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亏得几位大臣一个一个出言力争，劝德宗不要听信流言。他们说：“此事本系流言，况且时隔已久，陛下早就宽恕了流言牵涉的很多人，现在更不宜以飞词虚语定大臣之罪。请陛下明察是非，继续信任劳苦功高的刘晏。”
杨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随即上奏：“尚书省（刘晏负责的部门）是国家政治根本，近年来添了许多专使职务，分散了它的决策能力，现在应当恢复旧制，把盐铁、转运等事务划归到户部来管。”杨炎的真实意图是想逐步削减刘晏的权力。
德宗当即同意，就在正月里下诏，罢免了刘晏所兼的转运、租庸、盐铁、常平等诸使。刘晏从此不再负责经济工作。
杨炎又接着耍花招，他派人去查刘晏的经济账，借口有些账目对不上，在这一年二月，通过德宗，把刘晏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刺史。
杨炎为了置刘晏于死地，一不做，二不休，特地委派一向与刘晏不和的司农卿（掌管中央农业机构的高级官员）庾准担任荆南（地跨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行政区）节度使，当刘晏的上司，并授意庾准给刘晏罗织罪名。
庾准本来就投靠了杨炎，立即会意。他在荆南节度使任上向朝廷报告说，刘晏在忠州暗中交结一些谋反者，又企图扩大忠州军队，策划造反。
接到密报的德宗在这一年七月，秘密派遣宦官到忠州，绞死了66岁的刘晏。但德宗畏惧刘晏的声望，犹犹豫豫，过了19天，才下诏书公布刘晏死罪，并下令刘晏的妻子李氏、长子执经、次子宗经充军岭南。
就在6个月之前，德宗挽留刘晏时，还下诏表彰刘晏“久勤*，集我庶务，悉心瘁力，垂二十年”。现在却给刘晏扣上一堆空洞的大帽子，诬称刘晏“性本奸回”，“恶迹彰闻”，“结聚亡命”，“力行无度”，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还有一件事，颇出乎德宗和杨炎意料之外，就是上文提到的抄家时，刘晏家里只有杂书两车，粮食数斗。刘晏长期主持全国经济，每年过手的钱物何止亿万？杨炎原以为通过抄家可以揭出刘晏*，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反倒证明刘晏是个清官。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2）
刘晏屈死，全国震动。“朝野侧目，天下以为冤。”
诸多官员纷纷抨击杨炎手段狠毒。淄青（地跨山东、河南的行政区域）节度使李正己带头上书责问朝廷：为什么这样仓促地杀掉刘晏？刘晏的罪名是否经过仔细核实？现在全国都替刘晏喊冤，希望把他的家人迁回都城。
杨炎重蹈覆辙（1）
李正己可不简单，他当时实力强大，朝廷颇有点怕他。唐中期之后，一些强悍的节度使寻找理由*朝廷的事屡见不鲜。杨炎一见李正己的上书，六神无主，生怕李正己和其他节度使借此向朝廷兴师问罪，一旦事情闹大，自己难免会被抛出来做替罪羊。于是，杨炎扣下李正己的上书，在头脑昏乱之中，未经仔细考虑，就急忙派心腹到各地活动，对各地节度使说是德宗主谋杀刘晏，我杨某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德宗马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派太监到李正己那里核实。太监回报说，杨炎确实是把责任推到了皇帝一个人身上。德宗大怒，觉得杨炎不忠。《资治通鉴》说：“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
德宗怎么处置杨炎呢？他先是提拔了一个叫卢祀的奸人当宰相，分杨炎的权。卢祀的祖父卢怀慎是玄宗时期著名宰相，父亲卢奕在抗击安禄山的战争中英勇牺牲，这是卢祀的政治资本。卢祀本人则极善于揣摩主子心意，因而被德宗看中，把他从御史中丞（监察部司局级官员）的位子上提拔为御史大夫（部长），10天之后提拔为宰相。
卢祀这人面貌奇丑。铁青脸又宽又短，微呈蓝色。鼻子扁平，鼻孔朝天，双眼距离超长。平常人两眼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眼睛的长度，他的双眼距离足有两个半长。卢祀眼睛的另一大特点是上眼皮和下眼皮几乎挨上，看上去只有一道细缝。你看不见他的眼神，他却能把你看个清楚。这一副尊容，真能把女人吓死，人们背后都称他为活鬼。再加上他没什么学问，不会写文章，大帅哥兼大才子杨炎两眼都不瞧他。
原来，自崔甫病重去世之后，杨炎一直独揽宰相大权，现在卢祀横插进来，指手画脚，自作主张，心高气傲的杨炎哪受得了这份气？仗着自己当朝*、才大气粗，不时跟卢祀争吵干仗。
但德宗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杨炎的宠信，两人恶斗的结果是，建中二年（781）七月，德宗罢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调他任尚书左仆射这个虚职，跟刘晏死之前的官职一模一样。杨炎又重蹈刘晏被排挤、被诬陷的覆辙。这样的巧合，难道不是历史的捉弄吗？此时距刘晏被杀才一年。
卢祀是什么人？《资治通鉴》说：“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谁要是稍微不附和他，就整死谁。这样一个巨奸大恶，身居高位，又有德宗宠幸，哪里放得过杨炎？
卢祀摸到了德宗的底牌，使出手段，查出杨炎曾利用宰相地位，迫使下级官员用高价买下自己的旧住宅，多拿了房价。这件事其实不至于判一个宰相死罪，但卢祀逼着判案官员无限上纲，对杨炎做出了“监主自盗，罪绞”的判决。
另外，更为险恶的是，卢祀还查出杨炎在长安曲江（西安市东南）建了一座祭祀祖先的家庙，这座家庙所在地是唐玄宗曾到过的地方。卢祀重点向德宗讲了后一件事。他说：“杨炎建家庙，专门看哪里有王气，这小子暗中是想当皇帝。”
卢祀这一番话，再一次触动了德宗的痛点和软肋。德宗立即贬杨炎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不任司马实职，享受司马级待遇）。
杨炎还没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诏书就追下来了：“罪臣杨炎缢杀之。”55岁的杨炎就这样结束了生命，这是建中二年（781）十月的事。杨炎死后，就没有替他喊冤的了，这是作恶的报应。
