十一月，刘、柳等人再加上韦执谊共8人都贬为司马，再降一级。韦执谊为什么比二王贬得晚呢？一是朝廷知道他平常与王叔文意见不合，二是他的岳父杜黄裳深受宪宗赏识担任了宰相，因此处理稍宽。
当时，改革派的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回，逃过一劫。
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顺宗李诵去世，终年46岁。他实际只当了6个多月皇帝。这一年，宪宗下诏命令54岁的王叔文自杀。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有关顺宗的死因，众说纷纭。当时一位作家李谅写了一篇传奇《辛公平上仙》，影射皇帝被宦官杀害，还描写了细节。顺宗死时，李谅就在京师，他的文章给这一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种较为可信的解读。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和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等文章，也暗示顺宗生命终结于宦官之手。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1）
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偏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舒芜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韩愈比刘禹锡、柳宗元早一年中进士，又自恃才高，到顺宗即位展开改革时，他因上书遭贬，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地方政府属员），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成为中央政府中叱咤风云、炙手可热的明星。以韩愈的心性，对刘、柳等人怀有强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当然的。
《永贞行》这首诗较长，内容涉及不同历史阶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这里不再全文照引。让我们看一看韩愈在相关诗句中怎样评论永贞革新。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太皇指顺宗。韩愈做诗是在顺宗之子李纯登基之后，所以称顺宗为太皇。谅阴，守丧时住的房子。这里上溯说到德宗去世，顺宗刚继位的时候。古俗，帝王去世，不言政事。《论语·宪问》有“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一句，意思是殷高宗武丁守丧，3年不说话。韩愈说，那个时候德宗刚去世，顺宗守丧，不便发布政令，二王等小人利用这个间隙，耍弄手段窃取了国家大权。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韩愈说，二王刘柳是个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
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这是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火齐”即宝珠）。韩愈批评改革者谋官神速，有些夸大。另据史料载，除了王收过贿赂外，其他人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说，西汉帅哥董贤因为年轻貌美，被喜欢同性恋的汉哀帝宠爱，才22岁就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哀帝甚至提议把皇帝的位子让给董贤。哀帝去世，董贤恐惧地自杀了，现在还有谁为董贤可惜？南北朝时北方武将侯景，率兵投降梁朝之后犯上作乱，杀死梁朝皇帝，通过加九锡等方式，自己即位做了皇帝，最后身死非命，侯景的篡位行径令人哀叹。国家积累了深厚的功德，最高统治者的位置岂容此等小人篡夺？
显然，韩愈诬称二王刘柳是董贤、侯景一类篡谋大位的“现行反革命”，巨奸大恶。韩诗如此刻薄，连一些古人都看不过去。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说：王叔文欲夺宦官兵权，这件事不能因为讨厌王叔文这个人而否定。“九锡”、“天位”等用语，实在太过分，简直要把“谋反”的帽子扣到二王刘柳头上。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十五“唐顺宗”一节中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2）
“二王八司马”惨败，韩愈墙倒众人推一通之后，多少找回了平衡，再加上宪宗即位，韩愈受重视，心里好过多了。所以，柳宗元去世之后，韩愈写了一篇《柳子厚墓志铭》，虽然文中对永贞革新仍然语含讥刺，但对柳宗元的人品、才学和成就作出了比较实际的评价。
相比之下，刘禹锡的另一位朋友白居易态度则不同。他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