余秋雨曾著文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小人。卢祀自不用说，杨炎是不是小人呢？诸多古代史书说是，这些著作指杨炎除了提出两税法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当然，杨炎与卢祀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极大区别。杨炎对唐朝经济复苏做出了划时代巨大贡献，世界经济史上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卢祀呢？成天只是揣摩主子意旨，内斗整人而已。
杨炎的确是罗织构陷，报复心强，有小人的品性，他的道德规范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要杀一个四朝*、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在这个案子中，最大的责任人是德宗，最后赐死刘晏的命令就是德宗下发的诏书。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向天下做个交代，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足。中国历史上两个天才的宰相理财家，就这样草草死于非命，岂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
杨炎重蹈覆辙（2）
德宗杀刘晏和杨炎，都是根据传说和虚报，这两个传说和虚报，恰好击中了德宗的痛点。这说明杨炎和卢祀这两人，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和精细的揣摩术，平地起惊雷，一发必中。同时也说明，心胸狭隘的德宗对于自己皇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敏感。唐代安史之乱中，争夺统治权之战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
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
余秋雨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大批制造着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
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捉弄着人们的命运。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唐朝中期以王叔文、王为首的永贞革新，或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一次彗星般耀眼而短促的改革。由于两位旷世文豪刘禹锡和柳宗元深深卷入，使这次改革更加令人瞩目。
毛泽东极为赞赏“二王八司马”中的柳宗元。毛泽东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
金春明著的《“*”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8月，再做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这两首诗是什么意思呢？
子厚是柳宗元的字。《封建论》是柳宗元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该文分析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家族成员分封为王，统治各地）和郡县制（中央派出官员管辖各个地区）的利弊得失，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打破周代的封建制，实施郡县制，是很大进步。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则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
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秦始皇（祖龙）虽然死了，郡县制等规制却留了下来，焚书坑儒也需重新评价。孔子仰慕周代，是开历史倒车。毛泽东劝郭沫若不要从柳宗元的立场倒退，跟着孔子颂扬实行封建制的周代。
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郭沫若为此大吃苦头。
其实，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抨击了秦始皇强迫民众服苦役的*。
由于毛泽东对柳宗元情有独钟，1971年特别批准章士钊研究柳宗元的巨著《柳文指要》出版。“*”中，除了《毛泽东选集》等少数著作外，出书审查极严。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柳文指要》“在成书过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阅修正”。《柳文指要》长达100万字，毛泽东完成此项繁难的阅校，殊为不易，这与毛泽东对柳宗元的高度关切有关。
毛泽东倾心柳宗元，自然对柳宗元积极参与的重大事件——永贞革新十分关心。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是同情和支持的。由此，“二王八司马”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禹锡在“*”中也走了红，被列为“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人物”，各种版本的刘禹锡诗文集纷纷问世。
其实，早在“*”之前，毛泽东与他的秘书田家英就多次谈论过“二王八司马”事件。流风所及，“*”中江青在天津作“评法批儒”报告时，也大谈“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江青欠缺历史知识，错把“二王八司马”的对立面韩愈也算在“八司马”里了。
“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是一场非正常的运动。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有他的复杂的政治意图。柳宗元和刘禹锡被抬出来为运动服务，也并非这两位先贤的意愿，这些都不在本文议论范围。此处引证这段历史，不过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对一般人感觉冷僻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投入了长期关注，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影响。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余秋雨散文《柳侯祠》的开头写道：“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
梦中的荒芜生态和灰黯色彩，正是“二王八司马”结局的写照。
余秋雨梦醒，参观柳侯祠，接着著文描写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贬官湖南永州和广西柳州，“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构建”。
正是在柳州，柳宗元低吟着“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以47岁壮年，郁郁而终。
打开《刘禹锡集》看看，“一坐飞语，废锢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的句子，比比皆是。
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的名流如韩愈、白居易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永贞革新。唐代作家李谅创作的传奇《辛公平上仙》，则影射了支持改革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一事，可见当时此事影响之大。
可惜，对这一重大改革事件，历来研究不足而非议不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著作，对“二王八司马”均持贬斥态度，乃至目为“邪党”。
古人局限自不必论，近来有人说“二王八司马”事件“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还有人把王叔文推进改革说成是“秘书干政”，多此一举。理由是：“王叔文职务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担负这么重大的革新使命，自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失败也就理所当然。”
假如这种逻辑成立，那么同样是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宋代，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发动改革为什么也会失败？而唐代诸多太监连翰林学士这个名分都没有，废立7个皇帝都能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唐两个奇人
王叔文（735～806）和王（？～805）堪称唐朝一对奇人。
两人都是浙江人。王是杭州人，唐德宗李适（742～805）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派去教太子李诵（761～806）写字。至今，一些文物拍卖会还有王的书法传世。王叔文是绍兴人，原任苏州司功（苏州地区辅佐官员），下得一手好棋，经人推荐进入东宫，教李诵下棋。
恰好，李诵也爱琴棋书画，师生相得益彰，其乐融融。
王这个人，《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长得丑，但他心思活络，幽默诙谐，喜好杂耍，颇讨李诵喜欢。
王叔文是整天蹙着眉头，庄重严肃，智谋突出。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说王叔文“能以口辩移人”，口才极佳。
二王性格恰好互补。王常常哄太子玩，而王叔文则“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李诵与王处得最亲热，对王叔文更敬重。
因缘际会的是，二王心思很大。两人不但洞彻时局，而且颇有文武谋略。特别是王叔文，政治才能更为突出。李诵对父亲种种作为也很不以为然——德宗心胸狭仄，贪婪成性，重用宦官，纵容藩镇，加重了唐朝危机。对此，40多岁的李诵忧心如焚。
就身边事而言，李诵最难过的是宫市和五坊小儿等弊政。
宫市是皇宫采购，宦官买东西不按规矩付款，少付多拿。后来，连少付也不愿意付了。宦官们干脆在长安东西两市安排了几百名白望。所谓白望，就是站在市场上左右张望，见到好东西就说皇宫需要，白白拿走。白望就是白拿。还有许多小偷窃贼也扮成“白望”，真假莫辨。因此，东西两市的店家们见到“白望”出动，吓得纷纷闭门谢市，长安日渐萧条了。
与刘禹锡同岁的白居易实在气不过，曾冒风险写了《卖炭翁》一诗揭露宫市黑幕，沉痛至极。这首诗多年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读者想必对宫市已经有所了解。
五坊则是饲养5种动物的地方，称为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这是宫中专门捕捉动物供皇家玩乐的处所。五坊小儿（唐朝对宫中服役的人多称为小儿）简直就是一批流氓，倚仗皇宫权势，故意将网张在人家门口或者井口。有人走近，就诬称惊动了朝廷需要的鸟雀，一阵痛打，直至拿钱来才肯罢休。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五坊小儿没事到外边闲逛，进饭馆吃饭不给钱。不但不给钱